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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8 08:00
婚姻里有爱情,本身就是一场意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林小四、小鹿,采访、编辑:林小四,原文标题:《刘擎教授:婚姻里有爱情,本身就是一场意外》,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人是目的而非工具”,“这个世界应该让那些不好的选择消失”…… 先是在得到App开讲西方现代思想,紧接着又因为在第七季的《奇葩说》中谈及996、007,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从校园走进大众视野。


马东曾在节目中表示,因为刘擎在自己的新书《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中提到了“古今之变”这个概念,邀请刘擎,也是希望刘擎可以提供给节目观众新的思考维度。


刘擎在书中解释“古今之变”这一概念时,举了一个关于爱情和婚姻的例子:


“在传统社会,浪漫的爱情和婚姻是分开的。”


“中世纪的法国有种‘爱情法庭’,专门给贵族裁决恋爱纠纷。据说有过这么一条判决:一位贵族女性和爱人结婚以后,就可以开始找新的恋人了。”


“因为婚姻中不存在爱情,结婚就意味着两个人的爱情关系结束了,可以开始新的恋爱了。”


“当时的观点是,婚姻的精神是责任,是保护财产和维护家族延续。甚至有人说,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


“到了一百年前,才有了为爱成婚。”


我们请来刘擎教授更具体地聊一聊这个话题,与其说这是一场访谈,不如说是一次探索,按照教授的话来说就是,“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什么权威的回答,所以才是有意思的”。


访谈的最后他还是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不确定性、不安全感越来越高的社会背景下,年轻人们要么对感情失望,要么继续遵从传统的婚恋轨道,要么陷入迷茫、困惑和无限争吵中。即便如此,一个人如果在年轻时有过一种忘我的爱情,也许他就能拥有一个隽永的中年和老年。两个人的小型共产主义是可能的。


GQ实验室:《奇葩说》中有很多感情方面的辩题,比如“频繁被渣,是不是我的问题?”“好朋友失恋天天找我哭,我听累了可以糊弄TA吗?”“我是独立女性,我该不该收彩礼”等等,您参加第七季时观察到年轻人在这方面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刘擎: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可能有两类人分别站在两个极端,而大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


我先说极端的两类人,一种人沉浸在传统轨道当中,他们的方向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只是实现的方式会比父母一辈更复杂;一种人已经放弃幻想、准备斗争。他们看清了爱情和婚姻,知道这世界不存在全方位的亲密关系;他们接受婚姻的类型是各种各样的:经济共同体、partner、工作上的合作关系……这两种人是清醒的、明确的、稳定的。


我没有做过社会学调查,我粗略估计这两端各有20%的人,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剩余60%的年轻人处于中间,他们属于大多数。


也就是大部分的年轻人,还是困惑的、不断变化的。年轻人可能会说一些豪言壮语,但那种豪言壮语是不可靠的。为什么亲密关系和婚姻问题会反复被拿出来谈论?是因为大部分的年轻人,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感受上,并不一定有一个清楚明白的、坚定的答案。而且人的感受和态度会跟着自己的处境变化。有时特别挫折,有时刚刚失恋,遇人不淑,会非常失望;但是突然遇到一个机会呢,又带来了希望。人非常容易受到自己感受的影响,年轻人尤其如此。


但无论是处于两端的类型,还是处于中间的人,其实都需要明白这些观念背后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因为我们并不是无中生有地产生这些态度,这是和整个现代社会的背景有关系。


GQ实验室:在这其中,哲学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刘擎: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维度。人总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进行反思,但反思不是一个人想想就想明白了,人们反思自我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反思是把自己对象化,就像一个人照镜子,他在镜子里看自己时,他不是自己,而是一个旁观者,他用什么样的眼光打量自己,他会有一个参照标准。


比如在传统社会,一名女性照镜子,可能会用当下流行的观念审视自己,自己是不是贤淑?是不是得体?是不是秀气?有时候亲朋好友和周围同事也是范例,他们好的或者差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生活状态,都会对一个人构成吸引或者压力。


