近十年女性主义出版简史

在过去的大约10年间，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是最受关注的社会潮流与文化潮流。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的一份调查，有61%的美国女性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其中18岁到29岁高达68%，65岁以上（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主角）达64%。女性主义的力量已不可忽视。

本文着重介绍近10年间女性主义在出版领域的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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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通常人们用波浪理论（Wave Principle）谈论女性主义那样，意大利作家珍妮弗·圭拉（Jennifer Guerra）将2013年至今的风潮归类为第四波女性主义。她敏锐地观察到，第四波女性主义呈现出横向性的特征，即女性主义不再是激进主义的专利，它变成了某种通用物，并被名人们拿来使用。

这类似于萨拉·巴尼特-韦泽所命名的“大众女性主义”（popular feminism），即女性主义者们自发地组建了某种社区。与此同时，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大规模地传播、构建着女性主义网络，它们替代了1960年代的小型出版社、1990年代的杂志。圭拉来自文化萧条、宗教氛围浓郁的省份，她对朋克音乐的迷恋，促使她成长为女性主义者。

2017年1月，结束时尚杂志的实习生涯后，圭拉入职刚成立不久的Freeda。Freeda是瞄准千禧女性群体的社交媒体，圭拉加入的时候，Freeda正在加速扩大影响力。2018年年中A轮融资后，Freeda开启了国际化的步伐。Freeda由詹路易吉·卡索莱创办，后者与贝卢斯科尼家族过从甚密。

2017年，Freeda在意大利变成了女性主义聚集发声与交流的平台，有时候会被诟病为“极端主义”，而圭拉正在米兰大学从文学升入传播学，渴望成为作家。在《女性主义不是品牌》中，圭拉以严肃的笔触总结第四波女性主义的种种状况与特征之余，不忘回归女性主义“本态”，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女性主义是一种飞跃，一次皈依，一簇转介”。

“如果我渴望成为圣人，我会去成为一名修女，而不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欲望，我并未因此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女性主义教会了我除了纯粹的艰苦奋斗，还有更多的意义。女性主义者也会每周挑一晚上做一只紫红色胸针送给路人，会在新书发布后宿醉……女性主义不是比较谁最能让自己感到羞耻，也不是排斥那些行为恶劣或者不符合道德完美标准的人。女性主义是一种庆典，是孤独的反面。”

在《女性主义不是品牌》之前，圭拉写作了3本书，都可以归类在女性主义范畴。同时，她还在帕多瓦大学读哲学博士。自2018年起，圭拉一直在为THE VISION撰写介于通讯与评论之间的文章，主题包括波伏娃、反乌托邦小说、《伊斯坦布尔公约》（又称《欧洲委员会防止和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和家庭暴力公约》）以及最低工资（对女性权益的保护）等。

像圭拉一样，世界各地的人们，尤其是女性主义者一直在给时下的浪潮寻求新的解释框架与表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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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女性主义著作与文献相继翻译成中文，女性主义出版可谓蔚为壮观。观念的女性主义，取代了“类观念”的女性（比如女作家这样的归类），第一次成为了人们阅读和认知女性主义种种的核心。在此之前，女性主义只是零星存在，比如《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1992年）。而这些著作与文献，大多诞生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亲历者及其继承人。

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是其中重要的一位。2008年，科尔托纳研讨会主题为“性别与公民身份：平等与差异之间的新旧困境”，弗雷泽发表了题名为《女性主义与历史的狡诈》的演讲。

在这篇演讲里，弗雷泽总结了第二波女性主义的遗产与教训。弗雷泽将女性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并提，并认为第二波女性主义拒绝了经济主义（Economism）、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国家主义（Étatism），但仍保有西方秘契主义（Westphalianism）的色彩。

重要的是，第二波女性主义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拒绝并不完全，比如，她们没有怀疑过分配正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给女性解放以核心地位；她们并没有大刀阔斧地改变家庭工资的男性中心主义；她们没有质疑过强的政治机构与经济机构的必要性。

概言之，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努力与强调“涓滴效应”（trickle down）、“个人责任”的新自由主义捆绑在了一起。最后，随着女性主义被建制化，一切都破产了，正如人们所见证的，女性主义甚至浪漫化了自己，她们把自己涂抹为女强人（girlboss）或者“受害人”。但是女强人为数不多，“受害人”不可尽数。

