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疯狂投资人、商业帝国梦与巡演躲债的岁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作者：杨靖（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原文标题：《作家之外的马克·吐温：疯狂投资人、商业帝国梦与巡演躲债的岁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进步与贫困》（1879）一书作者亨利·乔治曾说， “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不仅是一个“涂金”（gilt）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罪恶”（guilt）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也是贪腐问题集中爆发的时代，诸如虚报假账、收受回扣、权钱交易等丑恶现象比比皆是，这也是马克·吐温将小说命名为《镀金时代》的初衷——小说于1873年出版，“书名迅即成为公共生活中贪污受贿、物质主义和腐败的同义词”。

小说《镀金时代》，围绕兴建城市、铺设铁路、开辟航道、议会选举、法院审判等案例，揭示出美国政商界、司法界以及新闻界的卑劣行径，并塑造出玩弄权术、假公济私的参议员迪尔沃思（Dilworthy）以及终日梦想大发横财的小市民赛勒斯（Sellers）等经典形象。作为投机家的赛勒斯与说谎成性的政客不同：政客说谎是向后看，通过语言操控术（话术）篡改过去的事实；投机家则是展望未来，“他是这个浮夸的、推销术泛滥成灾的世界里的一个梦想家”。很显然，“赛勒斯”一语双关，既是人名，亦有推销员（seller）之意。据作家本人在《自传》中的说法，这一人物原型是他的一位远房表亲。然而，文学评论家却更愿意相信：小说中这位“推销员”无乃是马克·吐温本人的化身。

《镀金时代》的土地交易与文学市场

小说的核心故事，是田纳西州参议员迪尔沃思自导自演的一出土地欺诈案。当地一位农户霍金斯（Hawkins）曾廉价购买7500英亩土地，有开发公司出价3000美元意欲收购，他迟迟不愿出手，结果错失良机（后来连500美元也卖不出去）。霍金斯去世后，他的朋友塞勒斯向参议员提议由政府出面收购。随后，参议员提出创办“士高达工业大学”的方案，建议政府出资300万美元购买上述土地——如此一来，他便可以从收购土地和建设大学的财政拨款中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为说服其他议员，迪尔沃思决定以霍金斯美艳动人的女儿劳拉为“诱饵”。他首先将劳拉包装成一位上流名媛，将她引入华府社交界，结交参众议员（及其妻女）。与此同时，他将劳拉之弟发展成为自己的助理；而后者时常对外宣称，他本人如何反对出卖自家祖传宝地。议案宣传造势结束后，参议员幕后策划，劳拉则施展魅力出面游说。她使用诱惑、欺骗、贿赂等手段，拉拢议员投票。提案在众议院率先获得通过，但紧接着被媒体曝光，引起公愤。参议员动用自家兄弟经营的报纸展开反击，赢得民众同情，于是提案被呈交给参议院。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参议员任期届满，需要重新竞选。在竞选过程中，他收买议员、操纵选举的丑闻被公之于众，名声扫地——赛勒斯精心策划的土地交易案，至此彻底流产。

据考证，马克·吐温的祖先的确拥有这样一块土地，后来在这块土地上也确实发现了石油——不过那是1895年的事（当时土地早已转售），与马克·吐温家毫无关联。作家在《自传》中曾不无遗憾地调侃：自己若能拥有那片土地（哪怕只有几英亩），日后他也就无须依靠写作谋生了。出乎意料的是，未能使得吐温一家脱贫致富的地产，却为他的小说《镀金时代》提供了绝佳的历史背景：马克·吐温因此赚到稿酬2万美元，并获得7.5万美元的戏剧（改编）版税——他因此自嘲是“田纳西地产的唯一受益者”。

马克·吐温此前在内华达州一家报馆担任记者，但童年时代的贫穷经历在他心中留下巨大的阴影。像小说中的赛勒斯一样，他无时无刻不沉浸在一夜暴富的发财梦中。当时该州流行“淘金热”，马克·吐温将自己的所有积蓄（包括全部稿酬）悉数投入股市，购买金银矿山股票。然而，这一种纸上富贵并未能持久，转眼经济危机来临，股票债券价格大幅跳水，马克·吐温豪赌式的投资血本无归，最后只得重拾手中之笔，继续文学创作。

