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怎样才能摆脱“徽京”的处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维舟，编辑：施杨，原文标题：《南京：一个想做经济中心的政治中心 | 维舟读城》，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每到一个城市，外地游客对它的第一印象可能都来自当地火车站。虽然在过去的这二十多年里，恐怕每个中国城市的火车站都早已旧貌换新颜，但对我来说，南京的蜕变尤为明显。

1996年夏天第一次到访时，我所见到的还是那个老旧的南京站，三年后它在一场火灾后，又经历了长时间的改造，连很多南京人也抱怨不便。等到2011年南京南站投入使用，不仅是全国首个零换乘的交通枢纽，在广州南站开通之前还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甚至超过的上海的虹桥枢纽。

在某种意义上，这仿佛隐喻着南京的雄心：作为一座“旧而能新”的都市，它这些年来正在蜕变重生，抛开以往的历史包袱，试图在更高的起点向竞争对手发起冲击。

一、“双核驱动”的江苏

世人都知道，南京是江苏省会，然而在民间却有个说法：南京是“虚假的江苏省会”，因为省内各城市对南京都不买账，它反倒是安徽的真正省会——“徽京”。

这虽然看似戏谑，但却极为简练地道出了南京在城市定位上的尴尬处境：它在名义上的地位，与实际并不是一回事。这不仅植根于数百年来深厚的历史脉络，还对它当下的城市形象、经济潜力有着深远的影响，关系到其都市圈规划的成败。作为典型个案，南京可以给我们一个重要启发：要充分认识一些城市的发展前景，首先就有必要打破行政边界的阻隔。

当下南京在都市圈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结构性处境，都可追溯到清康熙六年（1667）江苏、安徽分省。所谓“江苏”，便是取江宁府（今南京）、苏州府的首字，南京作为江苏省会也始于此。

但从一开始，它就有一个在全国罕见的特殊情况：江苏有两个省会，江苏布政使衙门（江苏藩司）驻在苏州，掌管江南诸府的民政和赋税，而南京则主要承担军政职能并统辖江北的扬州、淮安、徐州诸府。

值得注意的是，江苏这种“双核驱动”的模式，隐含着“政经分离”的功能划分：南京在职能上更偏重政治管控、军事镇抚，而苏州则作为当时全国最发达的江南首府，起着事实上的经济中心职能——不仅是江苏省的，甚至是全国的。

这一模式如今并不鲜见，如辽宁的沈阳和大连、山东的济南和青岛、浙江的杭州和宁波、福建的福州和厦门、广东的广州和深圳，但其它各省大抵是近代通商口岸兴起之后才出现的（也许宁波除外），唯有江苏由来已久，早就把“双核”制度化了。

不仅如此，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南京作为“三省首府”，所承担的职能更为复合化，担子更重，且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本省的行政边界。因为整个清代，南京一直是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衙门驻地，直至1760年安徽布政使衙门迁往安庆之前，安徽事实上的政治中心在那一百年里其实是在南京。

到了近代，对南京的城市发展冲击最为深远的无疑是1851~1864年间旷日持久的太平天国战争。这场战争加速了东南经济中心向上海的转移，而南京则在反复的围城、攻城中遭到严重破坏，人口损失高达四分之三，战后不得不依靠大量安徽、苏北、河南等地的移民来补充新鲜血液。

不过，即便是这样惨烈的战争，也并未打破原有的都市圈构造，只不过苏南的中心从苏州变成了上海，而南京倒是对安徽等地的移民产生了更强大的吸引力。

这与当下的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南京最多只是“半个江苏的省会”，苏锡常这经济高度发达的另外半个江苏，原先以苏州为中心，在近代以后又逐渐以上海为龙头；南京在省内的影响力主要局限于本市近郊及江北各地，但在省外，它反倒是安徽的中心，无论是安庆还是合肥，安徽省会历来都无法与南京相抗衡。没有一个省会城市像南京这样，在省内不能“服众”，在省外反倒“广受拥戴”的。

当南京逐渐从一个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转变时，这一经历可能是决定性的。早先它作为“东南财赋之会”，繁荣其实奠基于政治中心地位之上，但对一个现代城市来说，其影响力最终还是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扩大自己的辐射半径，成为当地的增长引擎，才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更多人才和投资，由此不断实现自我突破。

二、“徽京”的处境

在上海崛起之后，南京在长三角的政治经济版图上，已逐渐从“东南之都”变成“江淮方言区之都”：原本苏南四府（镇江、常州、苏州、松江）中唯一讲江淮方言的镇江，渐渐被纳入南京的引力轨道，而江北以吴语为主的南通，这些年来则积极与苏南接轨，高调“融入大上海”。“徽京”的戏谑也可以由此得到理解：南京是涵盖7000万人口的江淮方言区真正的核心所在。

流动人口数据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可以证明在疫情严控之前各城市正常的人口迁移状况，其中南京流动人口主要来源地的第一、二、五位都是安徽城市（分别是马鞍山、亳州和安庆），仅这三地就占了33%，第三、四位的省内城市盐城、南通倒只占17%。

这不是近两年才如此：1995年，南京的流动人口来源中，省内外大致各占一半，其中安徽人就占了省外人口来源的60.5%，在所有省外农村流入人口中甚至高达93.7%。

距离南京最近的马鞍山市，早就与南京同城化了。2003年“南京都市圈规划”正式获批，当时马鞍山本地四大商场的年销售额不过2亿元，而马鞍山人在南京的消费总额竟高达8.8亿；2008年，南京禄口机场还在马鞍山市内设立了城市候机楼，值机后可直接坐免费摆渡车去机场。

