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中国未来的发展离不开筑巢引凤的人才战略

作者：翟东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人才流失的真相

人才稀缺的问题是中国学术界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然而中国其实不缺人才，西方国家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全球智商最高的族群是东亚族群，全世界平均智商最高的区域是东亚地区。唯一能够和东亚族群进行智商较量的族群可能就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原中东欧、德意志地区的犹太族群，现在分布在全球各地。近现代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发明家、伟大的创造家、伟大的理论家都是犹太人或者是有犹太血统的白人。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出现了一些杰出的科研人才外流的现象，一些在国内做不出成果的学者，跑到外国去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在我看来，学者对科研地点的选择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学术发展和科学研究。而从宏观上来讲，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因为真正要搞科研、搞创新是需要花很多钱的，只有在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地区才有足够的“热量”，才“烧”得起钱、养得起这种创新，承担得起相关的风险。

此外，文化因素也会对科学研究产生影响，有利于科学研究的创新场域会促进研究的推进，因为创新不是仅仅来源于某个天才般个体的灵光一闪，而是在高智商群体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知识的不断积累、思想火花的碰撞、研发条件的跟进、相关信息的无条件共享，共同构成了孵化创新的科研场域。

未来，进入双循环时代，中国必须把自己打造成全球科研的中心，这需要让本国的科研人员能够在本土市场中找到足够的高薪岗位。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的财政政策、科研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汇率政策都需要做系统性的调整。

科研文化中的绊脚石

华为公司能够取得 5G 通信领域的话语权，靠的就是其强大的技术背景，这不仅是华为实力雄厚的表现，更与其重视人才的企业文化是分不开的。华为在人才方面广泛布局，不仅有在互联网上十分火热，动辄开出百万年薪的“天才少年”计划，还不计成本地在全世界十余个城市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所，专门从事不能短时间投产的基础科学研究，为企业未来的长远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地基，这种诚意与远见使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甘愿为华为挥洒汗水。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一流的研发投入大国，当今中国的科研条件已经一洗过去的落后面貌，但是中国的科研文化中的确存在一系列抑制人才发展的因素。比如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表现非常明显的就是重物而轻人。中国过去的科研体制重设备而轻人才，如果想要引进一个设备，划拨的预算经费非常多，可是如果想要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想要高价引进一些人才，审批的难度就很大。科研机构财务体系的文化氛围与预算编制的逻辑都不愿意为人才买单，而只愿意为物质的提升付账。这其实是一种穷人思维，我们穷怕了，好不容易攒了点儿钱，怎么能随随便便地花出去，一定要扎扎实实地留下一些“硬家伙”。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还没有全面小康，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行为模式都是辛辛苦苦地攒钱，然后拿这些钱去买所谓的“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放在家里边撑门面，而不是投资在孩子的营养和教育方面，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可悲的思维模式。

另外一个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就是对说谎、造假这样的学术不端行为的惩罚和仇视是不够的。我非常欣赏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先生对美国的态度，“你要真正强大起来，就要向一切人学习，包括自己的‘敌人’。”纵观美国社会，我觉得它有一个巨大的优点，也是跟它的科研创新体系相匹配的一种文化，那就是对说谎、造假行为的高度的仇视。比如说美国总统们被弹劾或者说面临政治危机，往往不是因为生活上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而是因为他说谎了，犯了不诚信的大罪。

可是在过去的中国社会中，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很多造假行为难以被发现，就算发现了也难以追责，许多人对自己的履历进行各种各样的 造假，许多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力的名流为了一点本不必要的面子，也宁肯说谎、造假，客观上造成中国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容忍度似乎偏高，对于真正的、有效的创新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打击。在著名的“汉芯一号”芯片造假案里，当陈进把摩托罗拉芯片上的商标磨掉之后冒充自主研发的科研成果时，如果其他专业人士发现这项科研是造假的，会不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松松抬手放了过去；会不会觉得说谎、造假的直接财务损失数额并不巨大，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如果我们的科研文化能够把那些说谎、造假的人从一开始就排除掉，杜绝一切学术造假的可能，将相关的资源、相关的机会交给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那么他们创造出来的价值将是非常大的；而当我们容忍了这种造假、说谎行为的时候，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就会非常巨大。