马克·吐温记者时期的办公环境

自首部作品《傻子出国记》起，马克·吐温以粗犷而不失轻快的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根据传记作家的说法，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对于文学市场风向的把握。众所周知，马克·吐温一向十分留意读者的品味和图书市场上畅销小说的潮流：《王子与贫儿》（1882）和《亚瑟王朝庭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1889）迎合了儿童文学和欧洲骑士传奇的时尚；《傻瓜威尔逊》（1894）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身上汲取了侦探小说的表现手法（福尔摩斯这一文学形象最早诞生于1891年）。《圣女贞德》（1896）写作的年代，正是刘易斯·华莱士的《本·赫尔》（1880）和亨利克·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1896）作为宗教和历史传奇而风靡一时之际。甚至，《哈克·费恩历险记》里刻意运用的南方方言和边疆色彩，也是以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雷穆斯大叔”（Uncle Remus，1881）系列故事为蓝本。

不仅于此，马克·吐温对于营销自己的图书也非常热衷。据说每一本书出版前，他会反复推敲合同条款，要求出版商大力宣传（有时甚至因此而与对方翻脸），并亲自过问书籍的生产成本及插画设计（他曾采用当时最好的纸张印制封面，不惜为之耗费1万美元），以此确保发行图书能够得到读者青睐。在一系列商业包装和市场运作机制下，马克·吐温在文坛的知名度日益攀升，被誉为美国“当世最著名的作家”。据统计，截至1880年，他的各项版税稿酬年收入高达25万美元，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但大作家本人并不满足，像他笔下的梦想家赛勒斯一样，他开始构建庞大的商业帝国梦——从他最为熟悉的出版业起步。

马克·吐温在家中的摆拍

疯狂投资后的躲债岁月：从格兰特《回忆录》到佩奇打字机

马克·吐温算不上明智的投资人，但毫无疑问称得上是精明的商人。从一开始，他所有的作品，便一律采用预订销售模式——这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也为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

以《傻子出国记》为例，合同规定净利润由出版商和著作权人均分——当时美国出版公司（the American Publishing Company）共发行62000余册，每册售价3.5美元，总计收入218000美元。出版公司支付总代理112000美元（约合总收入的51%，总代理再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薪资和佣金支付给图书行商），获得毛利106000美元；扣除制作成本41540美元后，剩余净利润64460美元，马克·吐温获得32000美元。

眼看自家作品的出版收入大部分落入出版商/发行商的腰包，而自己只能拿到其中一个零头，马克·吐温深有感触：为什么我不能自行开设出版公司，专门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

此时，马克·吐温手头有六部作品即将完稿。交由出版商与自行印刷两相比较，净收入相差八倍之多。1884年，在和几位出版商相继闹翻之后，马克·吐温经过反复权衡下定决心，成立自己的出版社，并聘请外甥查尔斯·L.韦伯斯特担任公司经理。韦伯斯特出版公司计划推出的首部作品为马克·吐温新著《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像以往一样，马克·吐温对此书的出版发行极为关注。他在给韦伯斯特的一封信中写道：“让图书商贩们尽早行动起来，你要竭尽全力促使他们能够在12月10号或者15号之前确认读者的订购意向（这是一年当中趸售图书的最好时机）——如果到时候预订数达不到4万本，就要推迟这本书的发行……不过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会阻止这本书（《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畅销。”——该书于次年成功推出，一时畅销全美，至今仍是美国文学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与之同步，另外一场史无前例的图书“销售大战”也在悄然进行。

马克·吐温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1884年11月，马克·吐温偶遇《世纪》杂志编辑理查德·沃森·吉尔德（Richard Watson Gilder），后者无意中透露：前总统格兰特将军准备动手撰写《回忆录》，但合同条款尚未落实。精明的马克·吐温立即从中嗅出了“商机”。他亲自登门拜访，指出世纪出版公司（the Century Company）合同条款上的纰漏，并竭力劝说这位美国内战的英雄放弃与该公司的合作，转而与韦伯斯特公司签订合同——合同版税是前者的双倍。

在格兰特写作期间，马克·吐温安排韦伯斯特长途跋涉，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代理商。韦伯斯特走遍美国，收集到大量潜在（would-be）代理商的信息——包括他们的性格特点和财务状况。最终，马克·吐温决定将全国划分为16个营销区域，每区域设一名经销总代理（共16人，后者又雇佣总共约1万名行商，其中仅纽约布鲁克林区便多达200人）。马克·吐温下令：“让这些行商先去开拓纽约郊区，然后再将纽约中心区交给业绩最优者。”

