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潜入学区房买家群，看到了新生代家长的焦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原文标题：《学区房符号消费与新生代家长的地位焦虑》，作者：李佳莹、孙凤，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引言

学区房问题是当今社会存在的一项富有争议的话题，“学区房”为教育行政中“就近入学”的产物，即按照该原则划定一个地域范围内，其业主子女可在对口重点小学或中学就读的住房。因此，学区房除了具备基本的居住功能以外，还蕴含着特殊的消费符号意义。

然而，随着一些一线城市学区房的房价飙升，高价学区房使得基础教育成为普通家庭肩上沉重的包袱。

北京的学区二手房交易市场近年来十分繁荣，其发展现状在一线城市中具有代表性。北京虽然集聚了全国优质的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资源，然而其基础教育资源分布并不均衡，加之优质教育与房产、户口的绑定，学区房产权成为其下一代子女接受优质公立教育的基础依据。

现阶段，许多居住在北京的80后、90后青年群体通过教育迁移落户北京，从而获得了更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因此，这些中产阶级新生代家长们更注重下一代的教育投入，更希望通过教育实现阶级的维系或跃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除了课外班兴趣班的时间、金钱投入，高价购买学区房便是主要途径。

为了压制学区房房价的无序上涨，2017年，北京市发改委在公告中对开发商和中介的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不宣传、不炒作“学区房”概念，公司内外网屏蔽“学区房”等敏感词汇。因此，在北京的各大中介网站，已看不到“配套学区”等相关字眼，中介线上交流平台也严令禁止中介与买家商谈“学校”“学位”等关键词。

此外，北京各区也先后实施“多校划片派位”，即对应的房产不再对应一所学校，适龄儿童依据该实际居住地登记入学将参加所在学区片区的统筹分配。

这一政策旨在确保各学区内的大致均衡，为学生提供相对公平的择校机会，最终实现教育资源均衡的目的。但几年过去，学区房背后的需求并未随着规定的出台而减少，重点学校的学区房溢价仍然不断攀升。

以往对学区房市场的研究聚焦于背后的机制如教育资源不均衡或者是个体对于优质教育与经济利益的追求^[1][2]，当学区房热度不减，且与符号消费产生特定关联时，我们可以推断这背后可能涉及购房家长们的地位焦虑情绪与结构性动因。

事实上，对学区房消费背后的动力探究，有助于我们从教育、经济、社会等宏观角度与新生代家长心态的微观角度重新审视学区房热现象，本文将借助符号消费理论逐一研究如下问题：学区房对新生代家长们而言具有怎样的符号意义？学区房热与新生代家长的地位焦虑情绪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学区房热度难减的背后还存在着哪些机制？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主要采用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基于符号消费理论，通过分析新生代家长们购买学区房的过程，力图了解学区房的符号意义，进一步探讨学区房热背后的地位焦虑和结构性原因，并呈现出学区房的再生产机制。

二、文献综述

1. 学区房相关研究

学术界对学区房问题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学区房符号的诞生与政策的变迁有着密切联系，如住房市场化改革、就近入学等制度^[3][4]，还有研究认为，学区房符号是政府、学校、开发商与利益相关者共同经营运作出来的牟利工具，对教育地产的运作，最终演变成了对名校符号的运作^[5]，但是今天在国家严禁一切“学区房”炒作、出台各种政策压制学区房的背景下，政府很显然已经不是主要的推手，那么学区房热的背后是否有其他的原因?

以往关于学区房热成因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来自群体投资学区房的经济利益需求以及房产商和投资者推波助澜^[6][7]，因此很多研究聚焦于学区房的溢价问题和级差地租问题^{[8][9][10][11]}。

第二，学区房购买的家庭动机相关研究认为，一些家庭愿意为获得优质资源而投入额外的支付成本^[12]；特别对于新中产阶层家庭而言，购买学区房可以将自身的文化优势和经济优势转化成子女的学业成就^[13]，以及社会资本、客体性文化资本等质量的提升^[14][15]，并借购买学区房来确认中产身份^[16]。