到了现代社会,大家又有另一种眼光。一名女性再照镜子,不再只参照传统社会的“男尊女卑”“夫唱妇随”了。现代社会为她提供了很多渠道,帮她挣脱传统社会的困境,允许并尊重每个人根据自己意愿而选择的各种生活。


她轻盈起来,她可以飞翔。但这也是现代社会比较麻烦的地方,没有任何东西能真正困住一个人了,就像昆德拉那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个人要自己形成选择时的参照标准,同时也要承担自主选择的全部代价。


年轻的人们承担着自己的生命,自由轻盈,同时也孤独沉重,现代人就生活在自己选择的后果之中。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作为选择的当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因为谁也不想过后悔的一生。年轻人做出选择,是坚定地、有信心地、对生活感到自豪地?是完全不得已才选择的?还是惶恐地、不知所措地、觉得没有任何一种生活真的适合自己?这些问题没有被彻底解决过,也没有一个权威的回答。


哲学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可能回答不了大部分的问题,但哲学给年轻人提供了更丰富的反思资源。它作为选择的一个依据,帮年轻人把事情想得更深入,把来龙去脉看得更清楚,帮他们更清醒地看待自己,最后年轻人再为自己做主。


GQ实验室:您曾经比较简短地在新书《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中讲过爱情和婚姻的古今之变。现代社会年轻人们之所以处于这样的情况中,有这样的态度,它的来龙去脉或者古今之变是什么?


刘擎:我在书里写过,在传统社会,爱情和婚姻是两件事情。我引了欧洲中世纪的一个例子讲,当时有观念认为结婚意味着两个人的爱情关系结束了,可以开始新的关系了。因为那时候,婚姻的精神是责任,是保护财产和维护家族延续,而爱情是另一回事。甚至有人说,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到了一百多年前,“为爱成婚”的观念才开始流行。爱情和婚姻在一起,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爱情和婚姻这种特殊的结合会带来危机,但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两个因素阻止了。一个是男女不平等。男性主导的威权结构使得家庭稳定,但这个稳定是以一方受到压制为代价的。第二是双方的依赖。男性在家务上不独立,女性在经济上不独立,相互依赖,相互提供对方稀缺的资源。


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爱情和婚姻混在一起的问题逐渐暴露了。主要是女性经济自主了。女性如果在经济上不独立,她在关系当中可能蛮难做到平等的。不是说一定如此,但是大概率如此。所以女性的经济自主——其实男性也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一代女权主义教给我们的一个硬核经验。如果现在的男生说“我养你”,女生可能会想“谁要你养啊”。


这种情况下,维系双方在一起的功能性需要改变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但是“喜欢”“愿意”是会变的,把婚姻建立在爱情上,就使得关系变得非常不稳定。


在感情中,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一个人喜不喜欢你,有很大的偶然性。他不喜欢你,或者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很可能不是单纯因为你工资不够高、才华不够好、容貌不够漂亮。爱情比较致命的地方是,一个人在关系中的“不喜欢”“不愿意”,是对另一个人的全面评价以及综合否定,这是很大的打击。


我们现在的判断标准也更多样了,在感情这个问题上,主观性就更高,而它带来的打击、造成的后果都会变成我们面临的问题。


主观判断的重要性上升,这也是古今之变的一个大的侧面。在感情中我们可能还比较容易接受这一点。而在别的问题上,这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我在讲义里面提到过,古今之变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越来越看重“我喜欢”和“我愿意”了。个人赋予的主观价值变得非常重要,有时候甚至压倒了其他一切标准。


“我喜欢”变得这么重要,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让我们困惑:有时候和别人讨论问题,对方一句“我喜欢”“我愿意”,似乎就无法反驳了;一句“我不在乎”,就可以否定讨论的价值。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今天变成了现实,有时甚至显得合理。由自己来判断,自己作为最高的标准,这一方面让人处在解放了的轻松和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


