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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1 15:17
专访金球奖最佳导演赵婷

洛杉矶时间2月28日晚,导演赵婷凭《无依之地》(Nomadland)夺得第78届金球奖(Golden Globes)最佳导演、最佳剧情片两项大奖。她是史上第二位获得最佳导演的女性导演。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ID:WSJmagazinechina),作者:赵颖,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电影《无依之地》里,美国女人芬恩在六十二岁时开着她的福特面包车,踏上了流浪之旅。对《无依之地》的导演兼编剧赵婷来说,游荡的生活从十五岁就开始了。


1998 年,北京女孩赵婷被家人送到国外留学。她读过霍格沃茨式的英国寄宿学校,上过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是否带枪的美国公立高中,在诗人艾米莉·狄更森曾经就读的女子文理学院学习政治学,最终被纽约大学的电影硕士项目录取。



赵婷学会了观察并迅速适应不同的环境。她说:“我必须让自己站在别人的角度看事情。作为外地人,无论我同不同意本地人的想法,我都得适应他们。”


为了拍摄毕业作品,赵婷独自开着一辆斯巴鲁越野车,来到了南达科达州的印第安自留地寻找素材。一次停车加油的时候,一位印第安少年骑着马到加油站的便利店买东西。在赵婷眼里,这是一副充满了电影感的画面。从此,赵婷在这片到处都是农场的土地上住了下来,与牧民和牛仔打成一片,并拍摄了两部带有纪录片风格的电影:《哥哥教我唱的歌》和《骑士》。后者在多伦多电影节上放映时吸引了奥斯卡影后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


《骑士》


“谁是克洛伊·赵?”这位曾经穿着凉拖走红毯的女演员看完《骑士》之后大声问道。她手上握着记者杰西卡·布鲁德的非虚构作品《无依之地》的改编权,正以制片人的身份寻找合适的导演和编剧。


《无依之地》讲述了一些无力负担住房的美国老年人被迫住在房车里,成为四处打零工的“房车游牧族”。布鲁德是经验丰富的记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叙事写作。她以亲身体验的方式记录了超过一百位老年“游牧者”的故事——他们大多是婴儿潮的一代,自称为“资本主义的受害者”,因为经济大萧条和过高的房价,失去了房子或工作,无法退休。美国梦破灭了,他们候鸟般随着季节的变化去往不同的目的地,只为打一份勉强糊口的零工。秋天去内布拉斯加州收割甜菜,圣诞季则在亚马逊的仓库里日夜不停地打包快递。



在麦克多蒙德看来,赵婷在《骑士》里展现的纪实风格十分符合《无依之地》这样一部非虚构作品。更巧的是,赵婷本人也经常像“游牧族”那样开车上路。


“每次在西部的荒野上,我都感触很深。比如看到一朵乌云飘过来,那些看起来很重要的问题都不是事儿了,因为我得先找个地方躲一躲。”赵婷说,“我觉得我们被保护得离自然太远了,所以就容易不开心,有很多心理问题。” 


在路上的时候,赵婷经常在早上五点半从车上醒来,走到公路边,看大卡车来来往往。她意识到,人们不断来去,正是生活无常的体现。


《哥哥教我唱的歌》


从第一部作品开始,赵婷就在探讨如何面对这种无常,并重新定义自己。《哥哥教我唱的歌》里,一个印第安少年不知道是否该留在印第安自留地,还是去一心向往的大城市洛杉矶。第二部电影《骑士》里,以驯马为生的印第安牛仔,在意外中头部严重受伤,再也不能骑马。《无依之地》中,女主角芬恩的丈夫因病去世,丈夫工作了一辈子的工厂倒闭,由公司提供的住房也被收走,以工厂为支柱的小镇成了鬼城,犹如美国版切尔诺贝利。


拍完《无依之地》,赵婷三十七岁。游荡了二十多年,她终于拍了一部关于游荡的电影。



拍完《无依之地》,麦克多蒙欣赏赵婷处理电影中角色情绪的能力,认为她“在细腻与多愁善感之间界限分明”。但这不代表赵婷在日常沟通上游刃有余。


今年二月,得知《无依之地》获得第 78 届金球奖最佳导演、最佳电影和最佳编剧提名的时候,赵婷没有兴奋,而是面对手机里的表情包发起了愁。因为新冠疫情,包括金球奖在内的许多电影奖项都取消了现场活动,改为线上公布。赵婷睡了一觉,起来便收到公关的关于提名的短信。“该用哪个表情回复啊?”她怕不小心发错,会得罪人。



从拍摄第一部电影开始,赵婷就选择性地和现代社会带来人情事故与焦虑保持着一定距离。这种距离感在她的电影里充分表达了出来。她让镜头跟着角色探索自然。南达科达州的平原、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加州旧金山附近岑天的红树林都成了电影里,芬恩独自漫步的地方。


“当你在一片广袤的大地上看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显得特别小,特别无助,这时候你就会意识到所谓的自我不过是沧海一粟。现代社会让人觉得自己很特别,不会让人觉得自己只是时间和空间上的一个小点。”赵婷说。


原著作者布鲁德很欣赏赵婷对人物和自然的关系的处理。布鲁德的母亲在少女时曾离家出走——从位于东海岸的新泽西州出发,横跨美国,去往西海岸的加州。长大后,布鲁德寻着母亲的足迹来到了加州腹地的荒漠。“那里的一切都很大。只有真正身处在大自然中,你才会觉得自己是地图上的蚂蚁,”布鲁德说。 



赵婷始终我行我素。无论是拍摄宣传照还是接受采访,她总是素面朝天,快五年没剪过的长发有时随意披着。新冠疫情让网络会议软件 Zoom 成了日常。Zoom 里的赵婷身后要么有一只矮柜,要么有一张床,让她看起来更像一个在宿舍里上网课的学生。


