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教师当堂被打之后，尚未完成的教与育

2024年9月1日，武汉市一名语文老师在私立高中遭到学生当堂殴打。此后的一周里，家属、领导、警方轮流介入，情理、法理与职业准则交织调和，但最终，和解仅达成赔偿上的共识——转班、记大过、留校察看（1年）的惩戒无法让老师感到满意。然而，师与生事发后未曾见面，老师没有原谅的意愿，学生也没有表达歉意的行动，教育尚未结束。

冲突的起因在时空上很好叙述：为了让学生背下来课文，教师令其罚抄十余遍，学生不愿。在连续两周的催促中，学生抄完了课文，却仍未背下来。在听到继续罚抄的回复后，学生选择挥起拳头。

事实上，不少教师都曾遭到来自学生的暴力攻击，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一名15岁的高中生尾随并殴打老师致轻微伤。阜南县公安局最终给予其行政拘留9日并处罚金四百元的决定，但因当事人未满16周岁，无犯罪前科，法定不执行行政拘留。教师的权利难以在法理与情理中得到维护，受到惩戒的学生如何继续教育也多无后文。

从去年10月起，历时五个月时间，深度训练营陆续对话武汉私立高中的当事老师与学生、两名同班学生、两位同事及处理此事的校领导以还原事情经过。此前，教育部推行《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规定教师与学校可以实施何种惩戒，不可以做出哪些行为，以及师生双方各自享有的权利。这对以“严师出高徒”为传统的中国教育环境而言，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教育惩戒被纳入到法治轨道当中。

更深层次的命题是，教育惩戒这个横亘中西千年教育史的“工具”，如何在教师手中真正发挥促人内省，继而形成规则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功能？师道尊严如何在法治轨道上得以保障？职业准则于年轻教师而言又是否是一种过重的“道德负担”？深度训练营与资深教育律师、心理咨询师及教育学教授展开对话，呈现现实教育的多面复杂之处。

一、一个突然失控的孩子

9月1日是个周天，武汉崇文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崇文）没有上课铃声。

范馨的课在上午第二节，办公室来了一位新教师，大家在课间闲聊了几句。办公室不再有学生进出，范馨意识到上课了。她拿起语文课本走向2班，教室和办公室紧挨着。

教室里一团糟，几个学生没有回到座位——武汉的夏天很热，空调制冷效果不好，他们习惯待在教室后面的空调旁边聊天、吃东西。见老师进入教室，他们才“慢慢悠悠”地往回走。

范馨有些生气，责备班长为什么不去叫她。一个朝座位走的男生也被她批评，高二了还不认真学习。

期间她注意到郑宇轩在笑。这让她想起暑假补课时给郑宇轩布置的罚抄作业——15遍《劝学》，提出检查。郑宇轩走到讲台前，把本子递给她，的确写完了。

范馨问会背了吗，学生表示不会。“那你再抄20遍吧。”说完之后，她转过身打开幻灯片，准备讲李白的《将进酒》。

“其实我想说，他可以选择背书或者再抄20遍，但还没有等到我说，他就开始推我了。”范馨事后回忆。

转身这个动作像是触发了某种开关拨片，激怒了郑宇轩。后来，他告诉同学，看见范老师转身，“怒气值就翻倍了”。

范馨忽然感觉背后袭来一股大力，来不及反应便向前倒去。她回头看到，郑宇轩脸上挂着“想大干一场的表情”。

从这天的第一节下课开始，李睿就一直在低头背书，她猜“老师今天绝对会抽我背课文。”突然一记清脆的巴掌声从讲台上传来，她抬起头，那个“白白胖胖”“不像会和其他人发生矛盾”的男孩，正掐着老师的脖子往墙上推。

老师被推下讲台，撞上门框。随后，郑宇轩抓起讲桌上的罚抄本，砸向范馨，而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一切似乎未曾发生。

班级瞬间安静下来，学生们被吓住了。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一分多钟，许多人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有女生发出气声，有男生喊：“郑宇轩，你要干什么！”但没人上前制止。