第三，学区房热现象的背后存在着多重制度性因素：如教育、户籍、规划、财税等公共政策存在不合理之处^[17]。

总体来看，现有关于学区房的研究多从制度、家庭动机、经济利益的角度探讨学区房热的根源，但对于学区房符号的形成机制，也仅仅停留在政府对学区房符号的运作层面，尚未聚焦到家长、购房者等微观个体对学区房消费符号的认知以及学区房再生产机制。

因此，本文从新生代家长们存在潜在地位焦虑出发，运用符号消费理论分析学区房可以为解释学区房热现象提供新的视角。

2. 地位焦虑相关研究

焦虑是一种不安、不快的心理状态，认为未来会发生困难的威胁感，这种负面情绪与社会阶层结构有密切联系^[18]。当人们对自己的阶层、地位、身份感到焦虑，无法建立自己身份的认同时，这种对未来状况的不确定感则可称为地位焦虑。它虽然是一种心理现象，但结构性动因激发的焦虑，会使得微观个体的焦虑变成集体焦虑进而演变为社会普遍焦虑。

国内大部分研究认为，社会体制转型是现阶段激发居民地位焦虑的首要因素^[19]，在社会迅速变革的背景下，经济、住房及教育制度改革的推进使得社会成员独立负担的责任与社会流动性逐渐增加，人们的社会阶级和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改变和确立身份地位的过程更容易引起身份危机，这一系列的压力会促使人们产生地位焦虑心理。

其次，全球化与信息化的高速发展给社会个体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也为焦虑的快速蔓延提供了条件^[20]。对于中产青年而言，地位身份威胁也是该群体焦虑的主要来源，其中“环境不确定性”和“低效能评估”构建了青年白领地位焦虑的社会心理机制^[21]。地位焦虑的普遍存在会对群体消费行为产生一系列影响，包括对家庭享受型消费的挤出效应、激发群体物质主义倾向等等^[22][23]。

3. 符号消费理论

符号消费的提出者鲍德里亚认为符号消费已经发展为了适用于整个社会的消费模式，并将消费解释为社会分化^[24]。对他来说，消费是一种编码语言，一种人们相互交流的符号系统。符号的使用价值是符号的所指，而符号的交换价值即符号的能指。

消费者也不再是通过解放需求或满足自我来寻求个人的满足逻辑，他们无意识地参与了一种分化的社会逻辑或一种符号价值体系。鲍德里亚还认为消费的本质目标是对欲望隐喻的表达，是通过“区别符号来生产价值社会编码的目标”。甚至有的时候消费是建立在排斥、否认享受的基础上的。在学区房市场中，学区房附带着教育资源的区分，其作为物的使用价值远小于其符号价值，学区房也成为一种区分教育资源和社会地位的表达。

自我指向与对个人形象差异性的寻求则是符号消费背后的动力，通过符号消费，个体会认为自己与他人产生了差异。然而，普遍的个性化追求则导致失去个性化，因为虽然符号消费的差异性可以将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区别开，但实际上个性化取消了相同阶层内人们之间的真实差别，使相同阶层群体消费的商品同质化，“差异不是真正的差异，是标明了他对某种编码的服从，价值等级的归并”。因此，人们在符号消费中对个性化、差异化的寻求，最终仍然是对社会阶层、价值等级的服从。

以往学者大多将符号消费聚焦于青年群体的衣着、耐用品消费中^[25]，而在中国情境下，较少有学者从符号消费的角度去探究愈演愈烈的学区房热现象，其高额的溢价、悬殊的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三、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的论坛与网络群组成员都是北京学区房的关注者，通过对QQ群组的成员年龄分析，参与讨论的大多是一些新生代的80后、90后家长（超过成员人数70%)，他们就职时间相对较短，从职业来看大部分属于中产阶层，更善于利用网络媒体整合信息。

在互联网社会中，研究对象之间的交流不再局限于在场的面对面的交流，在场也不再仅仅是物理概念，而成为场景概念^[26]，因此，传统的民族志方法面临着调整和改进，虚拟民族志应运而生。虚拟民族志，是基于网络虚拟环境，针对网络、利用网络开展的一种民族志研究^[27]，虽然是将非实体的虚拟社区作为研究的田野，但却是真实、有意义的^[28]。有学者指出，网络空间产生了社会互动与群体结构，新的主体性和群体认同也可能出现^[29]。

