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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9 20:30
新冠蔓延时,我们“偷”来的这一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3tails(ID:threetails),作者:罗瑞垚,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隔离的日子里,我一直在回想匆忙离开新德里的那一天。


飞往加德满都的航班是12点55分,我们吃过早饭就向机场出发,10点左右就到了。换登机牌时,柜台说我的行李超重了,手提行李也是,我急着走,交了一千多块,近一个小时的排队等得我心烦意乱。


到了海关门口,我在重新整理行李,混乱之中,把本来准备带着的一件布老师的T恤又还给了他。在印度生活了两年,很多东西我都舍不得,想给自己保留一点原本生活的痕迹。没有航空公司会查手提行李的,对吧。


时间不多了,我看了一眼表,眼泪唰得就下来了。我们甚至没来得及在机场拍一张照,我站在原地哭,路过的人齐刷刷地盯着我看,让拥抱和亲吻都变得困难。“你该走了。”布老师说,我们摘下口罩,轻轻一吻。



我在海关柜台前排队,回头看他,我们之间隔着一道玻璃。大概是看到我在抹眼泪,海关什么也没有问题,就让我走了,过了柜台再回头,两道玻璃。过了安检,我的目光越过三道玻璃找他,只看到一个模糊的小影子,朝我挥着手。我也挥了挥手,转身走了。


其实当时也没想到,印度疫情会发展到全球禁飞的地步。新冠一年,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是“偷”来的:离别一定会到来,但重逢却只能仰仗运气。


很显然,这种坏运气还在继续。


孤岛


飞机一路向东,一个小时左右就降落在了加德满都机场。说来奇妙,我们这“偷”来的一年也刚好是从这里开始的,要不是在尼泊尔徒步时摔断了脚踝,后面的故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再回到加德满都,看到熟悉的街景,感觉像是一个轮回的隐喻。


2019年的12月底,我们在布恩山徒步,慢悠悠地爬上山,在山顶看到了雪。山顶的风凌冽,吹得我脸生疼,几乎能感觉到皮肤在缓慢地裂开。我甚至没能在脸上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只有在太阳蹦出来的那一瞬间,我的心明亮了一点点,举起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那些同样举着手机拍朝阳的人们。



下山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有着隐隐的不安。果不其然,有好几段路的雪已经结成了厚厚的冰,我脚底打滑,一个踉跄摔倒坐在了地上,钻心地疼,左脚踝裂了一条细小的缝。2020年的第一天,我被轮椅推着坐上了回新德里的飞机,行动不便,我就把原本1月回国的机票改签了。


后来我们经常和朋友们聊起这次“意外”,像是刻意地给了我一个指引,把我留了下来。因为很快,中印之间的航班就停飞了,那个春节前回国的很多人到现在也没能再去印度。


我们的“孤岛”生活也从那时开始了。现在回想,“隔离”和“封城”这两个词在我们的认知里已经变得如此自然,成为了一种默认的设定。但一年前不是。武汉宣布封城的那个凌晨,我坐在床上刷微博,震惊又恐慌。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读了很多的报道,看到图片里空荡荡的街道,心里堵得慌,哭了好几天。


我的大学是在武汉读的。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那七年是我人生中举足轻重的一个篇章,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天真的小镇做题家,是在武汉,我慢慢摸索出了未来生活可能的方向。有一个细节到现在依然恍如昨日。


大二时,我在武大读新闻学的双学位,每个周末都要坐公交车去上课。下午五点多,我要在街道口等572或者583,基本上要一路站回去。有一次走运,倒数第三排最左边的座位空了出来,我坐下来就昏昏欲睡。不知道过了多久,耳机里突然传出一句“Once upon a time I was falling in love, But now I'm only falling apart”,我醒来了,车已经到了民族大道纺织大学站。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布老师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晚上,和他分享我十年前的记忆碎片是如此重要,我描述着武汉那些过度拥挤的公交车,一路红灯的民族大道,东湖氤氲的水汽,和我经常去跑步的珞珈栈道。就像我们第一次去库本公园时,他告诉我小时候每个周末,父母都会带他去那里的故事。