所有人目光聚集在范馨身上。回到讲台，老师不断喘着粗气。她喊：“郑宇轩你给我滚出去！以后我的语文课你不用再上了，看来给你上课还是一种高危职业，真是好笑”。对方笑着回应：“好笑吧，我也觉得好笑。”李睿告诉深度训练营。

范馨第一反应是反馈给上级。她让学生自习，从讲台上拿起手机，走出教室，打电话给2班主任梁志学——也是年级主任，没有打通。

范馨回到办公室时，石舒岚正在备课。石老师是范老师的好朋友，两人有着“革命般的友谊”。办公室的同事离职后，石舒岚把工位搬到范馨旁边。

听到范馨的遭遇，石老师上前安慰，并拍下了范馨被打后的身体状态：左耳红肿，面颊上依稀可以看见掌印。“怎么如此大逆不道，太过分了。”她不忿。

黄慧云是其他班的班主任。看到这一幕，她冲进2班问学生，范老师被打时，为什么没有学生上去拉郑宇轩。得到“来不及反应”的回应后，黄慧云将郑宇轩叫出教室骂了一顿，带他去梁主任办公室。

开始是懵的，缓过神后，范馨坐在座位上哭了，她觉得“特别愤怒，特别委屈”。最难受的时候，她跑到梁主任办公室，当着郑宇轩的面说，这件事必须有个结果，否则不会再带2班。与此同时，她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范馨接着表示自己头晕、耳朵疼、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

梁主任给郑宇轩爸爸打电话，让范馨等郑宇轩爸爸过来和她一起去医院。郑宇轩插了一句：“你把我妈也喊来吧”。

回到办公室，范馨的爱人想要报警。但同事提醒她，“不要把事情闹大了，闹大了学校不会帮你”。范馨也有些怕，打算先看梁主任怎么处理。

课后，李睿和其他同学去安慰范老师。她们希望老师不要难过，带了糖和小蛋糕，老师告诉她们“不用了”，只是哭，一些女孩也跟着哭了。

看着老师流泪，雨薇很难过，这个女孩和李睿一样，都很喜欢邹老师的课。一切发生得太快，来不及制止，而且“郑宇轩太激进了些”。难过之余，她还觉得愧疚。班上和郑宇轩玩得好的同学很多，范馨去年当过几个月班主任，部分同学对范老师有意见，她害怕上去制止被当成“显眼包”。

“我原本可以上去的”，雨薇有点后悔。

二、年轻的班主任

范馨原来是2班的班主任。

在2班，班规包括：早晚准时进班、不许迟到旷课，以及手机禁止入校。校园里有一块红幕，写着“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手机带不来好成绩”。旁边印着“崇文八荣八耻”，其中一条是“以考入名校为荣，以沉迷手机为耻”，荣与耻被饱和的红蓝色在这所学校鲜明分割。

崇文校景

郑宇轩是那个经常挑战规矩的孩子。“迟到、一节课找不到人、不交作业，课堂上总在睡觉。”范馨说。郑宇轩带手机入校，回到寝室之后，他常与好朋友田致远一起玩游戏，两人都喜欢《火影忍者》。田致远并不住在郑宇轩宿舍，最晚的时候两人玩到一点——回寝需要舍友开门。

最开始，范馨试图用网上学到的技巧来惩戒学生，比如跳舞、讲一个小段子，但效果不大，郑宇轩没有太多改变。

范馨曾经专门向黄慧云讨教惩戒手段。老师们都觉得黄老师班上的调皮学生变化很大。学生告诉黄老师，一看就知道她不好惹，会用棍子打他们屁股。“和小朋友讲道理，有时候是讲不通的。”她解释。

