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间休息15分钟，中小学生更松弛？

开学之前，收到“新学期课间休息时间从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的学校通知时，陈薇深深松了一口气。

上周她刚从眼科医院拿到孩子的视力检查报告，医生脸色严肃地告诉她，孩子目前的远视储备已经不多（一种儿童视力发育的正常现象，可以延缓近视），需要严格控制用眼频次，保证每天有足够的户外时间。否则，低龄近视儿童的度数会因为眼球尚未发育完成而迅速增长，极易成为高度近视患者。

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江苏、广东、海南等多个省份中小学开始实施一项新政策，将课间休息时间从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以及保证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继去年秋季学期北京、福建等地推行“15分钟课间休息”后，推行相关政策的省市再一次扩大。

这项调整，源自近年来一些学校出现的学生“课间不出教室”现象——由于休息时间短、有安全顾虑等原因，学生们无法在课间出教室自由活动，“将课间10分钟还给孩子”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心声。

家长们最直接的焦虑来源，仍然是那个困扰中国青少年多年的问题——近视。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其中小学生近视率为53.6%（城市58.2%/农村47.3%），初中生近视率为71.1%，高中生近视率80.5%。中国学生的近视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眼科专家指出，每日户外活动不足2小时的学生群体，近视发生率比达标群体高出47%。

家长们的近视焦虑，多5分钟还不够

“你家孩子近视了吗？”

这话题无论何时提起，都能让安静的微信家长群热闹起来。家长们聊起大路灯、离焦镜、OK镜，谈论起眼轴和远视储备，这些都是近视儿童家长才能读懂的“暗号”。

阿里健康等单位发布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白皮书》调研显示，约65%的父母在孩子已经达到轻度近视才开始采取防控措施。家里学生专用的“大路灯”，书桌前夹着一个学生坐姿矫正器，桌上放着离焦镜的眼镜盒，一瓶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书包侧袋插着的叶黄素软糖，构成当代中国家庭特有的近视防控装备体系。

陈薇对女儿近视的焦虑刚减轻不久，新的问题又来了。有一天她在和女儿雨涵闲聊时，女儿说她的好朋友可可利用课间15分钟写作业，并表示“班上好多同学都是这么做的”。

这让陈薇大吃一惊，在她看来这些孩子未免有些过于“卷”了。她要求雨涵课间15分钟必须离开教室，去户外运动。但雨涵又表示，课间时间延长后，老师拖堂的时间也延长了。下课铃响后，老师的口头禅已经从“我再讲两句”变成了“我再讲十分钟”。

张嘉欣的女儿婷婷今年十岁，才刚刚小学三年级，目前已近视300度，并且度数还在逐年上涨。遵照眼科医生叮嘱，张嘉欣每隔半年就要带孩子去眼科检查视力。

由于无法完全信任学校能保证孩子每天两小时的户外时间，张嘉欣把婷婷这学期的延时课几乎全部改为了运动型的兴趣班，只保留了周一的书法班。从周二到周五下课后，婷婷分别需要上中国舞、花样跳绳、羽毛球和篮球课。

在张嘉欣的计算下，“这样户外时间总该是够的”。然而现实很快给她泼了一盆冷水——婷婷这种程度的近视儿童，一天两小时户外时间已经远远不够，眼科医生的建议是“4～6小时”，如果周一至周五无法做到，周末也要把户外时间累计补上。

这让张嘉欣又陷入了两难：“但是这样一来，学习时间怎么办？”

因为近视发现得晚，婷婷有一段时间看不清楚黑板，跟不上课堂进度，成绩也一落千丈。张嘉欣陷入了“保学习”还是“保户外”的两难中。她说：“当代家长要焦虑的问题太多了，不仅仅是孩子近视本身，可能还包括课间时长的改变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如升学、考试等。”

另外，家长可能还有其他担忧，比如因为学业压力大，课后用眼时间仍然很长，课间15分钟本来也只是杯水车薪，可能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

闺蜜给张嘉欣出了主意：“我家孩子边跳绳边听英语，运动学习两不误。”说着她拿出了用DeepSeek给孩子定制的《每周护眼计划》，表格里精确到分钟的日程：7:30～7:45远眺绿植，17:00～17:40羽毛球……最后一栏“放学后”却被红笔涂改过——原本的“英语阅读”变成了“户外英语角”。