GQ实验室:在这样的背景下,是不是就可能会出现第七季的《奇葩说》中比较有冲突性的讨论,比如在“我是独立女性,我该不该收彩礼”一题的讨论中,有些选手在呼唤爱,有些选手在谈彩礼对女性对家庭的压迫等等。


刘擎:对。彩礼这个词背后表达的事物不太一样。我说过,现代人是活在自己选择的后果中,如果给她这笔彩礼,是为了绑架她、瓦解她的独立性,对她有一种胁迫性的要求,那么她不能接受。如果这笔彩礼并不强制约束她,或者她可以摆脱约束,那么她可以接受。因为独立女性的独立意识,和她们的独立状态不是一件事情。她有独立的意识,同时,她维持自己独立的生活也需要一些基础,包括金钱。如果彩礼对她没有绑架,这是有利于一个人成为独立女性的。这是一个挺有意思、挺复杂、挺困难的话题,得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看。


她应当是可以选择的,可以谈判的。但谈判又有另一面,我们在谈婚论嫁时,会遇到很多繁琐的事,这会让双方冷静。有年轻人问我,结婚要不要冷静期?我说准备一场婚礼就能让双方冷静得够够的了。谈判的问题在于,它似乎会改变一种关系的性质。人情险恶,世事无常,在高风险的社会中,当两个人走到婚姻的时候,通常你根据大大小小的事情,已经建立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但信任是一个麻烦的问题,信任有的时候很强大,但它也会很脆弱,因为信任的前提就是“有可能背叛、有可能被辜负”,所以信任才是一种能力和一个可贵的品质。也就是说,信任总是有风险的。而当一个人在感情中谈条件时,“信任”就放在了被质疑、被拷问的位置。


比如说像婚前约定协议,在西方很早就有了。他们有一个习惯是,可以把事情摊开说,但这不妨碍他们的感情。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也会有麻烦。但对于“该算的时候就要算”,他们更习惯、更能接受一些。而我们更喜欢用默认的方式。中国有一个文化,我们只要“感情好”了,我们就不算账,我们可能会觉得在爱情中加入婚前协定很膈应。


传统社会稳定性强一点,用默认的方式大概率还是行得通的。到了今天,默认的方式风险就变高了。比如对于某件事,我以为是这样,原来你不是这样想的,我就感到被辜负了。但是如果用算账的方式呢,比如两个人要结婚了,其中一方把律师约来,两人坐在一起签婚前协议,在签的时候,突然其中一个人就想,这算怎么回事啊,算了,我们不要结了吧。计算这件事可能会破坏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把计算和感情分开,分别地就事论事。我们理性计算的那一部分,和我们全情投入的那一部分,它们好像有一种不兼容性。


所以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两个人的感情、婚姻,需要谈判,需要一个契约,但事先做好协议,又会损伤感情。全部拧在一起,就会出现很多感情问题等待被讨论。


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变成“渣男”“渣女”,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这两个词汇的严格定义,但我觉得它们被泛化了,“让自己失意的对象”,都是渣男或者渣女,那么这世界上大概很多人都可以被这么叫。


GQ实验室:近几年,这些年轻人谈起感情时,越来越多地使用“渣男” “渣女” “海王”“海后”等词汇,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刘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海王”“海后”,我不知道它们使用的语境。我参加第七季《奇葩说》最大一个收获,就是学会了好多“外语”。在这个新的语言环境里,你们年轻人是土著,我是一个移民。


GQ实验室:在同一时间和不同的人暧昧、恋爱。男性就是“海王”,女性就是“海后”。


刘擎:我理解这些词描述的是“不专一”吧。这里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们需要发明新词,来概念化一种现象。因为现象变得复杂了之后,要从头讲起是很麻烦的,所以人是需要概念的。但另一个方面,任何一个概念,当它被固定下来,它都可能成为一种陈词滥调或者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之所以会流传,是因为它方便,我们遇到一个现象不用再从头讲起,这让我们的交流更有效,让我们能更便捷地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