无可奈何，范馨最终选择使用戒尺，没有动棍子——相同的是都违反了《规则》，体罚不再被允许。正式使用前，她拿自己做实验，用戒尺打手心，很疼。

班主任的工作让范馨筋疲力尽。惩戒过后，郑宇轩还是不愿遵守班规，她束手无策。甚至在班会课上，她选定一名女生担任纪律委员，学生集体反对。这种状态也再次让她意识到，“自己仍是初次当班主任，还不知道如何与学生沟通交流”。

寒假前，范馨频繁感冒，三番五次发烧。她找到梁主任，表示自己当不了班主任，对方同意并接任了班主任。

实际上，范馨不想当班主任的另一个原因是，成为班主任意味着教育学生不再是主要工作。在崇文，班主任需要给家长打电话预收学费。预交两年或三年的学费可以减免几千元。校领导告诉老师们，学校很困难，如果不预收学费，他们的工资很难得到保障。

“崇文外国语学校”公众号高中部招生简章（2022年版，之后版本未出现收费标准）显示：名高班、弘毅班，实验班每学年学费54000元，国际班每学年90000元。

那段时间，领导天天开会动员，范馨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备课。会上，校领导评选出收费最多的班级，同时，也会点出最少的班以及班主任。有时，校长会闯进办公室，催促班主任“快给家长打电话”，一轮没交就两轮，两轮不行就三轮。

面对预收学费的任务，范馨感到十分为难，只好“象征性”地给家长打电话。一次性拿十几万不是易事，家长们通常会委婉地表示需要和家里再沟通一下，之后便没了下文。范馨没有继续跟进，仅打了一轮电话，就让她内心感到非常不安。

然而预交学费并不意味着工资可以按时发放。除了拖欠工资外，老师们的社保也长期未缴。申报退税时，范馨发现账户处于欠税状态。

社会保险费应缴认定单

三、“我要保护自己”

当天上午十一点，郑宇轩爸爸赶到学校。

和梁主任沟通之后，郑宇轩爸爸和范馨去医院。在医院，对方不断向范馨道歉，主动帮忙挂号、就诊，并支付了检查费用。

郑宇轩爸爸告诉范馨，孩子受环境影响太多。初三那年，他和妻子为了孩子中考，把郑宇轩送到一所封闭式管理的学校。后来他们才知道里面很乱，抽烟、打架，偷东西等行为十分寻常。

都是“借口”。范馨不认可对方的说法，自己是女老师，面对郑宇轩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还是从背后袭击——这个男孩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知。

郑宇轩妈妈没有来学校。她给范馨发微信，表达震惊和歉意，“我和他爸爸的教育太失败了，我不能接受他今天的行为”，态度诚恳。

检测结果显示，范馨的骨头和耳朵没有大碍，但左半边脸下颌紊乱，肌肉损伤。医生建议她回家热敷，有问题再检查。然而，范馨的实际感受更为严重，她的面颊疼痛难忍，嘴巴难以张开，连吃东西都变得十分困难。

回到家，范馨通过微信向梁主任说明了自己的身体情况，并提出第二天需要请假。梁主任同意了，“后天我安慰一下你”。

殴打也伴随着精神伤害，那天她睡得很晚。在梦里，压力与焦虑袭来，范馨喘不上气。

第二天，范馨向梁主任询问学校的处理结果。得知主任没有上报，范馨质疑：“为什么不上报？我没办法做到与这件事和解”。

“看他父母什么说法，如果你觉得不合理，我们再上报处理。”主任劝说范馨，“学校的处理可能就是让学生转班，那样是不痛不痒的，我还得把背后怂恿他的学生揪出来教育。”

范馨认为学校应该处理郑宇轩，和其他同学无关。她和家长约定好晚上六点半去学校协商，但因梁主任有事未能成行。

后来，梁志学劝范馨不要报警，他暗示郑宇轩的父亲“很有能力”，可能会影响派出所的处理。范馨不接受梁主任的处理方式，还是选择报警。“他越这样说，我越觉得要报警。”