为进一步扩大声势，马克·吐温亲自撰写书评广告，宣称“我曾将这本回忆录与《凯撒战记》进行对比……我可以发自肺腑地讲，这两本书具有同样显著的优点——明白易晓，直抒己见，语言朴实无华，丝毫不装腔作势，其言辞恳切一目了然。”大作家以自己的文学品位和阅读经验为回忆录作背书，无疑大大增强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该书出版前，格兰特不幸逝世，举国悲哀。三周后，《格兰特将军回忆录》正式发售。马克·吐温给每位行商准备好一份37页的销售指南，名为《如何推销格兰特将军个人回忆录》——其中既包括如何向顾客说明格兰特家族目前经济困难、亟需帮助的现状，也包括允许顾客先支付部分货款（本书仍采用订购发行方式），以及如何进行尾款追缴等事项。值得一提的是，其销售团队主要由前北方军的士兵（和水手）组成，一律身着昔日制服，很容易勾起民众的怀旧之情。马克·吐温此举，旨在以爱国精神感召数百万退伍老兵——相对于普通读者，他们更愿意为本书慷慨解囊。

该书以两卷本的形式发行，价格从3.5美元至12美元不等，具体取决于其装帧精致程度。每本书都附有格兰特的亲笔题词和签名：“谨将此卷献给美利坚士兵与水手。/U.S.格兰特/纽约/1885年5月23日。”其中，第二卷还展示了内战期间将军个人往来书信（复印件），由此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购买欲。

这次图书销售战役大获成功：1885年5月，图书预订量即多达12万册。到1886年年初，图书发行量更多达32万5千册。马克·吐温兑现承诺，将大部分（70%）图书利润交给格兰特遗孀（约42万美元），自己获得报酬8万美元——然而一转身，这一笔巨款便投入了技术发明和资本市场。

格兰塔与李鸿章，1879

正如传记作家彼得·克拉斯（Peter Krass）在《马克·吐温商业历险记》（2007）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吐温既是艺术家，也是资本家”，投资逐利是资本家的本性，然而不幸的是，马克·吐温将大量资金投向了“高科技”发明，其中相当一部分根本不具备实用价值，比如日后导致他倾家荡产的佩奇排字机。

有人说，马克·吐温热衷发明是因为受到朋友特斯拉的影响——后者是一位与爱迪生齐名的“变态”发明家，累计发明专利1000 余项，包括交流电、霓虹灯。像他笔下的人物塞勒斯一样，马克·吐温终日陶醉在暴富的神话和梦幻之中，以一种无知者无畏的盲目乐观态度进行投资，导致一败涂地。新发明使他着迷，但也让他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科学发明人的牺牲品。

根据著名传记作家朗·鲍尔斯（Ron Powers）在《马克·吐温生平》（2005）一书中的考证，自1870年代起，从写作稿酬和版税中掘得“第一桶金”的马克·吐温，同时“在大约20项新业务和发明上进行了大量（近乎疯狂的）投资”——包括葡萄园、蒸汽轮、手表公司、保险公司、海上电报、普拉斯曼（Plasmon）食品添加剂、考拉泰普（Kaolatype）粉笔雕刻法，等等。

此外，他在华尔街也拥有大量股票投资组合，其中不仅包括牛奶厂、铜矿和珠宝公司等中型企业，也包括联合太平洋公司这样的巨无霸公司——据说他曾一次性投资5万美元购买墨西哥-东方铁路公司股票，堪称是“大手笔”。投资固然有赔有赚，但在19世纪末商业和金融危机来临之际，股票价格一落千丈，马克·吐温的巨额投资绝大部分都“打了水漂”。1894年，他在邮轮上对妻子奥利维亚发誓说，“船一抛锚，立即和商业说再见。这辈子再也不碰它了！”

马克·吐温与亨利·罗杰斯在百慕大，1908年

除了上述“显性”亏损，更令马克·吐温伤心绝望的是佩奇排字机这一投资的“无底洞”。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坚信这一发明必定能带来滚滚红利的作家相继投入17万美元巨资，但出于各种原因，这一高科技产品始终未能实现量产（并最终为竞争对手捷足先登）。雪上加霜的是，他旗下的出版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和资金链断裂，也不得不宣告破产。