封城的三个月里,我们两个人、一只猫第一次有了机会一起睡午觉。中午吃完饭,困意来袭,我们就把在沙发上睡得不省猫事的美丽抱上床,拉上窗帘睡觉。


非常偶尔地,我们会骑着摩托车出去采访。街上的小贩、人群、公交车都消失了,甚至连晃荡的牛也不见踪影,我生出一种奇妙的错觉。现在回想,班加罗尔空无一人的街道,也算是仅此一次的人生体验了。我从后视镜里看凤凰树繁盛的枝叶,独享了那一季的春花。



一次别离


班加罗尔是一个很适合散步的城市。城市在巨大的花园中蔓延,四季温度宜人,树木丛生肆意生长,没有人把它们刻意摆成规整的直线。空气中带有南方特有的草木香气,木棉、合欢、凤凰树最常见,还有椰子和芒果树。


刚到班加罗尔时,我的工作内容很局限,主要是和创业者和投资人打交道。虽然身在印度,但总感觉自己像是漂在小舟上,只能看到海面波光粼粼,却看不到下面都有什么。在那个语境里,印度是“市场”,它的十三亿人是“用户”。我和那些坐在游轮上的人的聊天,他们会告诉我,我熟悉这篇海域,下面有鲨鱼、海豚、水母,还有小虾米。


那阵子,我和布老师也很忙,经常轮流出差,每个月总有七八天分隔两地。疫情彻底地改变了这种生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分开的时间不超过十天,每天24小时都在同一个空间里。


和他一起,我终于跳进了那片海里。我和封城后徒步返乡的农民工聊过,跟着家政工组织去贫民窟给小孩上课,还坐在外卖小哥的摩托车后座和他一起送外卖。那些模糊的面目逐渐变得清晰,涌动的暗流,行人的耳语,一切都开始变得有意义。


(陪小哥送外卖)


而我的这艘小舟,也免不了随着洋流漂摇。


那些春节前没来得及离开印度的中国人,从六月份起也陆续离开了。疫情未消,风波再起,继续耗在印度已经没有意义,很多人被迫止损退场。我帮一个朋友去和房东谈解除合同的事,他租的是一个面积不小的商铺,一个月租金就要五六万,还有五十多万押金在房东那里。好说歹说,房东丝毫没有松口的意思,还质问我,为什么要搬走店里的沙发。


“我花我的钱买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搬走?店是你的,里面的东西又不是你的。”我很生气,也没对他客气。但我觉得无奈又无力。这个时候,问题已经不是语言能解决的了。这样的事不少,违一个已经不在印度的外国人的约,几乎没有任何成本。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每次路过那家店,看到招牌还在那里挂着,我都会想起这件事。班加罗尔的中餐馆也关门了,我逼着自己学会了包饺子和炒面片。风向开始变了。


很难说是巧合还是我以前运气好,在印度的两年多里,我没有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感觉到不舒服。但在最后的几个月,我确实感到些许不安。有一天我走在街上,两个年轻的男生骑着摩托车迎面走来,冲着我喊了一声,“Hey! Chinese!”我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来,装作没听到。但我的心确实不由自主地顿了一下:他们想干嘛?如果跟上来怎么办?


幸运的是什么也没发生,他们走远了。也许他们只是好奇,也许只是并无恶意的玩笑,但我也不得不警惕更坏的情况。这和我们在找房子、住酒店时遇到的“哦?中国人?”反问一样,都是一种很难说清的微妙情绪。


(家附近的公园)


同样的情绪也弥漫在移民局的办公室里。我申请签证延期,移民官叫我去面谈,他问我,为什么要留在印度这么久。我说了没有直飞、没有工作、没钱买票等一系列原因。他问了一些细节,看着我的材料想了想,告诉我,会给我最后一次延期,一个月之内必须离开。


他又问我之后的打算,我坦言不确定,现在回去也申请不到印度签证。“中国和印度怎么了,你觉得?”他突然问我。我挤出一个尴尬的笑容,“I wish I know, believe me.”