在警局，警察询问了郑宇轩年龄，得知其仅16岁后，告诉范馨不会采取拘留措施，因为拘留只对18岁以上有效。

2018年，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一名15岁的高中生尾随并殴打老师致轻微伤。阜南县公安局最终给予其行政拘留9日并处罚金四百元的决定。因当事人未满16周岁，无犯罪前科，法定不执行行政拘留。

最后，警察告诉她先去学校协调，协调不了再来警局。

在协调过程中，《规则》被不断打破。

三号返校后，和范馨协商的人是校长。在校长办公室，对方承认她“受委屈了”，但家长也道歉了。最终给予郑宇轩记大过的惩戒。“为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搞一个留校察看。”察看期限一年，同时将郑宇轩转出2班。

范馨要求开除的诉求遭到拒绝，理由是“现在学校没有开除学生的资格”，目的是“挽救这些青少年”。

事实上，一年以来，梁主任已经开除了三名同年级的学生。面对为什么开除的问题时，梁主任没有告诉深度训练营具体事由，只说学生“已经社会化了，没有理由待在学校”。

“没有开除是吧？那好，那您开除我吧，总可以开除老师吧？”范馨情绪崩溃，坐在椅子上止不住地颤抖，她努力平静下来，但组织好的话到嘴边又变得支离破碎。

见范馨情绪崩溃，校长追加处罚，“（回家反省）增加到两个星期，这也是极限。”

实际上，《规则》中并没有“转班”的惩戒，范馨不了解这一点。同时，回家反省的时间也不得超过一周，为了安抚范馨，校长同样越过规则边界。

矛盾的绳结越来越紧。

被打的那天晚上，范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记录这件事的过程。她不知道该不该报警，想听听网友的建议。一些网友回复称报警是毁了孩子。范馨不这么认为，“他的人生不至于我一个人就能毁掉，只有他自己能毁掉。”

作为老师，是否有责任和义务原谅做错事的孩子？

那一瞬间，范馨不在乎师生关系。她告诉深度训练营，“错事分很多种，如果上升到对我人格和生命构成威胁，那么他对我而言，就是危险，我要保护自己”。

范馨所发帖子下网友留言

四、教育惩戒的边界

范馨在崇文工作两年了。

毕业那年，朋友向她推荐了一家辅导机构，带高考复读生。后来她才知道，这个复读班与崇文关系密切。

面试很顺利。在崇文，面试不需要进班试讲。考核方式是先做一套试卷，再从中挑一道题讲给底下的老师们。令她感到奇怪的是，坐在底下听课的并非语文老师，而是其他科目的老师，还有领导。

范馨挑了一道文言文题目。讲完之后，领导夸她上课“很有灵性”。但她觉得自己没有达到最好状态——一种让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她在初中语文老师的课堂上感受过“春风”。那个老师讲课“既不生硬，也不死板”，范馨经常能在语文课上进入心流。有一天，语文老师突然告诉她：“你很适合当老师”。范馨很惊讶，她的性格并不外向，即使作为课代表，也很少与老师互动。“感觉得到了认可”，她被看见了。

带完复读班之后，范馨于2023年7月正式加入崇文本校，接手新高一。

接手后，范馨尝试让课堂变得有趣。她安排课堂活动，其中穿插语文知识点，奏效了——有人愿意跟着她学，尽管大部分同学不会参与进来，上课“昏昏欲睡”。

她相信背书是学习语文的有效方法。“只要书背下来了，再怎么样，语文都不会特别差。”

一开始，范馨会规定截止日期，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主动找她背古诗文，逾期未背就要罚抄。罚抄五遍起步，除此之外，未背过的同学第二天课上会被点名背诵。

截止日期依教学进度而定。新的课文给两周时间，一周后需背会一两段，两周后要求背诵全文。如果是“很早之前学过的课文，这个时间会短一些”，李睿说。

为了鼓励学生背书，范馨同样采取了一些激励手段——表扬、抽奖、赠送小礼物。运动会时，范老师因病离校，但也买了两大袋零食送给学生，李睿记得很清楚。

后来，考试的名篇名句默写题也成了检测形式之一。答错的学生需根据答对人数抄写相应遍数，但可根据熟练程度减免。“我听他背，自然知道掌握多少，如果觉得可以，我就说不用抄了”，范馨解释。李睿曾经没背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被罚抄。课后她找到老师现场默写，免除了罚抄。