“要坚持做自己就必须放弃一些东西,包括机会。”赵婷拒绝过一些不合适的项目,她的下一部作品是漫威电影《永恒族》,由安吉丽娜·朱莉、参演过《权利的游戏》的理查德·麦登和华裔女演员陈静主演。



一个独立电影导演,为什么会接拍漫威电影?赵婷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因为她从小喜欢漫画。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正是日本漫画风靡的时候。还是初中生的赵婷把漫画书藏在课本下面,偷偷在课上看。《幽游白书》是她的《圣经》,至今随身携带。拍摄《无依之地》时,她的房车名叫“阿基拉(Akira)”,来自《灌篮高手》里,陵南高中篮球队的仙道彰(Akira Sendoh)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空间,去发现除去各种身份之外,自己到底是谁。”赵婷说,“我现在的身份是电影人,但这个身份也可能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2020 年就像一场全球版的《无依之地》,”赵婷说,“我们一下子失去了许多习以为常的东西。”


因为失去了一切,对于剧中的“游牧族”而言,开车上路不仅是一场地理上的漫游,更是一次重新定义自我的新生之旅。


在某种程度上,赵婷也经历过类似的新生。


筹备拍摄《哥哥教我唱的歌》时,赵婷的家遭了贼。小偷走了现金、设备,以及对她最为重要的东西——存有剧本和前期素材的移动硬盘。由于赵婷家里本来也乱七八糟的,出警的警察甚至没有对她表示多少同情。


失去了一个电影创作者最重要的两样东西:钱和故事,赵婷却觉得自己在心理上摆脱了压力与束缚,成了一个自由的人。她找来摄制组的三个核心成员商量下一步,重新找钱,重写剧本。最终,《哥哥教我唱的歌》在五万美金的预算下完成了。


《哥哥教我唱的歌》


从此,赵婷学会了在有限的条件下完成作品。她把故事聚焦在人物的一小段经历上,时间跨度小,故事弧度狭窄,由非专业演员扮演自己。通过训练,这些非专业演员在表演上的完成度与专业演员不相上下。


《骑士》的男主角布雷迪是一个真正的牛仔,曾经在一次驯马比赛中头部受伤,被医生告知再也无法骑马。


和赵婷聊天的时候,布雷迪讲起一匹叫阿波罗的马,受了重伤不得不被提前结束了生命。“在我们这里,如果动物受了像我这样的伤,就得去死。我活着只是因为我是人,这理由不算充分。”布雷迪说,“我相信上帝给了每个人一个目的。如果我不能做自己生来就该做的事情,那我就不能成为自己。”赵婷立即掏出笔记本,开始记录布雷迪的话,继而写出了《骑士》的故事。


《骑士》


包括赵婷在内,《骑士》的摄制组一共只有五个人。全片没有一个专业演员,所有角色都由普通人本色出演,包括布雷迪患有自闭症的妹妹。有时候,演员有要紧事,比如参加葬礼或者去上班,不能配合拍摄,赵婷就不得不改写或者重写剧本。   


最终,只花了八万美元的《骑士》传递出了一个非常不好莱坞的信息,布雷迪接受了再也无法骑马的事实,开始在超市里打工。英雄失去了超能力,变回了普通人。    



赵婷电影中出现的印第安人和老年“游牧族”都是弱势并复杂的边缘群体。在阶级与种族深度割裂,身份政治愈发强势的美国社会,无论文学、新闻还是电影,都难以避免地被期望能帮助边缘群体表达观点的媒介。


赵婷却在作品里淡化了边缘群体所遭遇的社会问题。她更愿意注重人物的内心。这多少与她在印第安自留地生活的经历有关。作为美国社会的少数族裔与边缘群体,自留地上的印第安人已经习惯了被主流社会符号化。每年都有媒体来上一两次,问一些常规的问题,人们也懂得如何给出媒体想要的回答。



赵婷不想这样。她想从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去了解自留地上的印第安人,想知道他们喜欢哪只球队,晚饭打算吃点什么。这让她顺利地融入和当地并获得了人们的信任。《骑士》的主角布雷迪说:“当她向我们完全敞开时,我们也向她完全敞开。”


但是,这种从大背景中抽离开来的个人化叙事也导致了批评。给《哥哥教我唱的歌》做宣传时,赵婷参加过一档电台节目。一个女观众打电话进来,向她列举印第安自留地上的种种社会问题,花了整整三分钟。列完之后,她质问赵婷:“你为什么没有拍这些?”


《无依之地》也面临着类似的评价。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的一篇评论文章写道:“电影褒奖了工人阶级,却没有让工人阶级展示自我;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芬恩的视角去看他们。而芬恩就是麦克多蒙德本人,她是主演,也是电影明星。”



布鲁德却认为,赵婷以异乡人的身份捕捉到了本地人难以观察到的诗意和微妙。即使在漂泊的过程中,“游牧族”依然会欣赏广袤的大地与温暖的暮色。“这些是身在其中的人很难观察到的。”布鲁德说。


采访结束后,布鲁德特意给《出色WSJ.》记者发来一段美国导演布茨·赖利的话:“艺术从本质上是政治化的,因为艺术在表达观点,是艺术家本人对现实与重要事件的理解。布鲁德在邮件里写道:“所以,《无依之地》这样一部电影,也应该是政治化的,这和灌输观点是不同的。”


在赵婷看来,电影的目的是沟通,从镜头对准一个人或者一个东西开始,拍摄者就在发表意见了。因此,她也欢迎不同的声音,“我不希望电影结束后,一群观点相同的人起身为我鼓掌。”


《无依之地》国内定档 4 月 23 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ID:WSJmagazin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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