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蓝领工人却全靠进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时代周报（ID：timeweekly），作者：兰怡潇，原文标题：《“拒绝弄脏手”，韩国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蓝领工人全靠进口》，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说起韩国首尔的鹭粱津，中国吃货联想到的是味蕾享受——帝王蟹、三文鱼等生猛的海鲜和物美价廉的“杯饭”。但对韩国青年来说，鹭粱津却是他们端起“铁饭碗”前的最后一站：公务员考试补习班聚集地。

毕业生们在离补习班不远处租下gositel（专指一间只能容纳一张床、一张桌的小房），穿着居家服，趿拉着拖鞋，争分夺秒地备考着公务员岗位。

许多韩国青年冲出大学校门后，或是埋头加入公务员等“铁饭碗”考试的大军，或是为挤进三星而备考GSAT（入职三星的选拔考试）。正如前《经济学人》通讯员杰弗里·凯恩（Geoffrey Cain）所言，“在韩国，总会有考试。它永不结束，直到你有份轻松的工作为止。”

而另一方面，一些制造业厂家担心自己开出的薪水不够高，下一秒，别的厂家会抢走刚招来的工人。

据韩国统计厅4月14日发布的数据，今年3月，韩国就业人口同比增加31.4万人，达到2692万人。但是，申领失业金人数近76万，创历史新高；失业人口为121.5万人，失业率同比上升0.1个百分点，为4.3%。

就业和失业人口同升这样的数据“奇观”背后，有受益于疫情影响变小，人们开始重返职场的经济复苏意味。还隐藏着韩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这些 “失业大军”主要由受教育水平高的年轻人构成。

一、“创造公务员”

韩国统计局数据展示，今年2月，韩国总体失业率3.9%，环比下降了0.1个百分点。但青年失业率达到10%，环比上升了0.9个百分点。路透社给出的数据则十分惊人——今年1月份15~29岁韩国年轻人失业率补充指标达27.2％。

当年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日本同期总体失业率从一月到二月都维持在2.9%，青年失业率为4.9%，失业率环比下降了0.9个百分点。

德国同期总体失业率为4.5%，虽然高于韩国，但青年失业率也仅为6.1%，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

韩国总统文在寅于2017年上台时，曾提出用五年时间创造81万个公务员岗位，使得每年公务员新岗位增长超过60％。

然而，一系列举措似乎无济于事，韩国白领职位一直稀缺。2017年韩国青年失业率为10.2％，2018年达到10.41％，2019年继续上升到10.97%。根据经合组织数据，至少从2001年起，韩国青年失业率就一直在8.5%~11%上下徘徊。

年轻人只能扎堆抢铁饭碗，全天候备考，加入本已十分庞大的NEET族（not in Employmen, education or training是指既没参加工作，也没继续升学或接受培训的群体）。

Neet族的比例逐年上升

白领岗位的僧多粥少，让许多拥有研究生、甚至博士学位的人都趋之若鹜，加入了争抢公务员铁饭碗的行列。备考的大多数人在财务上需要父母援助：至少整整一年，每天18小时的备考学习，显然让他们无法工作以维持生计。

《亚太社会工作与发展》杂志2017年的一篇论文指出，自2009以来, 韩国青年Neet族比例维持在的青年人口的20%左右，即每5个青年人中就有一个“尼特族”。

二、“血战”鹭梁津，做个三星人

为了一份铁饭碗，从黎明到黄昏，窝在窄小逼仄的gositel中，韩国考生们几乎不离开桌子。

从早上六七点开始，他们就已经静坐在凳子上，复习诸如韩国史和公共管理等考试科目。随后出门去上名师们的课程，或者打开电脑上网课。

临近饭点，街上的游客很容易认出这些考生：戴眼镜、穿拖鞋或者运动裤，怎么省时怎么来。舌尖上的诱惑弥漫了鹭梁津大大小小的街道，但这些考生一般只会在街边摊位点一份 “杯饭”或越南河粉，每份一般低于20元人民币。