范馨同样困惑。“我也在不停探索，但不知道最好的方式究竟是怎样的，既能够减轻惩罚，又具有威慑力，让学生把课文背下来。”

8月15日，学校暑假补课。

范馨上课时提出要检查高一学过的课文——《劝学》的记忆情况，期限一周。截止日期到时，包括郑宇轩在内的几位同学没有背下来，范馨要求他们抄10遍后再背。

郑宇轩一直没有交罚抄。三四天过去了，范馨把郑宇轩叫到办公室，将罚抄追加到20遍。孩子“看不出来愿不愿意”，只说抄，但能不能少一点。后来这个数字被协商至15遍。

之后几天，郑宇轩还是没有交过来。有时上课迟到，范馨让他站到后面听课，并催促罚抄进度。

李睿也没有背过，当天就完成了10遍罚抄。“我高一确实没好好背”，李睿心甘情愿。

事实上，很多学生对罚抄有意见。“量数确实有点多，如果单纯要背也无所谓。”雨薇说，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郑宇轩，她“只知道（那段时间）郑宇轩一直在抄，抄了好久”。

补课期间，郑宇轩有一次课文背得不错，老师鼓励他“学习状态很好，背书很积极”。范馨解释：“我看到他好也会直接说，而不是排斥他、针对他、贬低他”。

“郑宇轩脑子是很好使的，他背东西很快，但就是不愿意背”，李睿说。

矛盾慢慢累积。那段时间里，每一次被要求背书后，郑宇轩会和同学讲：“如果范馨再让我背书，我就要爆了”。

有同学附和：“他*的，那个傻*范馨一天到晚针对你，有一天肯定要打她一顿。”

郑宇轩向深度训练营否定了这一点，“她针不针对我跟我动手没有什么关系”，之后没有再回复。

也有同学反对：“不要有这种想法，如果实在不想抄，可以下课之后去跟老师谈。”他也是郑宇轩的好朋友。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胡金木认为，抄写并不是巩固学习的方式，而是惩罚，惩罚的强化会让学生绝望。“罚学生把办公室扫完，他能扫；把这栋楼扫完，他凑合凑合也扫了；让他把整个学校扫完，不扫完就扫更大的场地，会怎么样？”他举例道。

据《规则》第十二条，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中，不得布置超过正常限度的反复抄写任务——一种变相体罚。

关于15遍罚抄是否“超过正常限度”，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教育法律服务团队首席律师、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法学副教授伍贤华在其《教育惩戒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提出：“笔者个人认为，抄写诗歌、课文五遍以上，就基本上可认定为超过正常限度的反复抄写”。

郑宇轩曾经积极过。1月2日，郑宇轩妈妈告诉范馨，孩子回家以后跟她说，这次期末考试给班里语文成绩拖了后腿，很不好意思，想跟老师讲句抱歉。返校后，郑宇轩主动向范馨提出要坐第一排。

“宇轩积极性高了很多，相信按照这样的态度努力，成绩一定会有进步的。”范馨回复。

六个月过去，春季期末考试结束，郑宇轩语文排名靠后，答题卡大片空白。郑宇轩妈妈再次发微信“麻烦范老师多鼓励他，谢谢了。”并附上双手合十表情。

范馨将答题卡拍给对方，分析了孩子的失分点，回复“好的”。

这是师生矛盾爆发前的最后一次交流。

五、道德绑架下的“和解”

在和校长沟通之后，范馨决定辞职。

不舒服的感觉挥之不去，此前学校已经让她感到不满，“拖欠薪资和社保，本身就有离职的想法”，她说，“这届学生是我正式从高一开始带的，出于责任感，想先带完他们，但这件事发生以后觉得没必要留了。”