值得庆幸的唯有一点：马克·吐温恰好在此时结识美国理财专家、标准普尔公司高管亨利·罗杰斯（Henry H. Rogers）。罗杰的规划首先为马克·吐温申请破产，然后顺理成章将他的著作版权移交给他的妻子，以免债权人夺得版权；同时，建议作家出国旅行，一边写作，一边“暂避风头”，以免债主（共90余名）纠缠不清。尽管马克·吐温并未全盘接受罗杰的“商业计划”，但正是在后者的精心策划和巧妙安排下，作家才躲过一劫，由此也开启了作家与这位“理财顾问”长达15年的商业合作。

1890年代，《美国杂志》（The American Magazine）扒粪记者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花费数年时间调查标准石油公司欺诈案，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调查报告完成后，记者向作家求助，马克·吐温拒绝出版。然而，这一貌似“报恩”之举，显然有悖于作家一向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

扒粪记者艾达·塔贝尔，1921年。她对洛克菲勒家族垄断石油行业的调查，让她成为调查记者的榜样性人物。

“推销员之死”：马克·吐温有限公司

在听取经济顾问的建议、并在妻子奥利维亚的支持下，马克·吐温踏上环球巡回演讲之旅，一方面通过演讲还债，一方面也为文学创作搜集新的素材。凭借文学声望和表演天赋，巡回演讲之旅大获成功。到1900年马克·吐温归国之际，他受到美国民众“英雄凯旋般的”热烈欢迎：他不但清偿了债务，也捍卫了个人乃至美国作家的尊严和荣誉。但这次旅行也给作家带来了终身难以愈合的创痛：在夫妇二人外出期间，因病留在国内的长女苏西（Susy）脑脊髓膜炎发作，不幸去世，令作家哀痛欲绝。紧接着，1904年，妻子奥利维亚也生病去世，马克·吐温的世界也由此坍塌。

自从结婚以来，出身富商之家的奥利维亚，不仅是马克·吐温生活的伴侣，更是他的文学“监护人”。照作家生前好友、《大西洋月刊》主编豪威尔斯的说法，马克·吐温每一部作品发表前，都要首先经过妻子的严格审查——担心其中某些词句会“冒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进而影响到作品的销路。（《小妇人》作者、女作家奥尔科特曾正告马克·吐温必须停止此类创作，因为“有害于道德人心”。）

美国文学批评家范威克·布鲁克斯在名著《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1920）一书中对此也大加嘲讽。他一方面承认马克·吐温的艺术天才，另一方面却惋惜这位天才未能经受加尔文教、金钱诱惑和高雅文学趣味的考验，最终走向失败。布鲁克斯将作家的失败归咎于两个人物：一个是作家的妻子奥利维亚——马克·吐温的“第二个母亲”——她以自己平庸的文学趣味替作家把关，居然认为《王子与贫儿》比《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成就更高！另一个则是豪威尔斯——马克·吐温的“告解神父”——他崇奉欧洲的“斯文传统”（genteel tradition），主张描写“生活温和的一面……力求避免使自己和读者痛苦的题材”。布鲁克斯断言：“正是在他们二人的影响之下，马克·吐温日渐走向平庸。”

布鲁克斯的论断尽管不乏一定道理，但流于简单粗暴，难以令人信服。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作家封存百年的《自传》公开出版以来，随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承认，马克·吐温的“平庸”是不争的事实，也无须他人来“背锅”——作家本人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才是导致“日渐走向平庸”的真正根源。

马克·吐温和他的女儿在纽约第五大道，他自称是“地球上最受关注的人物”

以理查德·扎克斯（Richard Zacks）近著《追逐最后的笑声：马克·吐温的环球喜剧之旅》（2017）为例：该书讲述晚年马克·吐温花费五年时间挽回投资损失的故事（其中三年旅行演讲，另外两年蛰居英国写书）。围绕作家遭遇的经济危机和被迫开启的环球之旅，作者在书中披露了若干鲜为人知的史实。根据作者的看法，虽然巡回演讲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但旅途的舟车劳顿以及为抵御疲劳而纵酒吸烟（每日抽雪茄不少于20根），极大地毁损了作家的身体健康。