因此，本研究主要采用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利用互联网的表达平台和互动工具来收集资料，以探究和阐释互联网中学区房相关的社会现象，研究者潜伏、参与到学区房相关的网络社群的社会互动中。首先，通过长期对国内某知名论坛北京学区房版块(下称“论坛”)进行非参与式观察，主要聚焦“论坛”在2019年到2021年发布的相关内容。

其次，从2020年1月到2021年5月，研究者也通过“论坛”找到了几个基于QQ与微信的网络社群，并作为“买房家长”，加入“×区学区家长交流群”QQ群、“××学区”“××学区房1群”“北京学区房亲子群”等微信聊天群中，对相关聊天记录进行分类整理，这些群成员的交流非常活跃，每日聊天数量大多在1000条以上，笔者以不改变群成员聊天方向为前提，分类记录群成员的聊天内容并进行分析。

此外，对研究主题线下的沟通和实践予以考察，也可成为对虚拟环境研究的验证和补充，因此本文也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对一些青年家长进行补充访谈，访谈人员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四、学区房符号的意义

笔者曾经多次通过中介实地探访过部分西城、海淀的学区房，并了解到，大多数已售的学区房都是典型的“老、破、小”住房，即年代在1990年以前，社区环境老旧，房屋面积在70平以下的住房，这些住房的使用价值偏低，但由于总价相对较低，又可为下一代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家长们对其仍然趋之若鹜，而高额的学区溢价使得购房者们只能进一步压缩住房的使用价值，牺牲居住环境。

因此，我们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对于那些使用价值偏低的学区房而言，其符号价值主要包含哪些?家长们又是如何理解学区房的符号价值?

1. 学区房表征着优质的制度性文化资本符号

制度性文化资本概念源于社会学家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分类，他认为文化资本的制度化形态可理解由权威机构授予并担保的、能使所有形式的资本合法化、提高各类资本之间的转换效率为经济再生产服务的能力^[30]。

随着我国全面住房商品化以及教育体制的转型，学区内的房地产资源绑定着政府认可的、合法化的优质教育资源，因而与非学区房所有者子女所拥有的普通教育资源相比，学区房所有者子女在制度性文化资本上占据优势，如家长ZM所言：

我以前对学区房真的是没有概念，直到去年（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和之前幼儿园的同学家长交流，他们很多都是在学区房里住，和他们对比我才发现，真的是不一样。学区房从教育的资源来说，确实是有优势的。

举个例子，小学一年级写汉字，我们家孩子把作业交了对付过去就行，并不是说让你要达标或者怎样。但我和其他学校的家长交流时候就发现，重点小学的教育理念就是不一样，有的是比较严格，有的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写成啥样是啥样，但是老师还会尽可能给你纠正，相比来说我们这个学校就感觉要求很松。

......所以希望给孩子买学区房，能转学就转学。(ZM，2020-04-17)

ZM为非学区房业主，其女儿上小学后逐渐发现学区房绑定的制度性文化资本的优势，相比于女儿上的小学，学区房业主子女进入的学校师资更优质、教育方式更科学，因此ZM坚定了购入学区房的想法。从访谈中也可以发现，家长们在现实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构建了心目中学区房的制度性文化资本符号，并把这种符号意义当作指导行动的依据，借此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论坛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家长们的感慨：

我现在住朝阳，孩子上了幼儿园才有精力关注小学的问题，和同事、群里妈妈聊天，在网上一搜，才发现北京各区教育资源差距如此之大，朝阳的普通高中可能还不如老家小县城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多呢。......所以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平台，下定决心换个学区房！（2020-08-09)

对学区房制度性文化资本符号的讨论也是网络社群中符号互动的重要内容，在“北京学区房亲子群”微信聊天群中，家长TN在刚入群的时候对学区房概念、相应政策术语了解不深，并且会在群里质疑学区房的重要性，比如她提出的，课外班能否弥补非学区房所缺失的优质制度性文化资本符号的讨论：

