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基层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石》，作者：吕德文，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

在大多数农村，作为经济问题的“三农”问题已得到有效缓解，但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与公共文化供给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导致“乡风衰败”问题严重，农村老年人自杀、赌博现象和非法宗教活动等都是其表现。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通过乡风文明建设安置好农民的精神生活，是乡村社会中不少问题、尤其是“乡风衰败”问题的治本之道。

客观而言，“乡风衰败”并非单纯的伦理道德滑坡问题，而是有着复杂的经济社会根源。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导致家庭难再满足留守农民的精神生活。以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为例，外出务工在缓解“三农”问题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导致家庭成员分离。既无正常家庭生活，又缺乏公共生活，使部分留守老人被推向社会交往的空白地带，容易自怨自艾，甚至在无法承受内心的孤独时选择自杀。

二是乡村传统公共空间的衰败。二十年前，村民间通常有着较为密集的社会交往，“走家串户”闲聊是很重要的公共活动。节日、婚丧嫁娶甚至村民小组会议等公共活动，也都有助于填补农民的公共生活需求。

但近些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提高，很多家庭建起楼房，单个家庭的私密性随之提高，“走家串户”变少了。在部分农村地区，人情异化日趋严重，人情往来变成负担，公共性也大大降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牌铺子”几乎成为村庄内唯一的公共空间。

三是现有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农民需求错位。尽管国家不断加大文化、 科技下乡力度，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体上难以满足需求。不少“文化下乡”项目存在单向性问题，如电影下乡、农家书屋等，没能照顾到留守农民需求，难与农民日常生活有效结合。而乡风文明建设又是软性指标，不易纳入基层政府日常工作，所以“不出事”逻辑大行其道。

正因如此，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乡风衰败”，而回应农民精神生活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尤其针对留守农民闲暇生活安置的问题，具有急迫性。笔者认为，或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促进农民自组织发育，提高农民自我安置闲暇生活的能力。乡风文明建设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尤其是闲暇生活密切相关，只有深入到农民生活的逻辑中才能有效。比如，老年人是当前农村中最大的留守群体，也是精神生活最匮乏的群体。根据笔者调研，全国已有多地成立以老年人为主体的红白理事会，湖北洪湖、沙洋等地成立了老年人协会，这些尝试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二是充分依靠基层党组织的力量，提高乡风文明建设的执行力度。正因乡风文明建设是一项“软工作”，简单依靠指标、 考核等很难起效。就当前农村工作现实而言，将移风易俗工作和党建工作结合，是将乡风文明建设抓实、抓牢的有效路径。一般而言，农村党员干部是当地社区的中坚农民，社会交往能力强、社会关系网广，通过党建发挥表率示范作用，或可事半功倍。

三是探索新型“文化下乡”。“文化下乡”要与农民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和现实需求紧密结合，真正有助于促进乡风文明。

笔者在成都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政府推行村庄公共服务清单制度，各村庄可依据自身实际在清单中勾选，这大大提高了公共品供给与农民需求的契合度。同理，相关部门也可考虑建立“文化下乡清单”制度。另外，如何使地方文化与“文化下乡”更好地结合，也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四是探索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当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体系提高了生产效率，但难以兼顾对在村务农群体，尤其是老人的影响。村里老人种地不只是为获得物质资源，还是打发闲暇时间、填充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因此，在继续发展农业现代化产业的同时，也应根据各地特点因地制宜，为需要种地的农民尤其是老人留出空间，使他们能继续通过种地填充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二

在农业税费征收时期，有一句话叫作“交够国家的、 留足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这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贵的是，这一健康的公共精神，并不仅仅是口号，也与乡村治理实践相结合，具有制度保障。

农村税费改革及免税以后，农民负担减轻了。但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越来越多，农村集体“虚化”现象越来越明显，绝大多数农村集体不再承担土地调整、共同生产等职能，农民合作也因之无力。久而久之，很多农民有了一个错觉，以为农村公共事业都属于“国家的事”。

这些年来，党和政府重新强调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中心作用，密切了广大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不过，群众工作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既要强调走近群众、关心群众，又要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还要教育群众。在基层工作中，应该肯定基层干部在关心群众方面的努力，但客观而言，组织、宣传，尤其是教育群众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并非无路可循。