像“渣男渣女”“海王海后”这样的流行语,我觉得它们是一种工具,可以是一种自救的工具,提供一些确定的判断和理由。“三观不合”也是类似的,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理由或者说借口。我觉得现在,也许是因为年轻人太容易感到受挫,我们就有了很多便利的自救的工具,它像是一个工具箱,里面有很多现成的理由,总有一款适合你。我们把它拿出来,我遇到海王了,我遇到渣男了,我遇到三观不合的人了,等等。这也是因为确实有很多典型的案例,在其中这些判断是对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广泛地借用。它们能够流传,当然也是因为它方便、有效,它好像可以让我们快速地做出判断。


这种工具化的倾向当然也有它的背景。我们前面也说了,观念有它的来龙去脉,不是无中生有的。工具的普遍化和古今之变、和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是有关的,在讲义里我讲到过工具理性。举了一个例子,说现在大家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很多元,但是对有一个东西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钱是很好的,因为它总是有用。这不是因为大家拜金,而是因为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金钱就是一个最通用的工具。一些标签化的词语的流行,和这个逻辑也许是相通的。但它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领域、所有的语境都只适用这一个工具,或者都最适用这个工具。比如感情是不是应该用标签化的词语来对待和考虑,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回到我们自身,我们使用这些词语,很快地做出某种判断,好像是不能够容忍自己处在一个未知焦虑的状况太久,只要这样可以让我们平复,那它就是好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得有下一步,抛开这些标签的工具,真正地来反思自己。不是说所有事情都是别人的错,我终于没有错了;也不是说全是我的错,陷在痛苦之中。而是说,我们知道人是有缺陷的,人是可错的,我可能还会犯同样的错,但是我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可能会做得更好,下一次,犯同样错误的概率会小一些。


这里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对象、伴侣,或者可能的伴侣和对象,到处钓鱼,到处撒网,我们的“不能容忍”和传统是一致的。但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不能容忍”仍旧是现在主流的参照标准,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的人不顾忌这个标准,会去“越轨”、“犯规”、成为“渣男渣女”呢?这里面是有模糊的地方的。


我想,现在人们很容易轻易地谴责别人,这和人们在精神上安全感的降低是有关的,我们会很容易觉得受到了伤害,就更容易去提防和评判对方,其实是害怕自己受伤。我们的安全感为什么这么低?我想,一方面,客观上这个社会更复杂了。另一方面,年轻的一代可能从小被过度呵护了。父母只有在学习成绩这一件事情上对你有点“残暴”,其他都是过度呵护,不舍得你受一点点伤害。养成这个习惯后,吐露自己的心迹时,一旦遭到拒绝、谢绝、迟疑,都会被认为是一种伤害。我们在这方面不够坚强,这又增加了我们看待世界时的复杂性和不安全感。


那些被评判为“渣男渣女”“海王海后”的人,可能和控诉他们的人也是一样的。他们有可能其实是共享同一套逻辑,害怕受到伤害,都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付出是不一定有回报的,自己很可能会被辜负的。所以在这样的心态下,彼此双方选择的感情状态就是暧昧,两个人对彼此有点儿意思,但谁也没有给这段关系一个定义。“在一起”成了一个变量、一个互动状态,随时浮动。比如你可能有50%的几率和这个人在一起,突然情人节没有送你礼物,50%就变成30%,而双方也许没有达成共识,很容易就出现了“渣男渣女”“海王海后”。


理性的、自利的态度,原本是挺好的。但是所有人都这样做,就造成了一个普遍蔓延不安全感的环境,这就会使得人们的互动成本特别高,大家都在猜测、揣摩、怀疑……你发一条微信,他回这么一个表情,意味着什么?查查百度,看看文章,然而又不一定对。一个低安全感的文化对所有人都是不利的。