对南京来说，近年来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合肥的崛起：2003年南京的GDP还是合肥的3.3倍（1576亿比478亿），但去年已收窄到1.5倍（14818亿比10046亿）。除了南京、镇江、扬州、淮安和常州下属的溧阳、金坛外，本来南京都市圈还包括安徽的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四市，这就跟“合肥都市圈”产生了重叠：安徽2007年最初提出的“省会经济圈”仅包括合肥、六安、巢湖，到2013年将滁州整体纳入，2016年“合肥都市圈”正式升格为国家发展战略，马鞍山、芜湖也加入其中。

换句话说，在省内出现南京、苏州“双核”之后，江淮方言区也首次出现了南京、合肥双核。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座城市的竞争是零和游戏，两个都市圈叠加的滁州、芜湖、马鞍山三市甚至可能是左右逢源的利好，但可想而知，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流南京的吸引力和资源。

数百年来，南京从未面临这样的双核局面，与合肥之间如何分工、竞争、合作，这是前所未有的课题。

如果说人口流向是一个城市吸引力的指针，那么到目前为止，合肥尚不能动摇南京的“徽京”地位：2018年，合肥城市区域内74%的流动人口来源地就是合肥郊县，第二至五位的安庆、芜湖、亳州、铜陵又合占19%，这表明合肥的吸引力主要仍局限在本市，更少越出本省，不像南京能横跨苏皖两省。

不过，与此同时，随着这些年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协作日益加深，上海、苏州的辐射带动作用也日益显著。2018年上海第一、二大流动人口来源地盐城、南通就占了25%，苏州则仅盐城一地就占了30%，由此就能看出，上海-苏州核心已渗透到南通、盐城这样原本传统上是南京经济腹地的区域，并产生了比南京更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它们已不被纳入南京都市圈，而被默认为是大上海的腹地了。

这样，与其它省会经济圈相比，南京处于更复杂的处境：它并不是本省理所当然的唯一中心，却必须在省外拓展自己的经济腹地（南京都市圈是全国第一个规划建设的跨省都市圈），不得不在一个多方竞争、彼此交叠、相互渗透的状况下确定自己的相对优势，经历不断的自我调整和重新定位，走出适合自己的路子。

三、打造新引擎

从这样的回顾中也可能看出，南京正经历着城市定位上的一次重大转型：它需要从长久以来一直扮演的政治、军事、文教中心的地位，蜕变为一个经济中心。这倒不是说它以前不具备经济职能，只是在与苏州的默契分工下，这原本不是南京城市身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现在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一直以来，南京给人的印象是历史感厚重（尤其在南方城市中），但却缺乏现代感和未来感——这与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刚好相反。城市建设一度也显得“老破旧”，我同学1990年代末就读于南京大学，曾开玩笑说，那时从浦口校区坐车回本部，“遇到车身颠簸，就知道南京长江大桥到了”。

这些年来，我曾听不止一位南京人吐槽当地“规划太差”，只不过很多人归结为“几任市领导都是苏北来的”。

南京之前并不是没有过辉煌的时代，但那主要是依靠民国时代积累下来的工业基础和国营大厂，到1978年后逐渐被苏南活跃的乡镇企业抢了风头，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南京一度抢占市场先机的家电、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等产业，都逐渐沉寂。

1998年，新周刊推出的“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题，南京被评为“中国最伤感的城市”，一度引起南京人激烈反弹——但即便如此，许多南京人私下也承认，自己故乡确实和“现代时尚”不太沾边。

2003年是南京蜕变的开始：年初“南京都市圈”规划问世，随后地铁一号线隧道全线贯通、沪宁高速江苏段扩建、明孝陵申遗成功，这些对南京都具有重要意义。还有一件事常为人所忽视：同年9月26日，第一家星巴克进驻南京，虽然比上海晚了三年多，但比广州还早了一年。

散文家徐路回忆说，那时当地报纸还专门发了几篇文章以示庆祝，“作为一个不断在二三线城市间徘徊的省会城市，南京在当时许多人的心里算是从此摘掉了土鳖的帽子”。

在那之后，南京的经济表现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以人均GDP这一关键指标来指针，2003年南京虽然比全省平均值高53%，但却只及苏州的一半多（57%），但到去年已以微弱优势超越苏州和上海——分别高了0.6%和2.2%。

不仅如此，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南京也是人均GDP最高的省会城市：去年比第二名杭州高18%，比第三名广州高19%，总量也挤下了天津，正式跻身全国十大城市行列。

这固然得益于江苏这些年的强省会战略，但也是基于南京深厚的基础：作为一座地理位置极为优越的枢纽城市，南京不南不北、既古典又现代，又有长久以来打下的老工业基础，在任何时代都会是一个无法被替代的区域中心。

更何况，南京的文教也是助力新经济的有力依靠：南京有8所211大学，2所985大学，高教资源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大学学历人口占比仅次于北京，几乎是全国平均值的两倍。

在新形势下，南京还能如何自我突破？

这可能是比之前二十年更难面对的一个课题。尤其是随着合肥的崛起，南京都市圈很可能难以扩容，必须跳出自我，打破吃老本的惰性思维，往“高精尖”的方向发展，在有限的空间里做出更加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产业。

与此同时，腹地窄小的劣势，也逼迫南京突破地理限制，不仅成为“江苏的南京”或“安徽的南京”，还得是“全国的南京”乃至“世界的南京”，面向更广阔的天地自我立足、吸引人才和资本，而这需要变革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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