TN：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小学课程都是课外班学成的，那好小学的意义在哪里呢？为什么非要买学区房上好小学呢？如果好的小学能养成好的学习习惯，但是主要课程都课外班上了，怎么在学校养成好习惯呢？

WL：小学课内课程基本还是校内完成的，但是超纲内容都去课外机构补，所以我认为买学区房看小升初通道，不用太追求名小（重点小学）。

JA：牛小（重点小学）和普小（普通小学）的老师本身就有巨大的差异。授课老师本人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TN：那碰不碰到好老师很难说了，总体来讲还是牛小的好老师概率大，对吗?

DU：牛校（重点学校），高级老师的数量多。

JA：老师也是要师傅带的，一届一届传承。

TN：所以牛小还是好。

MZ：我个人倾向牛小（重点小学）派，个人感觉小学学习的内容不算难，但好的小学老师更注重方法和习惯的培养，比如我小学语文老师对写字笔画、古文背诵理解等要求颇多，也让我后面一直受益。我从小也是周末各种辅导班，但是多学习偏超纲内容，并且课外班老师并不太在意学生的习惯培养，毕竟不需要带六年。(2020年2月)

可以看到，学区房附带的优质教育资源，即其文化资本符号是家长们关注的首要因素，因此，优质制度性文化资本成为学区房的表征，并在家长们心中形成相对固化的意识形态。

2. 学区房表征着经济资本符号

住房本身具有固定性、长期性等特点，因此，学区房也容易成为传递家庭财富的信号载体。

随着1994年住房改革的兴起，福利分房时代的谢幕，住房成为可交易、流通于市场的消费品，由于中国家庭投资渠道较窄，以及传统文化中对“居者有其屋”的普遍认同，住房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更是一种固定资产、家庭投资品。

学区房所附加的教育资源也赋予其较高的经济溢价，韩璇等人的研究发现，2013—2016年北京市优质小学的年平均溢价超过10%，并且这种溢价呈逐年攀升之势^[31]。

李佩龙也认为学区房作为教育资源和房产市场的刚需，只要购房者有他人加价接盘的预期，就会选择买入^[32]。而在各大网络社群中也会对学区房的经济资本符号，即其保值性、增值性予以关注，在微信群中搜索“保值”“涨价”等关键词，可以搜到几百条聊天记录，这里展示部分讨论内容：

A. 请教群里大神们，如果不考虑学区，只考虑资产的保值与升值空间，以及未来的流动性，西城有哪个地段比较适合下手?有了解海淀的也可以说说。

B. 去买××吧，绝对没有学区溢价。

A. 这个问题吧，我觉得不是说完全不要学区溢价，如果这个学区够坚挺，未来房子变现的时候还是有同样的溢价率也是可以考虑的，比较担心现在学区溢价过高，未来的政策风险也大。

C. 不过感觉学区房虽然有溢价，但是保值增值来看还是学区房更坚挺一些。

C. 所以考虑将来保值增值，目前看比较靠谱的还是得考虑学区因素。

D. 除了学区外，还要看周边的设施。

E. 我觉得东城的话××都可以，学区溢价不高。西城的话××，单价10万出头，地段还好。

D. 单价低的说明有问题啊。

D. 学区房都是卖出来的，便宜的说明没什么人买，所以才便宜。

F. 越贵的将来涨得越多。

D. 一般小中产，咬咬牙，再掏几个钱包，这个钱还是能拿出的。

......