骑墙派的时代已成历史，钦齐亚·阿鲁扎、蒂蒂·巴塔查里亚、弗雷泽在2017年女性大游行前夕发表了宣言《为了99%民众的女性主义：一份宣言》（Feminism for the 99%: A Manifesto）。据称，99%的说法受启发于稍早前始于阿根廷、蔓延到拉美各国的“不再有死亡”（Ni una menos， #NiUnaMenos）运动，后者取自苏珊娜·查韦斯的名言与事迹。99%指的是那些在失业、破产、家庭和国家暴力、生态灾难中被牺牲的人。

《为了99%民众的女性主义：一份宣言》

[意]钦西亚·阿鲁萨 [美]提泰·巴塔查理亚 [美]南希·弗雷泽 | 著

树林Peng Yu 匡红 等 | 译

星语者文化出版社

2023年7月

弗雷泽们批评以前Facebook首席运营官（2008-2022年）谢丽尔·桑德伯格为代表的企业女性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并寻求替代它的方案。“新自由主义的福音宣扬自我所有权，实际上是鼓励女性取悦男性，以典型资本主义下特许的方式，赋予男性满足一己之欲的特权。”宣言写道，“为了99%民众的女性主义拒绝资本主义为我们构造的零和游戏框架，我们旨在将现存和将来的运动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基础广泛的全球反抗运动。我们怀着同是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愿景，并承诺担起创造未来的重任。”

稍早前，希拉里·克林顿总统大选失败，使很多人清醒了过来，人们发现自第二波女性主义建立与巩固的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家务有偿运动”（Wages for Housework Campaign）等一一崩溃了。宣言为99%的人指出了希望所在，“新的女性主义浪潮很有可能克服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之间顽固而分裂的对立——它拒绝将其抗争局限于任何单一领城，并揭露工作场所和私人生活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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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的《我们都应该做女性主义者》（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是第四波女性主义的第一份重要文献。这是2012年12月阿迪契在TEDx尤斯顿年会上发表的演讲。阿迪契穿着时尚，站在红色的舞台与幕布的中央，向累计数十亿观众宣读“圣谕”：人类进化了，但关于性别的认识却没怎么进化。

《我们都应该做女性主义者》

[尼日利亚]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 著

陈星| 译

译林出版社

2024年3月

阿迪契第一次被命名为女性主义者，是在1990年代，那并不是一个优雅的、惯常的称呼。阿迪契感受到了这个词承载着太多“沉重、负面的成见”。《紫木槿》出版并畅销后，阿迪契一次又一次被这么称呼，她不断校定着自己的身份，其结果就是它的前缀加得超级长，“不讨厌男人并且喜欢为了自己而非男人涂珠光唇膏穿高跟鞋的快乐的非洲女性主义者”。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是人们理解阿迪契的起点。在非洲与非洲裔，或者全球南方的领域内，女性主义之路纵横交错、崎岖不平。通常情况下，习俗或文化将男性与女性分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通常是女性品德），前者伤害了部分男性，后者几乎伤害了所有女性。

女性总是被教育要收敛，要伏低做小。长大后，女性难以光明正大地承认自己的欲望，或者假装欲望是门艺术。在爱情、婚姻关系中，女性往往是妥协和放弃的一方：丢下工作、事业与梦想。最后，女性几乎时时刻刻都要面对这样的悖论——她唯一的力量与武器变成了男性欲望，这个逻辑纽带和被男性们写下的法律与历史一样，束缚了几乎每个女性。

阿迪契对于女性主义者的定义是，一位会说“没错，现今的性别文化有问题，而我们必须解决它，我们必须做得更好”的男性或女性，比如她那个曾经逃婚的曾祖母。在时下的中国语境中，女性主义更类似于阿迪契的女性主义，它相当温和、规矩，但也面临着不同世代与境遇所赋予的重重压力。