课间安全教育下，老师和学生都放不开

虽然课间时间的延长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休息和活动机会，但同时也给班主任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确保学生安全方面。

“安静的课间”并非新问题。早在2019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908名中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7.2%的受访家长称身边中小学“安静的课间10分钟”现象普遍，且在小学中最为突出。

有的学校禁止学生在课间嬉戏打闹，一旦发现会扣班级分数、扣老师绩效。作为打工人，老师也只能尽量让学生留在教室，避免在活动时出任何意外。班主任还要不断强调安全规则和预防措施，以确保学生了解如何在活动中保护自己和他人，尤其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

“其实我们比家长更清楚孩子需要活动。”江苏省某小学班主任王莉说：“但在更长的课间时间内，学生可能会进行更多样化的活动，这可能会增加发生紧急情况的风险，如摔倒、打架等，安全事故的责任最终将落到班主任上。”

王莉所带的三年级位于教学楼“事故高发区”——楼梯转角、洗手间与饮水机的三角地带。王莉手机里存着17段家长投诉录音，既有“孩子课间没时间上厕所”，也有“教师课间监管不力导致受伤”，还有的家长向学校递交《强化课间安全管理倡议》，表示“宁可近视也不能摔成残疾，请老师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规定”。

去年，王莉所在的学校还曾因两起追逐磕碰事故被家长举报到教育局，因为事故造成学生骨折，班主任也被追责。“学期评优没了，绩效奖金还要扣发10%。”

作为班主任，课间安全问题往往首当其责，需要准备好应对这些突发状况。在政策与现实的夹缝中，更多教育者选择柔性应对。王莉说：“学生在学校出现任何磕碰，老师都难逃干系。几乎每个班主任都经历过处理学生问题到半夜的情况。现在我必须保持防御姿态站立执勤，并且用严厉的眼神警告每一个跑得太快的学生。”

为了应对延长后的课间15分钟，有的学校开会探讨实行“网格化”责任体系，例如各班走廊划分若干个安全网格，由轮班老师完成巡查；也有人建议用上高科技监控，实时监测分贝值，超过70dB自动推送警告；或者教学生课间做眼保健操。

15分钟的快乐

王莉曾给同学们布置一份语文作业，请学生谈谈对于课间延长到15分钟的感受。其中一个孩子在作业本上写道：“15分钟的快乐，既要塞进阳光、欢笑，又不能噎住喉咙。”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王莉，80后的她想起自己学生时代的课间，跳皮筋、踢毽子、赛跑，同学们充满欢声笑语。而现在，当她长大成人，在相似的校园肩负起成年人的责任，看到奔跑的学生时，她会感到紧张、流汗，一股无形的心理压力笼罩着她。

王莉说：“教师的压力主要来自过高、过多的社会期待，与不合理的校园管理体制。安全教育是每天的常规，但小学生在玩耍时常常忘得一干二净，前后拉扯、追逐打闹。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老师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规划和组织课间活动。而这些非教学工作，正越来越多地挤占老师准备教学内容的时间。”

北大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在谈到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时候，也曾提到：现在比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更迫切的，是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因为他们的职业倦怠和耗竭非常严重。

许多教师都表示希望能够将原本用于监督学生课间安全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备课和教学准备中。在课间时间延长的情况下，教师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设计课程内容，准备教学材料，以及进行自我专业发展，而非承担更多行政、评估等其他任务。

在2025年上海两会上，被称为“布袋院士”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赵东元曾联合6名人大代表，建议课间时长延长到15分钟。赵东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据其调查，当前不少家长对课间15分钟是支持的态度，但部分教师对于学生的校园安全仍有顾虑。

赵东元说：“我认为面对这一问题，需要班主任来参与课间活动的整个过程，学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全力排除活动场所的安全隐患，适当增加课间活动安全监督员。此外，学校也要在课间活动形式上有创新意识，增加活动的丰富度、吸引力，充分调动教师、学生走到户外的积极性。”

在新政策的推动下，多地中小学校课间时间延长的改革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开始。然而，这一改变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思考。如何在确保学生安全的同时，让他们真正享受到课间休息的益处，是学校、教师和家长共同面临的课题。

每天下午快放学时，陈薇都会提前来到学校门口等待，远远望着女儿和同学们在排队放学。她怀念起自己读书时教室门前同学们跳绳、踢毽子、跳皮筋的热闹景象。希望这些孩子们也能放松下来，感受同样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