D.就和炒股票一样，盘子就这么大，资金不可能都平均，都是流向最好的地方。(2020年12月)

由此可见，学区房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更是一种投资品，蕴含着高额的经济资本符号，购房者在承受着较高溢价购买学区房的同时，其附加的教育资源也意味着学区房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刚性需求与较好的流通性，购入学区房供孩子上学之后再置换还会获得较可观的经济收益，因此，众多家长认为学区房也具有较高的保值、增值的性质，蕴含优质的经济资本符号。

3. 学区房表征着社会资本符号

除了学区房的制度性文化资本符号，购房者要寻求的是更多地代表身份、名望、社会地位等差异化的符号。住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人们的社会位置，因此具有社会地位的符号象征意义^[33]。

而相比于普通的商品房，学区房是住房市场当中的稀缺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讲，学区房更能够实现一种区隔，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场域，在场域中通过特定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持有而体现社会差别，从而获得社会所尊崇的地位。所购学区房也可作为所在阶层的反映及延伸，会映射出购房者的自我形象与认同：

我认为学区房也是给家长一个保障吧，让我们家长自我觉得孩子不会阶层掉落，不会输在起跑线上。(YZ，2020-04-17)

对于我家来说，现阶段有学区房，但孩子短期内不上学，如果孩子立刻要上学，我认为周围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家庭自己的阶层，有学区房和没有学区房的家庭应该是处于不同的阶层。(WQ，2020-04-19)

可以看到，在网络社群中，新生代家长们逐渐形成了对学区房社会资本符号的一致认知，即预期购买学区房后会获得社会资本符号所带来的排他性的地位象征体验，彰显了学区房附带的社会资本象征的符号意义。

综上所述，学区房所附加的符号价值使得购入学区房成为新生代中产家庭为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经济资产保值增值，进而维持或提升社会地位的一种行动策略。

五、学区房符号背后的地位焦虑

学区房所蕴含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符号刚好“戳中”了现阶段新生代中产家长们的“痛点”：

其一，在大城市生活中产青年家长们面临着相对严峻的高房价，他们的购房行为同时也要伴随着大量的借贷，不仅需要依托家人和亲戚朋友的支持，更需提前透支部分未来的经济收入^[34]；

其二，在下一代抚育过程中，他们也面临着相对不均等的教育资源分布困境^[35]；

其三，从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来看，少量的中产阶级被夹击在更少的上层阶层和庞大的下层阶层间，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阶层向下流动的担忧，导致普遍的身份认同威胁感，从而使得中产阶层陷入深深的地位焦虑情绪中^[36]。

而地位焦虑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一方面会产生放大机制，另一方面也会明确焦虑的原因或内容^[37]。通常人们对自己的焦虑情绪来源与内容都是模糊的，而当个体在社会中与他人互动或有一种明确的可引起焦虑的对象时，个体焦虑则会通过放大机制形成集体焦虑，人们的焦虑原因与内容的认知也会逐渐明晰。

而在学区房市场中，绝大多数个体在决定购买学区房以及学区选择方面都是处于有限信息的不确定状态下，于是互动成为人们在购置学区房中的一种社会化活动，家长们在现实与网络的互动过程中也逐渐凸显出其焦虑情绪。

在学区房网络社群中以“焦虑”为关键词搜索，仅在“北京学区房亲子群”一个微信群就有将近200条聊天记录，家长们在聊天群中不仅表达了对学区房的焦虑，还有对子代教育方面的担忧：

A. 真正焦虑的是近几年要入学的。

B. 换房的也焦虑啊，完全无法下手的感觉。

B. 不想往南走，热点区域的好小区，1000左右的真的很尴尬，再来300可选就多了。C.越加越多。

B. 这倒是，有1300看上的就又不一样了。D.那就再加300。

B. 大概率到最后不换了，爱咋的咋的吧。......

E. 好像上个好学校越来越费劲。

F. 都是普通父母被夹裹在焦虑的社会氛围中跟没头苍蝇一样乱撞罢了，所以从娃上学开始就是自己跟自己较量和妥协的过程，娃只不过是炮灰。

G. 是啊，我就不想那么拼，但身边所有人都在拼，搞得焦虑。(2021年3月)

当人们对地位产生焦虑时，即使自己不清楚具体焦虑的内容，也会通过媒介或与他人的互动将原本不明确的地位焦虑感引导到特定的对象中，从网络社群的聊天记录可以发现，在学区房网络社群的新生代家长群体，虽大部分收入可观，但他们大部分的地位焦虑来源于房价、下一代的教育，很多人会因无法满足更高水平的住房、教育资源需求而经常处于焦虑状态。

