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天赐王国——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惊世记（珍藏本）》序言（由商务印书馆授权），写于2004年3月16日，书籍作者：岳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序言作者：林向，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几十年前默默无闻的三星堆，如今成了学术界的热门、旅游业的明星，观者如鲫，著述如雪。但如仔细审视一番，就不难发现，在叠床架屋、洋洋洒洒的所谓大作之中，真正的科学论著并不多，而能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并具有较高品位的上乘之作更是凤毛麟角。

屈指算来，三星堆遗址群的考古发现到今天已七十余年，两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已过去将近二十年，而三星堆博物馆的建成也有十多年了。这中间围绕三星堆出现过多少人，发生过多少事，又产生过多少纠葛矛盾和奇闻逸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切已经构成了中国考古发现史上的“三星堆事件”，而这个事件实在值得追忆和关注。

岳南先生的近著《天赐王国——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之谜》，以其对整个事件翔实的采访、细致的描述而令人耳目一新，尤其作品能直面事实、揭示矛盾，把“三星堆事件”的里里外外都抖搂出来，公诸于世，听凭众议，更属难能可贵。这一颇具胆识和才气的文本，相信会对公众产生巨大的冲击。因而，我极愿意向诸位郑重推荐这部全景式描述“三星堆考古事件”的纪实文学翘楚之作。

当然，这里我叙述的只是自己的一点粗浅感言，并未要强占话语霸权的意思。就我的人生经历而言，长期在四川大学从事考古教学和西南地区考古研究工作，曾一度担任川大考古专业的教研室主任，对那个年代为寻找考古教学基地及合作伙伴而遭遇的艰辛至今难忘。

业内人士都知道，要搞好考古教学，不能总把学生关在屋子里死啃书本，非到田野现场实习不可。但我们几位教员常常为了安排每年的田野考古教学实习而弄得四处碰壁、焦头烂额。即便千辛万苦有了着落，在与地方文物部门的合作中，多半会为了资料与经费等问题而发生矛盾，末了还会有成果的研究、署名，及谁署名谁不署名、谁署名在前、谁署在后等等纠葛。

一般来讲，在正常合作中双方有些摩擦也是在所难免的，但问题在于总有些人热衷于划地盘、搞垄断，他们找借口生事端，弄得大家土头灰脸的，最后合作伙伴成了冤家对头。这些错误做法成了考古文物界的一种痼疾，同行们多有同感，大家心中不快却又不好明说。

至于发掘出土文物的归属问题更是棘手，就是北京与地方之间、地区单位之间的合作也累受困扰。岳南先生在这部作品中能把这种痼疾如实道来，点破症结，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当下考古界能不能奉行“学术本天下之公器”的原则，并本着这一原则去揭示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摩擦与矛盾的根源与背景。虽然有些问题也许不如《天赐王国》中所描写的那么简单，责任也不必归咎于某个个人，但通过这部作品的描述能引起同行，特别是一些地方官员们的自尊和自律，共同来消除划地盘、搞垄断的陋习，实在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按岳南先生此前对媒体的说法，他写的是文学作品，在采访与写作时“想的是怎样表现主题”，任何人和事在他看来都是表现主题的符号，并依据自己的构想来决定取舍，所以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当然也应是纪实性的文学作品，而不是某个单位的年终总结和上报的邀功请赏的内部材料。因此只要是总体上反映了事实本质，则不必拘泥于小节的出入。不过岳南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对有些事件的描写则是独到而细腻的，我作为当事人之一，在读罢这部初稿之后，不由得勾起了许多埋在心灵深处的陈年往事。

记得我正式介入“三星堆考古事件”是从1961年的调查开始的。那年春天，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冯汉骥教授根据他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掌握的情况，命当时他的研究生——我，与助教张勋燎同赴广汉，为张勋燎讲授《考古学通论》课程的学生进行考古调查做前期准备工作。

记得我们到广汉之后，是由鸭子河的北岸下河，涉河到真武宫附近爬上南岸的。那时鸭子河的南岸还没有移动到现在这个位置，由于每年受河水的冲刷，现在人们看到的南岸已较那时大大地南移了。当时发现被河水冲刷的南岸断崖上露出厚厚的文化层，其中嵌着陶片、烧土块，有的还暴露出灰坑剖面，而在河滩上散落的陶片更是俯拾皆是。我俩见状大喜过望，认为这里果然名不虚传，确实是学生实习的理想地点。

此后我们还向南越过马牧河，顺新开的沟渠一直走到大土堆（三星堆）前，沿途采集到不少陶片。待由三星堆回到校园后，向教研室领导报告了这一情况，最后大家决定，这年的6月由张勋燎率队，与历史专业58级学生一起进行实地调查。这次考古调查取得的成果，后来由张勋燎执笔撰写了《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刊登在《文物》1961年11期上。