更重要的是，她认为梁主任和同事在道德绑架。“我明确表示了要辞职，他没有正常处理这件事的态度，还想方设法阻止我离职”，范馨说。

四号上午，梁志学叫三个男生给范老师打电话，请求去家里看她。范馨以家里有事为由拒绝，并未透露住址。她觉得很恐怖：“让学生自己打车来我家里，如果发生意外，这个责任谁来负责”。

她不在学校的时间里，办公桌上摞了一沓学生的挽留信。有一封信是2班男生联名写的，郑宇轩的名字不在其中——他一号下午就回家了。

伍贤华律师认为，校内问题诉诸法律很难得到解决。“教育生态里的问题，警方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他说。

但范馨坚持报警，最终有了“变化”。四号晚上，警察录了笔录。结束时，警察告诉她，明天会有专人去学校调查。笔录室之外，范馨的爱人也在和警官协调。

当晚，梁志学给范馨发了一大段话，希望她再从教育者的身份考虑一下，不要报警。

又是道德绑架，范馨想。

梁主任劝解范馨

五号上午，没有任何人来学校调查。中午范馨到警局询问，警方告诉她等待学校处理结果。她的爱人询问并记录下警官的姓氏与警号，提出投诉。回执电话很快打了过来，范馨被告知负责此事的警官不能换——他是崇文外国语学校的法治副校长。

法治副校长是由公检法机关推荐的，在中小学兼任副校长的公职人员，负责开展法治教育，处理德育矛盾。在武汉，每一所中小学校门口都公示有法治副校长的信息。

《惩戒》第十条第二款显示，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的，可以由法治副校长或法治辅导员予以训诫。

回学校的路上，警官电话联系了范馨，询问她是否坚持按标准流程处理，范馨态度坚决。最终约定下午在学校调解，学校、老师、家长三方第一次有了会面的可能。

调解由爱人代为参与。学校和家长不愿与她沟通，觉得她是“没办法商量”的人。“他们只要一问我，我就会说‘开除’”，范馨在办公室等待。

四川大学博士、《今天，我们怎样做父母》的作者彭小华认为，范馨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选择报警也完全没有问题。“我们的同情心在哪里？如果学校对老师有倾听，孩子对老师有道歉，她的善意才能回来。”彭小华告诉我，“这么受伤的情况下，你让她去考虑别人的利益，她做不到的。”

调解结束后，范馨被告知结果：郑宇轩向老师道歉、回家反省两周、转出2班并留校察看一年，家长向她赔偿一万两千元。

实际上，转班并未执行。两周后，石舒岚在学校上课时碰到郑宇轩，从学生那里得知，他没有转出2班。“问题处理不是单方面的，既然人家已经承认错误，并按范老师的要求处理了，干嘛把学生往死了逼”，梁志学告诉深度训练营。

郑宇轩也并未道歉。有同学抱怨新来的语文老师没有范老师讲得好，郑宇轩不好意思：“这还得怪我，如果我没打范老师，就不会这样了。但我想道歉时老师已经走了。”

“学生既然有意愿，老师为什么不先走一步呢？”胡金木教授说，“即使学生在全班面前道歉，老师的面子也不会回来。”胡金木认为，老师应该主动，而不是学生主动，范老师可以告诉学生：“你打我，我原谅你，因为我是老师，应该原谅你。但作为社会人，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在胡金木看来，关系中占优势地位的一方总是需要付出更多，与警民矛盾相仿。老师不单纯是社会人，教师身份赋予了他们更多的义务，“不仅要原谅，还要更积极地去教育学生。”他说。

被打之后，主任让石舒岚将学生的挽留信拍摄并发送给范馨，劝她挽留好友。主任分析了离职的弊端——对家庭、个人都不好。讲得很有道理，石舒岚几乎被说服了。但作为好朋友，她总觉得哪里不对。回家后，她将这件事告诉丈夫，对方说：“老师是老师，但首先是个人。”