而随着学区房附加的优质文化资本符号、社会地位符号与经济资本符号等价值也在互动中不断强化，购买学区房成为缓解地位焦虑的有效途径，这种观点会通过焦虑的放大机制，形成强化的“共识”^[38]。

在“北京学区房亲子群”微信聊天群和“×区学区家长交流群”QQ群中，每当有家长购入了心仪的学区房，其他群友会纷纷祝贺“上岸（购入学区房）”，一些家长会留言“早上岸早踏实”或者“羡慕”“恭喜”等字样，家长们赋予学区房所有者优越的地位象征意义，通过购买学区房获取更多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尽快摆脱焦虑感。

六、学区房符号的再生产

学区房消费的过程也是其符号的再生产过程，其高额的符号溢价筛选出了经济资本较高、重视孩子教育的家长，在网络社群以及访谈中可以发现，这些关注学区房的新生代家长们的讨论重点基本上都落在“教育”“上学”“孩子”等话题上。

以往众多研究发现，家长的经济地位及其对孩子教育的期望与学生的成绩成正比^[39]：一方面，较高经济资本的家庭与高教育期望会增加父辈对教育的金钱投入与时间投入；另一方面，家庭环境所赋予子代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即家庭文化氛围、价值观传递都会将父辈对教育的高期望转化为学生的学习动力。

这些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较高且重视教育的家庭在进入学区房市场后，其后代子女的汇集使得对应学校生源及学习氛围也有了保障，更会形成“马太效应”，进一步提升学校的成绩和知名度，便于吸引更优秀的老师，相辅相成提升学校教育水平。因此，购买学区房的过程也变为学校优质资源再生产的过程，为学区房的集体购买需求的持续性、循环生产提供了条件。在网络社群中经常可以看到家长们如此感叹：

A. 学区房主要是氛围和师资，而且我觉得生源的影响更大于师资

......

A. 所以说学区房也是自然淘汰了一批家长。(2021年5月)

学区房在交易的过程中，其符号不仅转换为较高的经济溢价，也吸引和筛选着相应的高经济资本、高社会阶层地位、重视下一代教育的家长，反之，这些学区房通过这种筛选过程维持着学区房所表征的文化、社会、经济资本符号，并在实践中对这种差异体系进行再生产。

也就是说，那些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总量上占优势的家庭，更能通过购入学区房获得优质教育资源，而他们所提供的学生资源又进一步形成学校优质资源的生产力量，进而维持或进一步推高学区溢价，从而再生产、强化着学区房的文化、地位与经济资本符号。

七、总结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新生代的中产家长们关注学区房的主要目的是对学区房所附带的文化资本符号、社会地位符号与经济资本符号的渴望与占有，因此，学区房的消费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中产家长们身份认同的标准。

同时，这三类符号价值往往与这类群体地位焦虑的来源所契合，他们大多面临着高额的房价、对下一代教育资源与阶层向下流动的担忧，在这种焦虑的情绪下，学区房成为其获取符号资源的恰当商品，因此，最终这种焦虑逐渐促成了对学区房符号的大量需求。

而在学区房市场中，高价学区房筛选出有较高经济实力和重视教育的购房者群体，他们普遍对下一代教育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资金成本较高，因此家庭经济背景较好的生源汇聚在本身优质的学校中，反过来，又再次推高学区房价格。而伴随着学区房溢价的水涨船高，对购房者的经济资本要求愈加苛刻，而这又进一步刺激学区房符号的再生产。

因此，学区房需求体现了新生代家长们的地位焦虑，这种地位焦虑的背后也反映了教育、阶层、房价等深层次的社会结构问题。

本文认为，整治学区房热现象不能忽视其背后的根源结构问题，一方面，要从更深层次的教育资源分配来调节学区房市场的非理性溢价，比如加大教育薄弱学校经费投入，增加优质教育资源存量等；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与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以缓解新生代中产阶层的地位焦虑感。

参考文献：

[1][7]黄道主，许锋华.扣问教育公平—从学区房现象谈起[J].基础教育，2010(11).

[2] Wu Q，Zhang X，Waley P.Jiaoyufication：When gentrification goes to school in the Chinese inner city[J]. Urban Studies，2016(16).