由于有了这一前期的工作，才催发了1963年9月四川大学考古专业与四川省博物馆合作对三星堆遗址群中的月亮湾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川大实习队在现场是由当时的助教马继贤、童恩正、宋治民负责。四川省博物馆派出张才俊负责，还有技工戴堂才等参加。冯汉骥教授作为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和川大考古教研室主任在发掘期间常带我们去工地指导，也让我们有实地观摩的机会，冯老师的谆谆教诲至今犹在耳际。这一些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大多都被岳南先生细微地描绘入他的《天赐王国》历史长卷中去了。

当我第二次到三星堆工作的时候，已经是23年后的1986年了。原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冯汉骥教授已于1977年仙逝，由我和张勋燎接任川大考古教研室正、副主任。这时我正为学生的实习找点而四处奔走，后来找到四川省文物考古所的负责人赵殿增，经商谈后同意合作，于是组成川大考古专业84级实习队，我作为副教授，与助教霍巍、李永贤等一起于1986年3月1日开赴广汉三星堆发掘。

按当时的分工，我担任川大考古实习队的领队，工地领队则是四川省考古所的陈德安，发掘分为三个区，指导的有省考古所的陈显丹（三区）和川大的霍巍（二区）、李永贤（一区）。参加这次发掘工作的，除省考古所与川大考古84级的二十多名学生外，还有广汉、德阳、绵竹等地的几位文物干部，另雇用民工一百多人。这支庞大的考古发掘队伍在早春的成都平原上显得热气腾腾，连残雪也为之消融，象征着川大与地方文物部门的合作开始了不同寻常的新阶段。

1986年春的田野发掘顺利地进行到6月初，这中间除了岳南先生的描述之外，我觉得有几点值得补充：由于这是四川省内规模空前的正式发掘，我们对田野工作的质量抓得十分认真，按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规程（稿）》严格执行。

其中有这么一个细节，我固执地坚持要求每一个下坑操作者不能穿有跟皮鞋，因为凹凸的硬底会扰乱探坑地层平面的遗存现象。前面说过，当时参加发掘的各类人员有一百多位，一时间平底鞋严重短缺，造成恐慌。川大考古教研室派专人在成都紧急采购，才得以把这一难题解决，当年发给我的平底鞋一直保存到现在。有人可能说这些属于琐事，不值一提，但日前还有当年的川大学子、今日考古界的“一方诸侯”，对人绘声绘色地讲起此事，称受益匪浅。可见考古实习的教学环节无小事，一举一动都会对学子们今后的考古生涯产生长远的影响。

大概是1986年5月的某一个发掘工作日，我们几个发掘工地负责人，来到三星堆土堆以南的田埂旁时，发现当地农民挖出的土堆中有铜器残片，但考虑实习时间即将结束，若要扩方发掘无论如何来不及了，只好把标本暂时取回，并做了记录，存入三星堆工作站。

后来得知，这个出土铜器残片的地点，与发现闻名于世的两个祭祀坑的地点处在同一位置上并且相距不远。当祭祀坑出土的器物引起万人瞩目和世界性轰动时，有人在奔走相告、欢呼振奋之余对我说：“你这是巧遇良机而失之交臂呵，不感到懊恼吗？”我的回答是：“任何考古发现都有它的规律和几率，我带领学生实习的时间和发掘的地点是有限的，而考古发现的机会是无限的，谁发现就该向谁道贺好运气，何懊恼之有！”

再说，考古收获不能总以是否挖到珍宝为标志，当年冯师汉骥教授就常对我们说：“考古发现的有与无都是成果。”何况我们的发掘不是“无”，而是“有”。

试看我们 1986年3~6月在三星堆遗址发掘的1325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房屋遗迹二十多处、灰坑104个，还发现典型陶器群，外有玉石璋、玉石瑗和陶塑鸟兽、石人雕像、漆髹陶器、雕花漆木器等等，这些都是在后来天下震动的祭祀坑中未曾出土的珍贵标本。除器物外，更有厚达2.5米、16层相叠压的文化堆积，构成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间、商末周初乃至汉唐宋明之间清晰的地层标尺——这些都是在东亚大陆中国西南地区的首次发现。

如此成果说明我们已经在长江上游抓住了一根牵连着远古文明至关重要的历史藤蔓——三星堆祭祀坑不过是这根藤蔓上结着的两个大瓜罢了。要解析这两个坑的奥秘，就必须先解析那些地层中包含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否则难以窥知历史的真颜。可惜的是由于合作双方存在的人力与经费的匮乏等种种原因，1986年春天发掘的资料至今未能整理公布，我作为川大实习队的负责人当然是难辞其咎的，热切地希望后继者能早日了此心愿。

就在1986年春天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后期，各种遗迹、遗物纷纷呈现，遂招来各级领导、群众和媒体的来访。应对方的要求，川大考古实习队开始接待并给予讲解。期间川大三位教师还应参加发掘的绵竹文管所的邀请去当地给文物干部做讲演，临结束时我作为川大实习队的领队又应广汉县委的邀请向全县乡、村干部和教师及部分学生代表做“三星堆古遗址发掘情况报告会”。