在年轻教师眼中，教师职责是一份要求过高的道德包袱。

对于这个问题，胡金木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是老师的命”。

2班男生挽留信

六、寻找师生关系的新支点

范馨梦到自己在上课。底下都是学生，看不到脸，也看不到眼睛。画面不断闪回，隐隐的压力变成焦虑。

梦醒了，今天在新学校有两节课。在课上，范馨给学生布置了一个当堂任务。站在讲台上看这些学生，一个想法飘进她的脑海，“好像都一样”——这些公立学校的孩子和崇文的学生很像，学习习惯并没有好太多。

不同的是，这里的学生反馈意见的方式相对克制。“学生不会随意骂老师难听的话，不满意会直接向学校反馈，要求换老师”。范馨说。

以前，范馨总想追求与学生在课堂上的共鸣。而现在，教师成了“谋生的职业”。

与崇文不一样的是，新学校给了范馨安全感。教室前面贴着一张纸，上面是学生行为规范及相应惩戒方式，依据是《规则》，全班学生签了字。

在《教育惩戒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中，伍贤华律师写道：“在实践中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教师打骂学生一旦见诸报端，等待该教师的必然是法律与纪律的严惩。而学生一旦打骂老师，则往往难以对该学生采取应有的惩戒措施。”

伍贤华律师从2018年开始为中小学提供法律服务，校园需要“全天候法律保姆”。

2019年，长沙市一名小学生在校突发疾病，意外身亡。家长对老师和学校不满，拒绝尸检，在校门口烧纸钱，攻击保安。老师同样不满。在回应社会质疑的文章中，当事老师用“天地良心”描述委屈。

作为该校法律顾问，伍贤华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刊发了一篇文章《如果老师有责任，以后谁来当老师？》，达到近30万阅览量。有人回复：“不知什么时候，老师也成了一个弱势群体。”

后来有校长告诉伍贤华，希望他带领一个团队主攻教育，“当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至少有人帮我们发声，帮我们撑腰壮胆”，对方说。从那时起，伍贤华开始组建专业的教育律师团队。

律师如何介入到依法治校的进程中？伍贤华从法治意识培训入手：“随着人权的勃兴，我们现在的师生关系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威权主义，而是一种平视关系。”学生在维护自身权利时需要具备规则意识。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道德教育》中提到，惩罚可以机械地训练孩子避免某些行为，但并不能诱导出向善的倾向。

此前，伍贤华设计了一款针对在校学生的公益法律产品——律师职业体验（生涯规划）课程，让学生思考校园如何更好地运行在法治轨道上。

长沙市弘益高级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去年10月在律所上了一课。伍贤华除了带领学生参观律所，科普律师职业知识外，还让学生开展辩论，辩题为“治理学生欺凌，法律手段与教育手段谁更重要？”活动结束后，学校和律所为表现突出的同学颁发“最具律师潜质奖”与“律师潜质奖”。

针对学校的培训更加细化：校领导侧重于提升法治思维和依法治校能力；班主任的课题是如何与家长开展有效沟通；针对任课教师的培训，伍贤华也准备有相应的课件。

无救济则无权利。只靠培训，没有制度保障，师生双方的权利很难得到维护。

在长沙市砂子塘魅力小学，伍贤华团队帮助学校设计并颁布《教育惩戒实施细则》，使《惩戒规则》更加细化。同时在学校成立学生申诉委员会，为学生提供有效维护自身权利的救济渠道。

“像本案，如果学校作出开除决定，郑宇轩和家长不服，可以去学校向学生申诉委员会进行申诉”，伍贤华解释。

学生申诉委员会作为独立的调查机构，做出的决定需要加盖公章。家长和孩子有权不服，可以向学校的主管教育部门申请复核。教育局做出复核决定后，家长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制度并不总是有效。

“我得很遗憾地说，尽管成立了四五十家学生申诉委员会，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流程一直没有被激活。”伍贤华说。