[3][6]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5(4).

[4]陈友华，施旖旎，季春梅.学区房的形成机制及其社会后果研究[J].学海，2017(4). [5][8]石忆邵，王伊婷.上海市学区房价格的影响机制[J].中国土地科学，2014(12). [9]胡婉旸，郑思齐，王锐.学区房的溢价究竟有多大：利用“租买不同权”和配对回归的实证估计[J].经济学(季刊)，2014(3).

[10]张珂，张立新，朱道林.城市基础教育资源对住宅价格的影响—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J].教育与经济，2018(1).

[11]马艳，杨晗.学区房的教育级差地租及其不平等效应研究[J].财经研究，2020(5). [12]陈杰，张牧扬，石薇.学区房的价值测度与投资风险[J].上海房地，2016(8). [13]吴愈晓，黄超，黄苏雯.家庭、学校与文化的双重再生产：文化资本效应的异质性分析[J].社会发展研究，2017(4).

[14] Michaela Benson，Gary Bridge，Deborah Wilson. School Choice in London and Paris—A Comparison of Middle Class Strategies[J]. Social Policy& Administration，2015(49)：24-43.

[15]聂晨.“学区房热”探析—文化资本视角下对学区房购买动机的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19(1).

[16]刘硕，周可阳.学区房消费与新中产阶层的内部分化—基于绍兴市新中产阶层的访谈研究[J].社会发展研究，2019(4).

[17]卢为民，张琳薇.学区房问题的根源与破解路径探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5，000(15)：13-17. [18]Layte R，Whelan C T.Who Feels Inferior?A Test of the Status Anxiety Hypothesis of Social Inequalities in Health[J].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4，30(4)：525-535. [19][23]王春晓，朱虹.地位焦虑、物质主义与炫耀性消费—中国人物质主义倾向的现状、前因及后果[J].北京社会科学，2016，000(5)：31-40. [20]吴忠民.社会焦虑的成因与缓解之策[J].河北学刊，2012(1). [21]雷开春.青年白领社会焦虑现象的本质：中产地位身份威胁[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5)：61-69.[22]梁晓青.转型期城市中产阶层焦虑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84-91.

[24]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3版[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5]周素戎，朱虹.身份认同与青少年符号消费—以鞋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3，000(12)：68-75. [26]江飞.场景研究：虚拟民族志的逻辑原点[J].学海，2017(2)：130-135.

[27]Hine Christine.Virtual Ethnography，The Sage Handbook of Online Research Methods[M].London：Sage，2000.

[28]卜玉梅.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J].社会学研究，2012(6)：217-236+246.

[29] Lysloff，Rene T A. Musical Community on the Internet：An on-line Ethnography[J]. Cultural Anthropology， 2003，18(2).

[30]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Ed.). Handbook of Theory of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M]. Slough：Greenwood Press，1986. [31]韩璇，沈艳，赵波.房价中的优质教育溢价评估—以北京市为例[J].经济学(季刊)，2020(5)：257-276.

[32]李佩龙.学区房异常过热现象背后的对策研究—以温州学区房为例[J].经济师，2021(5)：33-34. [33]李强.转型时期城市“住房地位群体”[J].江苏社会科学，2009(4)：48-59. [34]吕德文.大城市青年与“小镇青年”的置业观有何不同—让青年置业观与阶层焦虑适当脱钩[J].人民论坛，2018(33)：108-109. [35]李涛.中国教育公平亟待深度范式转型—“就近入学”政策背后的社会学观察[J].教育发展研究，2015(6)：10-13.

[36]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J].文化纵横，2016(4)：32-39.

[37]HuntA.Anxiety and Social Explanation：Some Anxieties about Anxiety[J].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1999(32)：509-29. [38]华红琴，翁定军.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与焦虑[J].社会，2013，33(1)：136-160. [39]李佳丽，胡咏梅，范文凤.家庭背景、影子教育和学生学业成绩—基于Wisconsin模型的经验研究[J].教育经济评论，2016(1).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李佳莹（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孙凤（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