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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Vista看天下(ID:vistaweek),作者:李放鹿,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货拉拉事件”沸沸扬扬至今,司机周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被批准逮捕,争论却没有就此稍息。
一个想多挣点钱的司机,一个想多省点钱的女孩,在搬家过程中互相不满,阴差阳错之中,酿成了这场悲剧。
“偏航”“跳车”的信息,很容易跟之前几起女孩打车遇害的案件联想到一处。
我理解女孩在那一刻的恐惧,独自一人面对司机偏航又发生了口角,会紧张害怕再正常不过。
司机没有按路线行驶,没有理会雇主的抗议,甚至在女孩坠车后没有及时刹车,他的责任无可推脱。
没想到的是,公众讨论的结果,转向了那个女孩“不应该太斤斤计较计”“跟体力劳动者打交道就是得大方”。
话里话外,这些网友好像觉得悲剧的起因,在于她没有痛快地多付钱。

聊起搬家、维修、装修、找保姆等跟服务行业从业者打交道的过程,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
比如临时加价、能修好的东西说要换新,严重的甚至动起手来,或者受到威胁报复。
体力劳动者在大众心中的形象,为什么如此恶劣?
以至于“给点钱省得麻烦”,都成了被传承的“生活智慧”。
涉及体力劳动,雇佣者对被雇佣者天然抱有警惕,因为他们想要“伤害”你很容易。
电影《万箭穿心》的开头,就是一场雇主与搬家工人的争吵。

女主电话里谈好了一百五十块搬完,一到现场,搬家工人却以“胡同太窄”“东西太多”为由,要求加钱。
“你不加点钱,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啊。”
这样近乎“绑架”的对话,时常出现在临时建立的体力雇佣关系中。

最后让步的往往是雇佣者。
急着搬家的是你,担心物品损坏的是你,这场博弈中,你几乎没什么可以跟对方谈判的筹码。

女主的丈夫则刚好是那种有“生活智慧”的人。
不仅不会跟搬家工人吵架,还会主动派烟、请他们喝汽水。
一番客套下来,工人甚至开始同情这个男人,怎么会有个母老虎老婆。

“我出钱他们做事,天经地义。”
虽然语气凶巴巴,但女主这句话,其实才是雇佣关系的本质。
但我们面临的现实是,雇佣关系往往并没能成立。
搬家遇到临时加价的情况,从传统搬家公司发展到现在的互联网平台,都还是普遍存在。
明明是付钱购买服务,但这段雇佣关系,总是充满变数,无法受到规章、合同、标准的保护。

南方地区有句老话,得罪谁也别得罪木匠。
那时候建房子、做家具,全靠木匠一双手,他们稍微在榫卯上动点手脚,就能影响全家的生活。
迷信的人,还会害怕他们在做工时动了家里的风水,招灾致祸。
手艺人的技术壁垒,让外行无权也不敢对他们的说法置喙。
老百姓对手艺人客气,不是出于尊敬,是出于恐惧。
今时今日,手握绝技的“木匠”们逐渐消失,恐惧没有消失,它的载体变成了广泛的体力劳动者。
做服务行业的人,一边时时得到来自“高处”的同情,一边又在他们心中存留群体不堪的底色——
狡猾、难缠、不讲理、没文化、惹不起。
要防着保姆偷东西、虐待孩子,防着装修工耍心眼拖延工期,总之,跟体力劳动者接触,必须提起十二分精神。
任谁被这样时刻提防,都不会好受。在付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之后,别人的“警惕”更会加速情绪的崩溃。
可是,过来人的生活经验,闹上新闻的种种争端甚至惨案,又让人无法指责雇主的“过度提防”。


做保姆、做维修工、搬家工,这样的工作,直至今日也不算一份真正体面的“职业”。
“职业”意味着有教育标准,有行为约束,有规范的市场。
而保姆在很多人心中还是“伺候人的”;搬家工这一类,算是“下力的”。
找工作靠熟人同乡介绍,干活质量靠自学自律,没有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没有可以兜底的保障。
万般皆下品,瞧不上体力劳动的惯性思维,这么多年来并无多少改变。
雇主如此,被雇佣的人自己也是如此:“要是能读书/做生意,谁愿意来干这个活?”
#名校出身做家政#的新闻,离现实里的从业者太遥远了。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然是从小地方来、没有好学历、找不到好工作,才做了这一行。

《山城棒棒军》里的梅老坎,有一次被雇去清理下水管道。
管道问题不大,只是水池下面有点堵而已,梅老坎很快就弄好了。
但为了多挣几块钱,他把已经疏通的下水道再堵上一半,跟雇主说这个活不好弄,要加钱。
梅老坎家里有病弱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女儿,几块钱对他来说很重要。
这位雇主很善良,听说他家里困难,还找出自己孩子的旧衣服送给他。
随后,梅老坎抱着衣服和修理费离开,走到楼道处,沉默地扇了自己一巴掌。