周围超市最畅销的商品，都是能提神的，例如咖啡、含高丽参的功能饮料等。

韩国青年居住的gositel

狼吞虎咽完，考生们趿拉着鞋，回到自己的gositel，继续埋头苦读。有韩媒报道，备考考生每天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很少超过6小时，剩下的18小时都在学习。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到鹭梁津，一名29岁的公务员声称，“它是个晦暗的地方”。这名韩国公务员备考了四年，失败了17次才考上，摆脱失业状态。

Neet族中除了“考公”人群，还有“三星预备役”。在韩国全境，除了公务员，最好的出路就是迈进三星门，做个三星人。再不济，也得做个LG、现代人。

据NPR报道，韩国青年为了备考诸如GSAT等大企业的入职考试，日均花费15小时学习，略比公务员备考短一场电影的时间。但是这些GSAT考生们可没时间用来看电影，他们要背的东西太多了。考生林赫珠（Lim Hyuk-ju）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也想知道，为GSAT死记硬背答案是否就是通往成功的唯一路径。她想成为一名会计师，但父母为她设计好了职业道路：学习数月或数年，通过考试，成为“三星人”或者别的韩国大厂员工。

GSAT考试套餐，最便宜的需1400元

《三星崛起》作者杰弗里·凯恩曾长居韩国，谈到诸如三星的GSAT考试等问题时，他表示：“韩国的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成为‘三星人’。这可以带来稳定，声誉和金钱。如果你是个三星男人，你可以找到一间好公寓或者一位好妻子。”

一份稳定工作，一间大房子，一个完美家庭，乍一听就像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梦”。只不过实现“美国梦”不包括在小单间里昏天暗地地备考。

要实现“三星梦”，通过GSAT考试几乎是普通人唯一的途径。

“（考试）……尤其在韩国，公司不仅使用它来招募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而且将他们组成一个团队。（GSAT）这项考试的作用，实际上是标准化员工经历的第一步。考试是为了让他们适应……像个公务员一样。”

无论是当公务员，还是跨入大公司后当个像公务员的职员，都是“毕业即失业”背景下的最优解决方案。

被大公司拒绝的年轻人，只能把希望寄托到海外了。

三、“经济难民”

为缓解青年就业问题，韩国政府除了扩张公务员队伍，还为待业青年提供了K-move项目。K-move旨在为外语熟练、文化层次较高的34岁以下韩国人匹配海外岗位。

输出地就包括失业率创了新低的邻国日本和一些欧美国家。

根据路透社报道，曹敏京（Cho Min-kyong）就是K-move的受益者之一。持有韩国顶级大学工科学位的她，毕业时曾给现代等公司发出了10份工作申请，然而没有一家公司里录取她。“不是我不够好。只是像我这样的求职者太多了，这就是每个人都失败的原因。” 曹敏京说。

一筹莫展中，25岁的曹敏京等来了K-move的好消息。随后她移居日本，成为了Nissan（日产）的汽车座椅工程师。“韩国之外有更多机会。” 曹敏京评价道。

日本门户网站大篇幅报道了K-move项目即将为日本岗位输送部分的韩国青年的消息。有日本网民甚至称，K-move参与者为韩国“经济难民”。有人疑惑称“（韩国的）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要比日本快吗？”，也有人提出“尽管出生率正加速下降，但（韩国的）中产阶级逃到海外，是一件危险的事。”

亚洲开发银行学院副院长金楚珠认为：“人才外流不是政府的当务之急。相反，当务之急要防止这些人陷入贫困。”

通过K-move外流的高学历青年里，并非所有人都如曹敏京那般幸运。28岁的K-move参与者李在英就只得到了在美国德州的万豪酒店做厨师的工作。

仅仅工作了一年，她就回到了韩国。她无奈地表示：“这只是在我的简历中增加了一行，仅此而已。”