此外，爱慕虚荣的马克·吐温所过之处皆有宴请，往来酬酢络绎不绝——作为名满天下的公众人物，他极其乐意享受签证人员的恭维以及各国王公贵族的款待。他本人乐此不疲，但也因此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正如扎克斯在本书结尾的感慨，“这位本可与伏尔泰齐名的大作家，却沦落为世界一流的餐后演说家……相比于伏尔泰、左拉，吐温更易于向社会投降：这源自他与生俱来的缺陷，即无法抵挡成功的诱惑。”——此即鲁迅所言，他（马克·吐温）的“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

事实上，为了获取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马克·吐温的确可谓不择手段。作为现代传媒背景下诞生的首位美国文学名人，他知道如何利用夸张和机智来猎取名声，更知道如何用这种名声来推动生意不断发展。他苦心经营这个生意的就是“马克·吐温有限公司”——跟其他作家的笔名不同，“马克·吐温”更像充斥宣传、广告和包装产品的商业世界里的商标名称，自然也极富商业价值。公司成立之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以醒目的标题“马克·吐温变为一家公司”对此加以报道，虽然语言平实，但言下之意不无微讽。

为了营造公司的商业形象，马克·吐温投入巨资将他居住的哈特福德住宅打造为设施豪华的公司总部。这座被称为“红房子”的豪宅是结婚之日岳父赠送的礼物，后来又根据奥利维亚的构想，延请纽约首席建筑设计师精心设计修建而成。直至1891年为抵债被迫出售之前，作家在此生活长达17年，包括《密西西比河上生活》（1883）在内的中后期杰作大多诞生于此。同时，它也是作家大摆筵席招待各路宾朋的理想场所。在所有这些公共场合，马克·吐温始终以一袭白色西装、口衔烟斗的经典形象示人——据说这一身标志性的“行头”，最初也是出于商业目的：他第一次身着这套西装出现在国会面前，为个人著作权大声疾呼，坚持认为他视为专利的版权应该“永久延期”。

版权问题，是当时的敏感话题。19世纪中期，英国作家狄更斯访美，每与总统州长等名流会晤，必定借机探讨其作品在美国发行的版税问题。与之相似，马克·吐温被推向知识产权争论的最前沿也绝非偶然：因为他的作品发行量巨大，版税高低直接关乎其切身利益。在他看来，科技发明运用于商业可以带来永久的专利收入，作家苦心孤诣创作的作品也应该享受同等待遇——科学家的实验不乏以身试毒的事例，正如文学家的自传以本人为解剖对象。

狄更斯的第二次访美之行，凭借演讲大赚三万美元。在六个月的巡回演讲时，经常讲述版税和著作权等问题。

马克·吐温自诩为美国现代自传的发明者——他以特有的“谦虚”声称自己的这一方法为 “这个时代最令人难忘的文学发明之一”，并断言这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美国文学体裁，因为它强调傲慢的个人主义和自我发明——“它与蒸汽机、印刷机和电报机并驾齐驱。我是唯一一个找到了创作自传正确方法的人。”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他生前出版的若干种自传中，读者每每看到的是一位经过刻意包装的经典作家形象，而非作家本尊。他曾端坐书房“摆拍”出成百上千的达盖尔照片，展示出他自嘲的“装腔作势的才能”——这在当时与日益兴起的名人崇拜不谋而合。

正像扎克斯调侃的那样，假如生活在当今之世，只要能够带来经济收益，马克·吐温一定会在博客和推特上不遗余力地进行自我宣传，一如他在投资失败后迅速投身于商业演讲。在19世纪中期以前，以爱默生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习惯于在大庭广众之前宣讲美国哲学，或讨论当代文化、政治等各项重大问题。而在马克·吐温的时代，演讲的教育使命渐渐开始被娱乐功能所取代——换言之，即由宣传介质降格为娱乐工具。然而像狄更斯一样，他总能根据听众的即刻反映来判定演讲的“笑”果，并据此随时调整演讲的内容和“抖包袱”的方式，由此保证这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商品在市场广受欢迎、畅销不衰。

出于自我推销（self-promotion）的需要，许多时候作家不得不使用“曲笔”，甚至歪曲事实。比如他在自传中津津乐道祖传的大宗土地，但对于这片土地的来龙去脉（以及是否依法纳税）从来语焉不详。再比如他的岳父是一名煤炭资本家，同时也是废奴主义者，内战之前曾通过地下铁道协助好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胜利逃亡；由于这类事件一度属于“敏感”话题，马克·吐温对此避而不谈，相反却以其夸张的文学方式讲述一个如何通过个人奋斗获得商业成功的故事——这是美国读者最为热衷的“美国梦”翻版。

