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基层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石》，作者：吕德文，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市场竞争和职业选择前所未有地开放，中国农村阶层状况出现两个主要特征。

一方面，中国长期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使得农业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再是制造阶层分化的理由，严重的阶层对立已无可能。这也意味着，当前的农民阶层分化基本建立在按劳分配基础上，农民阶层有分化却并不固化。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成为催生农民阶层分化的核心动力，农民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分化。在农业社会中，阶层固化但也相对简单清晰，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既指土地占有状况，也指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阶层分化建立在其市场竞争能力基础之上，农民阶层分化更为复杂、 模糊。大体而言，当前农村阶层包括几个农民群体：农民企业家、进城户、半工半耕户、种粮大户、弱势农民。

其中，农民企业家和进城户都是改革开放后积极投入市场经济大潮，并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农民阶层。这些群体基本都不居住在农村，但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生产活动、社会关系乃至人生价值归宿，都保留在村庄。

而半工半耕户和种粮大户则是当前农村数量最庞大的阶层。他们受益于市场化改革，收入多元且较为稳定，但基本上还是脱离不了土地，家庭再生产也保留在村庄。而弱势农民则指那些因天灾人祸而不得不留在村庄以农为生的人群，农村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提供较为完整的社会支持网络。

当前农村基本上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弹性结构，各阶层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生产生活都完全在农村的种粮大户（或兼业农户），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坚农民”，他们往往担任村组干部，为弱势农民（小农）提供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中坚农民 + 小农”构筑了当前农村的超稳定结构。

一部分农民企业家和进城户因热心家乡公益，成为“乡贤”，他们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而数量庞大的半工半耕户，进则成进城户，退则成“中坚农民”，两种结果都不算差，也都从不同维度维持了当前农村的基本结构。可见，这些农民阶层都是不稳定的，他们之间的界限也较为模糊，社会阶层流动是顺畅的，但他们所构筑的农村阶层结构却稳定、 有序且富有弹性。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农村出现了两类特殊群体——土地食利者阶层和边缘人群，他们很可能对当下较为合理的农村阶层结构造成冲击。在市场化和城镇化推动下，一些占据较好区位的农户通过征地拆迁获得巨额补偿，部分拆迁户事实上成为不事生产而依靠地租生活的食利者阶层。

而一些人在巨额利益的刺激下，不惜充当“钉子户”侵蚀集体利益，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灰色利益，从而成为被社区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人群。这两部分农民群体的社会显示度极高，拉大了农村贫富分化，使得农民阶层分化充满异数。

农民阶层分化与农村社会稳定、 农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重大农村政策调整要考虑能否维持一个稳定而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必须保护集体和大多数农民利益，抑制边缘人群崛起；涉农政策必须向种粮农民倾斜，而非制造一个危及农村基本秩序的土地食利者阶层。

二

2019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发挥“三农”压舱石作用，为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当前，我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三农”压舱石能否起到积极作用，关系到我们能否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笔者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再加上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实施，可以对农村蓄水池作用抱有更大信心。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沿海一些外向型企业面临困难，全社会都比较担心是否会出现大规模农民工失业，引发经济和社会问题。事实证明，尽管当时有 2000 万农民工返乡，但并未引起太多问题。中央通过综合政策杠杆化“危”为“机”，进一步强化了农村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功能。

富有弹性的城乡二元体制至今仍是“三农”压舱石的制度基础。在宏观上，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已经越来越通畅。一方面，农民进城务工、生活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制度障碍，大多数农民都可以从市场上分享城市化的红利；另一方面，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体制机制正在逐渐完善，城市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正在有序地进入农村。

如今，很多农村地区也成为电商、 民宿等新业态的热土，农村是片大有可为的天地。在微观上，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体系，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绝大多数农民家庭实行“一家两制”，年轻人在城市务工，老人小孩在农村务农并完成家庭再生产。家庭内部有两个生产和生活单位，却通过强有力的代际关系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农民家庭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自新世纪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三农”压舱石的作用正在逐渐显现。从农业上看，我国通过农业保护等制度，仍保持了较高的粮食自给率，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尤其重要的是，我国通过灵活的土地经营制度，最大限度地挖掘了农业劳动力，为市场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农副产品。从农民角度看，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保障制度已经实现全覆盖，且保障水平在不断提高。假以时日，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并不是很大的难事。

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对战胜各种经济社会风险是有信心的。从农村看，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当前，国家正在加快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实现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护。这意味着，农村必将是一个生活宜居之地。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极有远见的举措。路线定了，关键就是落实。非常让人期待的是，一些地区在探索乡村振兴之路时，已经在主动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了正确的方向和制度基础，有了各地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奋斗精神，再加上中国农民勤劳乐观的优良传统，必定会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解决眼前的风险挑战。

我们认为，乡村振兴的本质是要走一条与西方不一样的城乡发展之路，要避免“城市兴、乡村衰”的结果，建立城乡融合发展、共同繁荣之路。

说到底，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仅需要有城市这个发展的火车头，也要有农村这个稳定器和蓄水池，富有弹性的城乡二元体制只能完善，而不能消除。唯如此，才能在面临各种风险挑战时进退自如。

三

2019 年 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与各位代表深入交流，就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重要论述，为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鼓舞干劲。如何理解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讲话？

笔者认为，应该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交汇点这一背景来认识。

农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2020 年，中国将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一历史时刻，脱贫攻坚和小康建设事业大有作为。

到目前为止，中国城市化率达到 60% 左右。这意味着，中国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要维持较高水平城市化速度，同时也意味着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将留在农村。其中主要包括三个群体。

一是暂时无法进城的农民。这部分农民往往因为家庭发展能力不足，成为困难群体，只能以基本的农业收入和社会保障政策来维持生活。对他们而言，农村是家园，是保障，更是发展希望所在。二是那些并不缺乏发展能力，只是因为家中有老人、小孩，必须在农村完成人口再生产的农民。他们往往可以通过土地流转、 从事兼职，甚至担任村干部等工作，获得并不亚于城市务工者的收入。

对他们而言，农村是发展机会，构成了“可进可退”的弹性空间。三是已经在城市创业成功，有一定经济和技术基础的返乡创业者。在一些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农村是一片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创业热土；尤其是在新技术革命驱动下，一些年轻人开始愿意返乡创业。对这部分农民来说，农村已经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

乡村振兴是一项大有可为的事业。到 2035 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乡村也将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当前，农村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已经大为改善，甚至互联网、快递等也将全面覆盖。农民也享受了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可以说，中国城乡关系已经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农业和农村将享受越来越多的城市化、工业化红利，城乡融合发展有了坚实基础。

可以预见，留守在农村的农民将获得更好照顾，他们不仅可以获得基本生活保障，还可以在当地社会环境中维持体面的生活。那些可进可退的农民，或许已实现就地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既可以在农村大展宏图，也可以在城市获得较好的生活。而对于返乡创业者而言，农村农业市场空间更为巨大。

“三农”是中国现代化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2018 年秋分，在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亿万农民祝贺中国农民丰收节时强调，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对中国而言，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对广大干部群众而言，新时代的中国农村充满希望，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内容简介：这本书全面呈现基层中国社会变迁，深度解析基层治理复杂性。内容涵盖对“三农”问题、美好生活、脱贫攻坚、基层秩序、基层减负、干部担当、治理现代化等热点难点问题的观察和解释。对于关心基层之大变局，想要深度认识中国的读者来说，本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

作者简介：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主要从事基层治理研究，近年来尤为关注非正规经济、边缘人、灰色秩序等相关议题。著有《边缘地带的治理》《找回群众：重塑基层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