我相信有真正的“海王”或者说“情场老手”,但是这样的人太少了,哪会有现在说的这么多呢?他会精神分裂的,心理学上不支持这样的人。除非他是为了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或者是有一个更高的使命,比如他是一个间谍,身负某种任务等等。一般人是不愿意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中的。做渣男、渣女也需要天赋,这种人在严格意义上把其他人当作满足嗜好和欲望的工具,他要有非常冷酷无情的心,他要能够操纵人。


GQ实验室:所以您在《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书里给的解法是,鼓励年轻人大胆一跃。


刘擎:我不是要鼓励愣头青。我鼓励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里面是有判断的。勇气和判断力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你的判断也不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勇敢,所以勇敢才是美德。但勇敢和没有判断的勇敢——鲁莽——是一定要分清楚的。


而且,勇敢本身会塑造关系,而关系又会塑造一个人。恋爱是这样,好的朋友关系也是如此。你要舍得自己去经历一段感情,但遇到挫折时,你不是责备自己,而是反思自己。最深刻、最长久、对你最有益的是,把痛苦的情绪和理性的反思结合起来,它会重新塑造你,滋养你,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来源,你最后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否则,在一个高风险的社会里,如果你用一个非常高的安全标准来生活,你能怎么办?你就只能独处。


我知道现在好多人单身或者不婚,并不是完全不交往,而是内心有一个自己的根据地,这个自我的空间不容侵入。在这个基础上,也可以去交往,但这种交往是局部性的、有限的关系,没有办法使人体验到最深的感情的美丽。有时候那些好的、动人的恋爱故事恰恰是,最初的两个独身主义者,因为爱情淹没了自己,就把自己交出去了。当然,也许这也是一种风险吧。我特别喜欢伊桑·霍克演的《爱在》三部曲。最后两个相爱的人成婚了,但是当年那个光环都去掉了,他们有争吵,有孩子。电影的第一部和第三部是有关联的,你需要有过那样一种非常忘我的爱情,才会有一个隽永的中年和老年。


我给电影《革命之路》写过一篇影评,说爱情像革命,婚姻像制度。革命的时候,没有特别强的理性,听凭自己心灵的召唤。但是过日子,要有好多安排、机制,这是治理。大家看到的一面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到婚姻都会有一种幻灭感。好比法国大革命,就造成了一个制度,其实是特别不如人意。但如果你们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爱情记忆,即便它会被淡化在家长里短、油盐酱醋的漫长岁月里,它也一定会在某一时刻让你重温,它有它的力量。


所以,在这样一个悲哀的、悲观的、沮丧的气氛里,为什么大家还会看那些经典的爱情故事?其实内心还有所向往。只是我们的诉求是:需要伴侣;同时我们不舍得让自己的自主性、独特性受到干扰。因为人是害怕孤独的,或者说生活在孤独这样的选择后果中,人要很强大的。


这怎么办呢?我再次提一个背景,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在人间”。这三个字听起来很拗口,指的是人们生活的社会,同时也暗示了人类生活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当这个社会里的人越来越自由时,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彼此之间的交谈”。


我可能是一个太相信沟通的人。面对冲突有两种办法,要么使用武力打一架分出个对错,要么就是彼此再不相往来。剩下的就是交谈。所以谈恋爱就是谈,你要谈,交谈和沟通是改变的一个机会。人是会改变的,我们书里讲到了存在主义,萨特说人没有什么本质,人是不断地在成为谁。


我们需要灵魂伴侣、笔友、恋人、朋友等等,需要包容的、谅解的、交谈的关系。之前谈到“渣男渣女”时提到的工具理性,它有自己的适用领域。但人类在“系统”之外,还有生活世界。这关乎我们的自由、尊严、爱和正义。


这里的理想关系是:你越是你自己,你越是被另外一个人爱。两个人的“小型共产主义”是可能的,即“我最大的心愿,是使你幸福,所以我在成全你的时候,是满足了我自己最深层的希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林小四、小鹿,采访、编辑:林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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