学术领域中如此，资本市场上亦然。在美国资本市场中造假的代价是巨大的，被发现之后的惩罚非常严厉，在美国股市中的一些著名骗局里，主犯被逮捕之后可以被判罚好几百年的监禁。可是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如果一个公司财务上造假，业绩上说谎，意图操纵股价，东窗事发被逮捕之后，罚款可能只有几十万元人民币，跟造假的潜在收益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所以我们会看到，同样处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之下，中国股市 20 年来一直徘徊在 2000~3000 多点，而 20 年间美国股市上涨了几倍，长期来看这就是过度宽容的巨大代价。

还有一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好面子。儒家文化以“孝”治天下，有一个特点就是尊老，这种文化底蕴使我们在科研事业中潜意识地给老同志、老权威以足够的面子，甚至把他们抬到太高的地位上，其实这种文化对于创新是不利的。从人的智力发展的角度来讲，人的智商在 13 岁之前是随机波动的，在 13 岁到 28 岁之间线性上升，28 左右来到人生智商的最巅峰，然后开始稳定地下降。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科学思想突破，很多都是一小撮最聪明的天才人物在他们 28 岁左右发现的。如果说某个大学一位 70 多岁、80 多岁的老教授通过努力地研发退而不休，在具体的某个技术领域因为经验问题而有所突破，这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是在科学思想上，在基本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

筑巢引凤的人才战略

我在欧美工作、访学的过程中接触过很多欧美社会，尤其是新教徒社会中的年轻人。在他们的社会里边年轻人比较容易出人头地，年纪轻轻就可以当上国会议员或是评上正教授，可以带博士，发表重要论文。但是在世界上绝大部分传统社会里边，职称都是论资排辈地授予的，这跟农业社会的传统秩序有很大的相关性，对于年轻人出人头地是很不利的。既然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进入了创新型社会，就需要适度地改造我们论资排辈、尊重权威、不喜欢辩论、不喜欢批判的传统科研文化，使其与科研创新相适应。所以我们一定要创造一种新的科研机制，创造一种新的科研文化来鼓励年轻人，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我在学校中主持工作会议时，实践过一些改进工作流程的好方法。比如我开会的时候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先从资深的教授开始发言，而是先从年纪最小的青年教师开始发言，因为资深教授先发言，先定调之后，后边年轻人再发言的时候，就不太敢去否定资深教授的观点；但是如果是年轻人先发言，哪怕说得不太靠谱也没有关系，因为后边有资深教授来帮他把脉。仅仅是改变了发言顺序，就让年轻人能够先把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太靠谱但可能具有创新性价值的观点，以及来自一线实践的结论表达出来，放在台面上被讨论。

我们的教育和考试体系同样具有改良的空间，中国的教育和考试体系倾向于求全，要求一个人平衡发展，只有各门功课都好的时候，考出来的总分才是足够高的，才能够被重点大学录取。一些各方面都不错，但各方面都不杰出的人，最后获得了最好的教育，而中国社会中有非常多偏科的天才，却由于天生的能力结构或者智商结构分布不平衡，被我们的教育和考试体系给淘汰掉了，造成了极大的人才浪费。所以我认为要适当地改革我们的考试体系与人才选拔体系，假如说我们需要培养一大批物理学家，就没必要非得要求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尤其是未来中国杰出的物理学家英语好的必要性不大，因为有各种翻译软件帮助他学习知识、翻译英文论文。

培养人才还需要相互交流。科研创新是一个场域，需要跨文化的、跨国的同行之间高强度的、高密度的学术思想碰撞。以前中国与海外学术交流的机会非常多，大量的有志青年可以到美国、欧洲、日本去学习，但是未来的趋势却令人担忧，美国开始技术“自闭”，不仅拒绝中国留学生入境，而且疯狂迫害在美国任教的中国籍教授，而欧洲、日本对中国的科研优势又相对衰落。对此，日本吸引人才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破局之路。前年我跟团中央的代表团受日本官方的邀请去日本访问，从北到南参观了日本的方方面面，最后一站是冲绳，参观了由日本政府出资创办的一所大学。这所大学以英语为工作语言，高薪聘请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到风光秀丽的校园里边从事科学研究，整所学校就建在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那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有房子、有高薪，学者们衣食无忧，一边享受秀美的风景一边进行科研创新，所以能够云集世界各地的人才。

这种由中央政府资助的“筑巢引凤”人才计划，也可以在中国得到实践。在当前中国学术交流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学者出不去了，可以也办一所类似的大学，高薪聘请全世界的人才来中国从事学术研究，为我们的思想交流保留一个比较有效的窗口。

（本文摘自翟东升教授最新著作《平行与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