有家长不服。校方请伍贤华给对方做工作，“还是别让他去投诉了，如果把教育局告上法院不好”，最终这件事停留在校内解决。“从这个层面来讲，学校申诉委员会只等同于原子弹”，很重要但从未激活，伍贤华解释，“很多教育主管部门连申请复核的机构都没有成立。”

实际上，老师们也并没有做好面对冲突的准备。

范馨没想到被学生打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虽然学生成绩不好，但“还是可爱的”，她不会用“最坏的心思”想学生。石舒岚也是一样。大学期间，她不是没有想过这些，但在大学课堂上，“还没有亲身经历过，大家不太能讨论出来什么东西”，她说。

学者李广在其《我国师范生公费教育：成就、挑战与愿景》一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师范生课程存在空间场域单一，缺乏具象化学习场景与体验性学习情境的问题，难以让师范生在活动和经验中深刻理解师德的重要性。

某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的大三学生范子明吐槽，在学校，关于处理与学生矛盾的课程只开设有《德育与班级管理》，并且课程“非常水，所有矛盾的解决方法都是和家长沟通、和学生沟通、和学校沟通”。

“现在的课程确实对现实关注得少，需要加强对热点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胡金木教授说，“但现实中的问题无法在课堂上穷尽，同样需要我们学生个体面对丰富的教育事件展开关注，关注之后自己查资料思考。”

在胡金木看来，课程与实践间的联系需要学生发挥能动性。“上了人际交往课，人际关系就一定厉害吗？只是需要我们加强这方面的学习。有时候个人的教育教学（能力）与人际交往的综合素质问题，不是学校哪一门课程可以提升的。”

胡金木的研究生说，教授上课时提到，希望每个人下课时，都能从课堂上带走一些东西。“我希望学生能带走批评思考的主体性能力，保持一颗善良的心。离开了情感，知识有什么用呢？”胡金木告诉深度训练营。

和崇文不同，新学校的面试考核包括进班试讲。这次学校指定了讲解篇目——孟子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学生们第一次见到这个语文老师，不太敢回应范馨。但随着课程进度推进，慢慢地开始有人和她互动。试讲结束后，校领导点评“上课上得可以”。

面试只有一次打断。有校领导问范馨怎么看班主任，她回答班主任需要给领导服务、给家长服务……

新学校校长打断，“班主任不需要给领导服务，都是同事。”

“老师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自己是有组织的人”，伍贤华律师说，“我们不是单兵作战。”

崇文高层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离职时范馨去讨薪，她告诉校办负责人自己被打，对方很惊讶，随即打电话给董事长，“社交了一下”，给范馨转了一万元工资，剩余工资分期支付。

“梁主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及时向学校汇报，不管老师有没有错。”伍贤华说，“学校应该给我们老师一个说法，要给老师最大的安慰。”

与此同时，一个困惑在李睿心中生长。

李睿在想：“老师到底应不应该管不听话，也不爱学习的孩子？”教师的职业形象在心中变得模糊。这个女孩原本想成为教师，范馨离开之后，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我感觉老师已经变味了，不再是单纯地教书育人，还得去管其他事情”，她说，“但我也说不清是什么事情”。

去年教师节，学生送给范馨一盆花，有四朵粉色的，可爱的大花朵冒出来。范馨把这盆花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暑假期间范老师鼓励一个孩子字可以写得更好。那之后，男孩买了一本字帖，每天坚持练字，他也给范老师写了一封挽留信。黑色小字歪七扭八地躺在红底信纸上：“给予”的“予”写错了，划掉；写“当时”，漏掉“时”字；还有两处修正带的痕迹白得显眼。

“（我的字）是不是比那会要行一些了？说真的，我还挺不舍的”，信上的字努力变得整齐。

后来那盆粉色的花枯了。

学生送给范老师的花

（未成年人均为化名；应受访者要求，除胡金木、伍贤华、彭小同外均为化名；独立教师漠寒、覃伊蕊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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