何以为家?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去加尔各答的唐人街采访。曾经,东南沿海的中国人乘着到英国的货船,从海路来到加尔各答,在这里繁衍生息,最多时,这里有五万多华人。中印战争后,华人社区开始萎缩,现在还剩下三四千人,大批的年轻人都移民去了加拿大和美国。


我见到了一个在唐人街教武术和舞狮的师傅,他是客家人,虽然在加尔各答出生和长大,但说话带着明显的中国口音。他聊起2019年去过广东梅县探亲,眉眼兴奋地跳跃,“那里的人都说和我们一样的话,吃的东西也和我们一样。从广州到梅县的大巴很快,quite amazing。”虽然牵着丝连着线,他的家在加尔各答。


(师傅在讲舞狮术)


另一个年轻的华人歌手和我聊起移民,他说那些去了美加的加尔各答华裔,在海外遇到了庞大的印度人和华人社区,但他们觉得自己左右不沾,站在中间的夹缝里。每年春节,他们都会回到加尔各答。疫情阻断了这条线。


但那时我们都乐观地认为,这种阻隔就要结束了。


距离我离开班加罗尔已经35天了,隔离期还没有结束。7天在路上,21天在酒店,7天在我弟的家里。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周的旅程非常魔幻,好像一个越吹越大的泡沫就快破裂,我闷得慌,心里有一小部分有着它自己的小心思,希望那个临界点快点来——破裂,定格,像去年那样。直到我们在新德里屋顶一起看过的最后一抹晚霞。


我记得有鸟叫声,听着像是孔雀。夜风微甜,我们没说什么话。彼时,我也不知道身后的那片土地将会经历怎么样的暴风雨,我很“幸运地”在风暴来临前离开了。


隔离酒店的窗户对着一棵大树,树干粗壮,枝叶茂盛。有几只鸟儿总在树上说话,在枝间跳来跳去,小小的身躯随着细弱的新枝上下摇摆。黄昏时候我总觉得疲累,打开纱窗盯着树发呆。我看落叶,看小鸟,即使是雨天它们也不缺席。



酒店隔离快结束的时候,我认真地想了想下一站去哪里。根据要求,我还需要继续“居家隔离”。我是一个拖着两个大箱子、里面装着所有必需品的“归人”,但我的“家”在哪里?


我18岁离开老家那年,我爸曾经半开玩笑说,要把我的卧室租出去。我那时还有底气,要求他为我保留一席之地。后来读书时假期回家,我卧室里的床头柜、我用过的塑料台灯,甚至桌上摆着的某央视主播的照片都还在,晚上开着台灯,我好像又看到了十四五岁的那个自己,晚自习结束后趴在桌前背单词、写日记,翻几页杂志后才舍得睡觉。


去年弟弟在老家办婚礼,我的那间卧室被改造成了婚房。我离开北京时的一些行李,现在堆放在另一间没有人用的卧室里。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去过那个“家”了。


在北京时,那间朝南的小卧室就是我的“家”。我每周都会收到鲜花,每次出差回去都要打扫一次,墙上挂满了我拍的照片。但那个“家”里的客厅很小,只容得下一张餐桌和一个冰箱。一起住的彭老师还说过,“我们都没有成套的餐具。”


现在住在弟弟家,他家里有一只猫,有成套的餐具,还有一个大电视,正对着沙发。


傍晚的时候,外面经常会下起雨。我站在阳台上往外看,车来车往,撑着伞的行人寥寥无几。一阵阵凉气从脖子里钻进去,我看得到雨,但手伸得再长也淋不到。


我又想起了三千公里之外的班加罗尔,那里也常常在傍晚下雨。我坐在屋檐下看雨,雨落在树枝上摇晃,落在路过姐姐的头巾上,落在我的指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3tails(ID:threetails),作者:罗瑞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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