一是要充分重视集体在理顺国家与农民关系中的基础作用。在农村，集体和集体主义是培育公共精神的重要载体。集体并非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密切联系的。在笔者的调研经验中，凡是集体经济保留完好，仍在实施土地调整的村庄，农民的公共精神保留得就好。原因是，集体成员可以在集体内部算“平衡账”，人们的相对平衡权利义务关系因可见、可期、可约束而可行。

二是要激活群众工作方法。客观而言，农村传统的村落共同体正在走向解体，地方性规范很难再约束越轨者。而依靠行政和法律“压服”，不仅成本高，且难以持续。唯有通过群众工作中的“说服”方法，做通农民的思想工作，使之真正成为理解国家精神和集体主义的政治主体。

三是要正确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某种意义上，在农村工作中，农村社会的法治化比政府治理法治化更为根本，也更加任重道远。在法治社会中，农民的正当权益应该受到保护，但“无公德的个人”现象也需得到有效规制。

三

通过近些年来在各地农村调研，笔者发现赌博已经主导了很多农民的生活。农民在农业生产之余，走进“茶馆”带“彩”打牌已成为其生活习惯。每到地下六合彩开码时间，聚在乡间小店买码也成为很多农民的日常“功课”。而在春节即将到来的节日氛围中，赌博狂欢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毋庸讳言，赌博已是影响农民幸福生活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赌博而家庭破裂的事情屡见不鲜。笔者跟踪调查的中部某个普通乡镇，近 3 年已发生 4 起因欠巨额赌债被逼自杀的案例，因赌博而夫妻离婚、父子反目的事情更多。然而，人们似乎对此习以为常。究其原因，是赌博有深厚的生存土壤，政府在农村治理赌博也有不少难度。

在绝大多数纯农业地区，随着农业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业技术的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已大大降低，真正农作的时间一般不超过 3 个月，一些水稻种植区甚至不超过 2 个月，农民已经有了大量闲暇时间。

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农村传统文化生活逐渐衰弱，而农村文化建设又长期得不到重视，使得赌博等不良风气吹进了农村的各个角落。农村赌风盛行，还与灰黑势力的介入密切相关。通常情况下，熟人社会中的带“彩”休闲并不至于产生严重后果，人们相互了解家底，也碍于情面，不至于让对方倾家荡产。但灰黑势力通过设置专门赌场，放高利贷，抬高了赌注，导致一些警惕性和自制力不高的农民上当受骗而不可自拔。

而灰黑势力介入农村赌博市场的方式往往较为隐蔽，让公安机关很难打击。而且赌场有严密分工管理，并利用现代通信技术“遥控”。有的就地使用当地“茶馆”放高利贷，基层公安机关很难调查取证。地下六合彩充分利用熟人社会网络，通过层层“抽水”模式赢利，公安机关很难抓到幕后老板。

农村赌博难治理，公安机关也有难言之隐。一是基层警力严重不足，使得基层派出所难有精力打击赌博；二是一些贫困地区公安机关的经费保障仍然是个大问题，“抓赌”几乎是基层派出所唯一的“创收”渠道，所以难有动力彻底治理农村赌博现象；三是公安机关轻易不敢执法，尤其是在过年期间，否则容易造成群体性事件。

解决农村赌博泛滥问题，需要标本兼治。政府需要引导农村娱乐休闲场所规范经营，严厉打击农村灰黑势力，这是治标；加强夯实基层政权基础，扭转近些年来基层治理能力弱化的趋势，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则是治本。

内容简介：这本书全面呈现基层中国社会变迁，深度解析基层治理复杂性。内容涵盖对“三农”问题、美好生活、脱贫攻坚、基层秩序、基层减负、干部担当、治理现代化等热点难点问题的观察和解释。对于关心基层之大变局，想要深度认识中国的读者来说，本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

作者简介：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主要从事基层治理研究，近年来尤为关注非正规经济、边缘人、灰色秩序等相关议题。著有《边缘地带的治理》《找回群众：重塑基层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