像李在英一样在国内找不到工作，又不满在海外当蓝领的青年，通常最后会选择回到韩国，加入失业大军，再次成为韩国政府的烫手山芋。

四、蓝领要靠外国劳工

当韩国青年为了一份稳定的白领岗位挤破头、过五关斩六将参加各种考试时，很多蓝领职位却无年轻人问津。

制造业企业们为招聘并且留住自己的工人伤透了脑筋。无奈之下，很多企业只能选择招聘外籍工人。

在首尔西南角的安山（Ansan），林彩旭（Lim Chae-wook）管理着一家加工工厂。厂里的焊接机旁，来自菲律宾、越南和中国的几十名工人在默默工作。

据路透社报道，林彩旭却抱怨厂里的本地工人严重短缺，“大学生大多数都拒绝‘弄脏自己的手’。”他补充道，“当地人根本不想要这种工作，他们认为这有辱人格。所以我们被迫雇用了很多外国工人。”

在韩国光州的西南角，起亚的供应商现代高科（Hyundai Hitech）CEO金永固（Kong Yong-gu）表示，他们为外国劳工“包了食宿等费用”，薪酬待遇相当不错。他的70名员工中，有13名是印度尼西亚籍的。

占了劳动力大比重的大学生都盯着铁饭碗，没有足够的本地劳动力愿意填补空缺。即便雇佣外国劳工的成本更高，像现代高科这样的企业也别无选择。

截至2019年7月份，持有韩国工签的107万外国人中，有48.6％在韩国在从事无复杂技能的简单工作。

就算这些韩国企业用更高的成本招到了外国劳工，它们也无法掉以轻心——如果提供的薪酬待遇不够优厚，别的厂家随时可能抢走这些外国劳工。

五、劳动力市场装不下

正如星展银行（DBS Bank）的经济学家马铁英（音译）曾说过的，“青年人失业率高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匹配的结构问题”。

“结构性“失业，与韩国政府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有莫大关系。政府对知识类教育过度倾斜，忽略了职业教育与培训。

根据经合组织数据，年龄24至35岁的韩国人中，有70％的人已经完成了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年轻人受教育比例为全世界最高。

韩国研究所劳动力市场研究员Ban Ga-woon提到，政府要为这种教育“偏科“付出代价，“大量的人只想要少量的顶尖工作。”

此外，韩国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制造业需要更多的人；而本该吸收大量白领的服务业和新兴第三产业的企业留存率很低。

根据《韩国中央日报》2015年5月的报道，59％的韩国初创企业在三年后倒闭， 只有41％的初创企业能留存三年以上；而在以色列和美国，则有超过55％的初创企业能至少正常运营三年。约75%的韩国初创企业在五年内倒闭，92%的企业在十年内倒闭。

8％能经营超过10年的企业中，前十大财阀占据韩国公司总市值的一半。2015年，排名前5的财阀销售收入占韩国GDP的58％。

年轻人如果没能成为公务员，三星人或者LG人，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伴随公司倒闭而失业。但是，大财阀公司能提供的岗位毕竟有限。

据韩国统计局数据，韩国只有约13％的劳动力受雇于规模超过250名员工的公司。

韩国雇主联合会（KEF）的数据显示，韩国大企业的每100名申请人中只有不到3名被录用。中小型企业中，每100名中大约有17名被录用。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韩国工商会研究部负责人李京生指出，“大公司能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有上限的。大企业应该帮扶下与它们合作的中小企业。” 而财阀游说团体韩国工业联合会的发言人拒绝对财阀在就业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作出回应。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0年，韩国GDP增长率9.9%；2000年，9.1%；2010年，6.8%。增长速度逐渐减缓。

2019年，疫情未曾影响韩国时，韩国GDP增长率只剩2%了，在总体失业率才3.84%的情况下，韩国青年失业率已逼近11%。私营企业的扩张速度追赶不及每年从高等学校出来的毕业生的速度。大学毕业后，韩国青年发现自己面临着两难选择：或是参与竞争更剧烈的考试，或是拥有一份不体面的工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时代周报（ID：timeweekly），作者：兰怡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