不是每个体力劳动者都“素质低下”,爱耍心眼坑钱,甚至有些人就像梅老坎一样,真的有苦衷,有挣扎。
可在雇佣关系里,雇主没有主动去理解受雇者的义务。
任何正常的雇佣关系,都不会要求甲方有责任体谅乙方的“苦衷”。
《万箭穿心》里的女主,说好了150块钱搬完,就没有“东西这么多你不多给点都不好意思”的义务。
“货拉拉事件”里的女孩,也没有义务体谅这个司机等的时间久、这单赚的钱少。
她的行为在“正常的雇佣关系”之内,自己搬运,没有超时,付了她该付的钱。
多次询问“要不要购买搬运服务”,且提前接下一单活的货拉拉司机,并不适应这种透明、固定的交易方式。

我们曾讨论过货拉拉作为平台方的责任,录音录像设备的缺失,对司机行为的约束规范,货拉拉都不能置身事外。
在刚出现这样的互联网平台时,我们以为,它会比传统服务业提供更多的安全感。
尤其是大城市里独居的年轻人,对服务行业的江湖习惯一无所知,修个水管行情多少钱都不清楚。
不小心被讹过一次,就很难再对他们保有尊重与信任。
互联网平台的出现,被寄予这样一种期待:
受雇者的身份来历,平台已经审核过了;模糊不清的服务价格,平台已经明确拟定了;服务质量不好,可以找平台裁断。
货拉拉们,一个都没有做到。
这个案件里司机反复提起的“40分钟超时收费”,看起来明确了时长,但在司机和女孩不同的角度,意义完全不同。
对女孩来说,这40分钟是她已经购买了的时间,是属于她支配的。
对司机而言,这“40分钟免费”,是平台让他“白送”出去的,可以通过灵活操作拿回来。
劝雇主购买搬运服务,或者节省时间多做一单,都能创造更多营收。
关于这40分钟的归属,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
本以为互联网大平台的出现,可以改变行业里不规范的“江湖气”,结果那些模糊的规定,反而有意无意地迎合了“江湖气”。

一方付钱,一方干活,尊重双方的身份角色,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这是各取所需的交易。
与体力劳动者交易的时候,人们却很难有这样的共识。
从业者不被重视,又存在庞大的需求,于是交易频繁,乱象也频繁。
最常见的解决方式,还是“找熟人”——老家介绍来的保姆,朋友推荐的熟练工,就图个“知根知底”。
一位朋友告诉我,逢年过节,他总是要给家里带孩子的保姆额外一份红包。
人是亲戚介绍来的,薪水给的不算低了,但他如果不额外加,总是心里不安,既担心孩子,又担心跟亲戚的关系。
而且这个节日给了,下个节日就得照例给,不然怕人家觉得他心里有意见。
接受“熟人”模式带来的丁点安全感,同时让渡出去的,是碍于人情不能提出的种种要求。
不管是劳动者还是雇佣者,都只能在暗处进行心理博弈。
想要在博弈中寻求安全感,建立健全平等的雇佣关系,实在不太可能。

没有规范的市场,靠熟人处处掣肘,靠平台也只能碰运气。
用悲剧倒推行业进步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是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困局,还是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解决?
“防这防那”的警惕教育,只针对有可能受害的人进行,无法触及到矛盾的核心——安全感和契约精神。
去年,韩国的“女子维修队”被视为一种不错的解决方式,但这只解决了其中一个群体的其中一类需求。

想让悲剧发生的可能降到最低,要做的第一步,也许是承认体力劳动者的“职业性”。
保姆、搬家、开车、维修,成为一份体面的职业,拥有白纸黑字写清楚的薪水、保险,也必须遵守这份职业的制度和规则。
“职业培训”的过程,应该在雇主与被雇佣者接触之前,就已经由平台和相关部门完成。
就像孩子要上完学再去找工作一样,合法合规,天经地义。

泡在混沌的江湖里太久,人人筋疲力竭互相提防,可总会有防不住的时候。
每一次悲剧的发生,又让彼此对立防备的情绪更加恶化。
出事了,揪出一个罪人,如果还有下一次呢?那就揪出下一个罪人。
现实世界不是武侠小说,没有规矩的江湖,就是泥潭,一不小心就得陷在里面脱层皮。
或许只有跳出这片泥潭,才能发现原来世界不是只有“江湖”这一种存在的形式。
酿成悲剧的货拉拉,已必须成为第一个跳出来的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Vista看天下(ID:vistaweek),作者:李放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