单纯根据阿迪契的作品，人们会认为她过于保守，但毫无疑问，她的方式更新了原有的家庭规则。后来，她给孩子们写信，给出了她的女性主义法则与建议。

她的建议简约但直击要害。比如建议4：要留心“伪女性主义”的危害，它认为女性平等是有条件的。建议8：不要把讨人喜欢这件事放在心上，让自己变得讨人喜欢并不是女性的职责，要做的是成就完整的自我，真诚并尊重他人平等权利的自我。建议15：让差异成为寻常的事，让差异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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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马丁·帕日、科琳·皮埃尔创立的“微型”出版社monstrograph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我，厌男》（Moi les hommes， je les déteste），按照惯例，印数相当小，只有450本。

《我，厌男》

[法]波利娜·阿尔芒热 | 著

一千度 | 译

新星出版社

2023年7月

出版当天，monstrograph收到了性别平等与多样性部职员拉尔夫·祖梅利的诉讼威胁，此举引发了“史翠珊效应”，即有人要取消某物，某物反而火爆了，首印很快便销售一空，预售在两周内攀升至2000余册。庞大的阅读需求，使monstrograph措手不及，最终门槛出版社接受了《我，厌男》并予以重版。之后，《我，厌男》成了全球畅销品。

作者波利娜·阿尔芒热学传播学，2018年毕业后担任自由撰稿人。阿尔芒热开设了自己的个人博客，吸引了一小群稳定的粉丝，借助付费或众筹平台Tipeee勉强维生，《我，厌男》最早的版本便是2019年的一则博客文章。

“问题是，一想到要以任何一种方式为男人服务，我就愤愤不已。”西尔维娅·普拉斯在《钟形罩》中的一句私语，开启了阿尔芒热愤怒的言说。“我们就身处这样一个对男人的恶习甚至罪行无比宽容的社会，男性个体并没有准备好听到这类埋怨。”阿尔芒热写道，“我们经过长期努力，才使得女性的愤怒重新得到尊重。”

阿尔芒热相当坦诚地对外界说，她厌男，厌恶一切男性，尽管她恋爱，后来结婚、怀孕。她和丈夫深爱着彼此，他们忍受着贫穷，并心怀梦想。“厌男”（misandrie）一词源自古希腊文“厌恶”（misos）、“男人”（aner）。出于“个人的就是政治的”，阿尔芒热视厌男为一种防御机制，也是一种抓住时机说“不”的方式。

厌男不同于厌女，或者说厌男与厌女并不在一个序列里。厌男厌恶的是塑造男人的社会和文化系统，厌女厌恶的是女性本身。前者指向的是“将这种压迫机制为己所用，并从中收割利益”，后者指向的是“理解系统性的压迫机制，辨认个体在系统中的位置”。

2018年10月19日，阿尔芒热进行人工流产手术。在这之前，阿尔芒热经历了月经空白、验孕、乳房酸痛，并在医院采集血样、签订流产协议。术后，她服下药丸，几个小时后，灰色的血和胚胎从她的阴道滑落到内裤里。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阿尔芒热不断回想起双腿间残留的灰色胚胎的影像，她花了很长时间哀悼，花了更长时间找回自己。

阿尔芒热发现，堕胎者的声音消音了。1975年后，堕胎在法国不再是刑事犯罪，但它并不容易获得；而在过去十余年时间里，100余家堕胎中心关闭。所以她决定写下自己的堕胎故事。幸好有很多书籍给她参考：源于1971年《343宣言》的《我堕过胎，现在很好》（J’ai avorté et je vais bien， merci）、桑德拉·维扎沃纳的《中止》（Interruption），以及安妮·艾尔诺的《记忆无非看透的一切》（L’Événement）。

在阿尔芒热堕胎的年纪，她母亲有固定的工作，有一辆车、一笔贷款、一套房子、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而阿尔芒热被困在只有两个半房间的公寓里，无法动身离开。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喜欢写作。在未来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她仍然得处理珍妮特·温特森当年的困境：“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参照的榜样，找不到任何一个既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事，还过上了正常的生活、生儿育女的女性作家。这样的人在哪儿呢？”

新自由主义之后，人们的生活和态度发生了太多变化，女性主义正从议题到文法席卷着一切，生成了新的文学景观。每10年，《格兰塔》都会推出一期英国最佳年轻小说家特辑。2023年最新一期评选出来的20位作家中，仅有4名男性。很大程度上，女性在文化塑造和文学创造中不再是边缘角色，而是比男性更为主要的角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龙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