同样，在描述早年密西西比河舵手和从军参战的经历时，马克·吐温暗示自己只有十六七岁，但实际上他当时已近而立之年。究其原因，乃在于他一开始参加的是南方军，但他在临近战争结束时却投靠了北方——这一行为出现在男孩身上要比出现在成人身上显得更为情有可原，所以马克·吐温才会做出上述“篡改”。

此外，根据乔治·奥威尔的说法，马克·吐温“变节”的原因是他认为北方胜利在望——“他尽可能站在强者一边，而且相信强权即公理的倾向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显而易见。”这也是好友豪威尔斯对他大为不满之处：“马克·吐温只是理论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贵族。”在这位美国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看来，即便是在《镀金时代》这样的作品中，马克·吐温对社会的批判也是“不温不火”的。毫无疑问，他是镀金时代顶尖的讽刺作家，然而问题在于：他不仅渴望经济上的独立，更渴望阿拉丁神话般的巨大财富——“他的困难在于努力使美与戏谑相结合，在于一方面享受贵族的排场，一方面又要攻击它社会性的不公平。”

的确，与豪威尔斯、贝拉米等人的乌托邦社会理想不同，尽管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马克·吐温对工人境遇抱有深切的同情，也竭力主张提高工资并改善环境，但从根本上说，他从未考虑过改变这一社会制度，因为他深谙自己是这一制度的受益人，自然也理应是它的拥趸。传记作家克拉斯据此将马克·吐温称为“气压计式作家”（barometric writer）：善于把握时代脉搏，拥抱主流媒体——这类作家总能在第一时间知晓“市场和读者最想要什么”。

《马克·吐温的另一个女人》

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特朗布利（Laura Skandera Trombley）博士在新作《马克·吐温的另一个女人》（2011）一书中爆料：妻子奥利维亚死后，作家和自己的秘书伊莎贝尔·里昂关系暧昧。令人费解的是，到了1909年，即作家去世的前一年，他突然宣布解雇这位关系“亲密”的女秘书，并声称后者对他施行了“催眠术”，让他“一度考虑转让自己的全部房产”。在一封私人书信中，他怒斥里昂小姐为“骗子、小偷、阴谋家和肮脏、色情的荡妇”。

同时，他更将满腔怒火抛向里昂小姐的丈夫拉尔夫·阿什克罗夫特——作家昔日的另一名“商业顾问”。更令人吃惊的是，陷入狂怒状态的马克·吐温不惜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写作《阿什克罗夫特-里昂手稿》，以此对二人大加谴责。很显然，正如评论家所说，“马克·吐温对商业和物质财富的痴迷阻碍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也注定他很难跻身于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作家行列。

1910年4月21日，孑然一身的马克·吐温因心脏病发作在家中辞世。像一个世纪前的富兰克林一样，作为美国人的典型，他的形象在欧洲乃至世界各地都得到普遍认同：极度自信自恋，惯于自我推销，将商业价值视为高于一切。无论其为政治家、文学家，抑或是科学家、发明家，说到底其本质无非是商人。就马克·吐温而言，身为作家，他对宣传和推广“马克·吐温”这一商业品牌的直觉把握，远远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如同他热切投身于19世纪的新媒体事业一样，他先后设计出风靡一时的棋盘游戏，以及拥有个人专利的自动剪贴簿，这一系列衍生品也同步提升了其品牌的知名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吐温是他所处的时代当之无愧的“推销员”。

然而，正如帕灵顿在《美国思想史》中指出的那样：马克·吐温也是“一名伟大艺术家向镀金时代理想妥协”的范例：他喜欢炫耀，喜欢社交，喜欢被人谈论，喜欢成为公众人物；“他接受世界的准则并心甘情愿任其摆布……他从未以可能招致麻烦的方式抨击既定信仰。他也无法摆脱那种认为‘成功即美德’的观念，这种观念或许是美国人所独有的。”——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90年代末，在欧洲游历的马克·吐温曾在笔记本中写道：“你是美国人吗？不，我不是美国人。我是美国的化身。”

正如他笔下人物赛勒斯的暴富梦最终化为泡影，马克·吐温这位“镀金时代的推销员”之死，很大程度上也象征了“美国梦”的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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