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抛开这个被好莱坞商业大片用滥了的核威胁,就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水平而言,其科技反思的典范资格,甚至还比不上同为21世纪三大尖端技术的基因工程。尤其是基因工程与优生学相结合所引发的潜在威胁,对我们的警醒无疑更为现实和直接,比如最近在看的哈佛著名学者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反对完美(The Case Ag人工智能nst Perfection)》。因为马斯克的话就表示忧虑的人,要是有人说《超体》其实也是有可能实现的,你们会不会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解决这类人工智能完备性难题(人工智能-Complete or 人工智能-Hard Problems)的两大逻辑方向,到底哪一种更有可能(或许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也可以说,哪一种更不可能)?这在人工智能领域依然是未知之数。这其中所需要跨越的理论门槛,并不是“哈利·波特们”一句简单的“守护神呼唤咒语(Expecto Patronum)”就可以解决的。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二季人工智能寒冬(AI winter of 1987-1993)”以来,人工智能的研究共同体为了对抗这一轮的资金萧条寒流,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放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开发上,从而不但引发了以数据统计方法和演示实验为特征的新一轮经验主义研究范式(empiricist paradigm)兴起,而且也使得大量的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到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来。
自从十七世纪帕斯卡尔(B. Pascal)和莱布尼茨(G.W. von Leibniz)的机械计算器问世以来,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就一直处于既盼望又恐惧的矛盾情结中。实际上,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种由来已久的忧虑,并不仅仅是忧虑人类是否最终无法掌控自己所创造的科技那么简单,它背后实际上折射出某种人类对于自身存在独特性可能遭到摧毁,以及对于人类未来不确定性的某种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