当时我们只想到普及考古科学义不容辞，但由于合作一方的我们曝光多了，就引起省考古所个别人的不满甚至指责，现在想来这些都有值得反省之处。不过我引以为豪的是自己曾经为“三星堆热”的持续升温奉献出摇旗呐喊之忱，包括以后十余年中我所付出的绵力。

这次发掘之后，在我和几位学者朋友的鼓动、斡旋下，于1986年10月，有关单位在广汉召开了“巴蜀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论文集《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巴蜀书社1991年版）。

1992年4月又召开了“纪念三星堆考古发现六十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论文集《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巴蜀书社1993年版）。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工作对当时三星堆学术热点的形成与推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还时常来往于成都与三星堆之间，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岳南先生在其作品中已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即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都邑，相继发现了东、西城墙遗迹，北城墙疑被鸭子河冲毁成了河道，南城墙的位置过去一直认为就是三星堆的土堆。故包括我在内，都把两个器物埋藏坑推定为蜀都南郊之外的祭祀遗迹。

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虽然目前各家对三星堆的祭祀内涵认识并不一致，如我就认为古蜀的宗教礼仪中有强烈的“泛萨满文化”因素，不能硬套中原文化的《周礼》等所记的程式。古蜀因发生特大洪灾而失宠的神像法器，有可能被当作厌胜埋藏物，在古人举行祭祀仪式中（或后）被埋入坑中。对祭祀的含义各家可以认识不同，但土坑中是为祭祀仪式而埋藏的器物，则各家应该是一致的，所以把它们称为“祭祀坑”是能够成立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讲述岳南先生在其作品中，没有向读者作详细描述的祭祀坑与南城墙的关系及其发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曾为整理三星堆遗址内86T1415探方出土的遗物住在三星堆工作站，期间我与陈德安到周围踏勘，在距三星堆以南约五百米处，突然发现了一条近东西走向的土埂，这条土埂隐露地面成一线与东、西城墙相对应，当时我们想这会不会是南城墙呢？当陈德安从农民那里借来锄头，在土层中挖出一些三星堆文化的陶片并证明土埂是人工堆筑物时，我俩禁不住欢呼起来——南城墙终于找到了。我临时用纸包好陶片，并写上发现经过，存入三星堆工作站。如此一来，对这座古老都邑的认识就变了，三星堆有可能不是南城墙，而是处在城内中轴线上偏南的祭坛，难怪其周围会有许多个祭祀坑呢！这一发现使整个考古界对三星堆古蜀都邑的布局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最后还有一点也许并不算题外之话。从1986年起三星堆逐渐成为学术热点，各种学术观点的交锋在所难免，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大好春光，这在岳南先生的《天赐王国》中都已有精彩的描述，有的还加以中肯平和的评论，这当是本书的又一亮点。不过我以为学术问题不存在终极结论，至少三星堆的问题离弄清楚还早着呢，绝不存在什么“总裁判”和“盖棺定论”，也绝不会有哪个学者会如此自封的。

我和许多同行一直认为：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构成长江上游的“古蜀文化区”，它是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的有机构成部分，有着独树一帜的文化特征，特别是以礼仪与制度方面的差异最明显，所以这样的文化体系是不能硬套中原地区或其他什么地区的文明程式来简单类比的。

关于古蜀文明尤其缺乏文献记载，新材料需要新探索，学术见解相左是难免的，对于貌似谬论的见解，只要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最好还是先把人家的见解弄清楚，再平心讨论为宜，因为是非尚难论断，人人都应有话语权，真理也许就在不起眼的人的手中。当然学术有专攻，大家都有权评论，却恐难以越俎代庖，学术问题还是让学术界去继续辩证为宜。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愿我们大家共勉之。

岳南先生是中国考古文学的领军人物，他说过，他写的“是纯粹的报告文学”，“不是考古报告或哪个单位的年终总结”，在三星堆及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研究中，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谁应该加官晋职，谁应该得到表扬或奖金，这些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他关心的是他认为应该写出来公之于众的事——哪怕有些事并不能得到当事人的喜欢，他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评价这一连串事件的。他自认为他的前几部作品“写作多是全景式的、慷慨激昂、个人情感宣泄多。而自描述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发现发掘过程的《复活的军团》之后，作品中渐渐多了理性的思考”。

看了这部《天赐王国》的书稿，我以为他的著述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一大步的特点就是直接干预现实，贬褒是非，颇具史法。他曾说“写作是有文化良知的，在褒贬中力求公正，为众人服之”。我想他是在这样努力着的，并相信这部《天赐王国》一定是岳南先生又一部受到公众欢迎的考古文学力作。

2004年3月16日

本文摘自《天赐王国——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惊世记（珍藏本）》序言（由商务印书馆授权），书籍作者：岳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序言作者：林向（历任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研究室主任，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中华文化学会常务理事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