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能摆脱教育“内卷”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黑板洞察（ID：heibandongcha），作者：吉兰兰，原文标题：《教育“内卷”，我们还能否摆脱西西弗斯式教育困境？》

导语

现在还有没上过补习班的孩子吗？智研咨询《2020-2026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市场消费调查及投资价值咨询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在线教育产品用户中有22.30%无明确使用目的，只是经常看到广告就下载尝试。就当下的氛围来看，家长很难不为子女的未来焦虑，而这种焦虑集中表现为对儿女成绩和升学的担忧，最后多半会转化为一次又一次的付费行为。《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开始中国人的教育培训消费意愿呈明显上升趋势，2020年花钱排行榜上位列第一的是教育培训，占比达到了32.44%。

一、剧场效应和囚徒困境裹挟下，每一位家长都如惊弓之鸟

自从“内卷”一词被广泛使用之后，互联网上就开始了万事万物皆可“卷”的讨论，教育的内卷也同样被激烈讨论着。实际上，“内卷”概念最早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他将这一概念定义为：“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所以单就概念而言，比起内卷化，我们普遍认为的那种“过度无意义竞争”行为似乎用“剧场效应”或“囚徒困境”来解释更为贴切。

曾有家长抱怨：“也不光是想着望子成龙，主要是别人家的孩子都去课外班了，很多知识都提前学了，老师讲课的时候看大部分人都会了，可能就不讲了或者讲得没那么细致，那你的孩子没去听不懂咋办？再说别的小朋友要是周末都去上围棋班、绘画班了，你的孩子不去就跟小伙伴没话聊，久而久之不就被孤立了吗？”

这种想法大概也是绝大多数父母真实的声音。《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显示，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支出的20%以上，辅导班是教育支出的重头戏，30%的家长愿意支付超出消费能力的学费。一方面焦虑于阶级下移，另一方面随着信息获取渠道变多，即使是低线城市的家长在知晓了海淀孩子的学习强度后，眼界也会变得更高，多种因素叠加下，焦虑与日俱增。

数据来自《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

郎永淳和谷大白话曾在一次直播中讨论过“成功学焦虑”这个话题，其中多次提到教育的“剧场效应”和“囚徒困境”。所谓剧场效应，大概意思就是在剧场中看戏时，如果一部分人为了看得更清楚站起来，那么其他人为了不被挡住也不得不站起来观看，最终所有人都没能从中获益。而囚徒困境则是博弈论中的典型案例，两个共谋犯人被关在不同的地方接受警察审讯，但是缺乏证据证明他们有罪。此时存在三种情况，如果两人都不承认，则各判刑一年；如果两人都招供，则各判八年；如果两人中一个揭发而另一人拒不承认，揭发者刑满释放，抵赖的被判十年。无论对方如何选择，坦白都是对自己最有力的选择，双方在此时达成了利益均衡。

反推到教育上，在家长看来，从繁重的学习负担中抽离出去，则面临着被其他人赶超的风险，子女前途堪忧；而如果为孩子多报一些补习班，则孩子有可能领先他人或与他人持平，因此，在大多数家长眼中投入到“教育军备竞赛”中去才是最优选择，于是学生发展的过度催化问题就愈演愈烈。

二、“减负风波与素质教育的指标陷阱”

实际上，1999年6月，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次全教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策，减负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切入点也在之后被广泛提及。

2019年，南京现减负风波。江苏部分城市的中小学被要求不再布置作业，取消各类单元测试、月考，不公布成绩，不透露自己的课外培训项目等，课外培训机构也受到大范围冲击。严格的减负行动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出现了翻看学生书包查看有无教辅资料等极端操作，经舆论发酵后引起了许多家长不满。我国推行素质教育和减负以来，其实一直在尝试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倡导全面发展，但目前仍有较大改善空间。

不久前，文化纵横节选重编了北京大学林小英教授原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的一篇文章并将其命名为——《谁挑拨了寒假战争? 中国素质教育的“指标陷阱”》，其中提到：“由于教育问责的兴起和政府“监管-评估主义”的管治伦理，学校承担着极大的竞争达标压力，要达到结果性指标，素质教育的实施空间必然从校内扩展到校外，造成的结果是课外学习任务的激增。素质教育以人本主义鼓吹个人成功，但现实政策却很难让每个人都达到成功标准，除非成功标准本来就是多元化的。需要警惕的是，指标化竞争使每个人都成为‘可计算的人’或商品，把学生变成学校潜在的‘人力资源’。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那么未来搞出再多新概念和新做法，都是口惠而实不至。”也就是说，单一取向的成功标准以及指标化竞争现状不转变，那么核心矛盾便不能消除，只是把“学习负担”从校内转移到了校外。

三、他乡的童年

2018年的PISA报告显示，我国参与测试的四省市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的学习效率分别为119.8分/小时、118.0分/小时、107.7分/小时，在参测国家（地区）中排名靠后，分列第44位、第46位、第54位。我国四省市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指数为－0.19，满意度平均分为6.64分，在参测国家（地区）中分别排第51位和第61位。这也意味着，我国学生学习时间够长但学习效率很低，学习幸福感排名倒数。重压之下学生过的并不容易，但我们很难说这种持续、高强度的投入一定会换来一个好结果，更多时候焦虑裹挟下的家长和学生都像是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永无止境地将巨石推向山顶，重复着那些无效无望的动作。

有一部豆瓣评分9.0的教育纪录片，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去体验课堂，探寻了日本、芬兰、印度、英国、以色列以及中国不同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例如领跑全球的芬兰教育弱化竞争意识，CEO频出的印度教育培养质疑精神，以色列也不是印象里的战火连连，而俨然是创业者乐园……

当然，国外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都有值得借鉴之处，但对于国内的教育环境来说似乎可借鉴的也有限。就芬兰来说，少有考试、弱化竞争，学生似乎更为自由轻松，但与之相对应的是芬兰500多万总人口下相对充裕和均衡的教育资源，芬兰的高福利造就了较为松弛的社会环境，而教育模式必是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加之又处于社会高速发展变革的关键期，“easy模式”势必与现下的发展相悖。那么这种西西弗斯式教育困境是否无解？许知远在某次与记者的对谈中提到：“我们对人生本身的丰富性，对历史本身的自我修正性，要保持某种信心。这样，就不会陷到眼前很短暂的焦灼中，我们现在的焦灼很大程度都来自非常短期的考量。”

若着眼当下、力争上游，那么焦虑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但若是对人生本身的丰富性和历史本身的自我修正性保持某种信心，那么或许更能看清学习的本质，用更平和的心态找到与这个社会相处的方式。现实点来看，虽然我们常自我调侃为“做题家”，但现行的教育模式仍是相对公平可行的，比起焦虑或完全寄希望于外力，坚信长期主义，坚持多元立体的价值取向，在力争上游与自我成长之间找到平衡点似乎更重要。

参考文献：

1. 2018年，杨兆山、时益之，素质教育的政策演变与理论探索

2. 2021年，文化纵横，谁挑拨了寒假战争? 中国素质教育的“指标陷阱”

3. 2021年，混沌大学，对话许知远：如何做一个坦然的焦虑者

4. 2019年，中国青年报，中国官方发布PISA2018测试结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黑板洞察（ID：heibandongcha），作者：吉兰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