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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2 09:10
德国大选:政治挑战、欧洲困境与统一之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社长,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日,德国大选落下帷幕,计票结果显示:中左翼的社民党赢得联邦议院选举,得票率为25.7%;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以历史最低得票率24.1%位居第二;此外,左翼绿党和自民党、右翼选择党大有斩获,得票率分别为14.8%、11.5%和10.3%。


以往,德国大选单调乏味,但这次“刺激、意外,以及备受关注”。


大选后,连续执政十六年的默克尔将退出德国政坛,德国乃至欧洲将迎来后默克尔时代。在德国,默克尔始终坚守着艾哈德开创的社会市场经济道路,经济稳健增长;在欧洲,默克尔是一位务实的危机应对者,先后历经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能源危机和新冠疫情危机。


然而,在默克尔赢得广泛声誉身退之际,其所在的联盟党却遭遇了大选滑铁卢。这一缔造战后德国崛起的传统大政党,正在失去民众的信任,而左翼绿党和自民党、右翼选择党、极右另类党迅速崛起。大选后,德国将面临三党组阁的政治局面,德国政治正趋于碎片化和不稳定。


“求变”是本轮大选的民意诉求。稳健、中立、务实的默克尔主义,在国际大冲突时代,已无法应对欧盟内部政治分化,以及欧洲地缘政治边缘化。这对未来的德国与欧洲构成挑战。


从两德统一到欧洲一体化,再到当今欧洲之挑战,德国改变欧洲,还是欧洲改变德国?后默克尔时代,德国与欧洲一体化将如何演变?


01 东西德统一


二战后,德国政治家艾哈德采用经济学家欧根的思想,实施有效的货币、价格、财政与金融改革,开创了社会市场经济道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德国战后经济崛起以及稳健增长的关键。艾哈德领导的基民盟因此在德国政坛上赢得了广泛而稳定的支持。


到60年代末,这一道路因左翼政党执政而发生了暂时的偏离。1966年,基民盟内部矛盾和财政危机迫使艾哈德辞职。左翼社民党勃兰特执政后不断扩大了社会福利性支出,同时破坏了货币政策的单一目标制。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施密特政府扩张财政刺激经济,进一步拉高了通胀。


1982年,因经济政策分歧,政党联盟倒戈,联邦议会以“不信任动议”弹劾了施密特,基民盟主席科尔出任总理。科尔实施自由主义政策,削减税收和预算,减少不公平的社会福利,遏止公共支出扩张。同时,联邦银行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德国经济重回轨道。从1983年开始,通胀率回落到4%,失业率下降,出口、消费和投资持续增加,1989年贸易顺差高达1350亿马克。这便是两德统一前夜的联邦德国。


时间线走到80年代末,东欧风云突变。1989年11月28日,科尔提出两德统一的“十点计划”。当时,很少有人预料到这一计划在半年后启动。


1990年1月之前,东西德民众支持国家统一,但欧共体多数国家持保留态度,英法明确反对。两德统一可能促使未来欧洲的形势复杂化,也可能促进欧洲一体化。当科尔提出两德统一计划时,随即引发了一场经典讨论:未来究竟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


从50年代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到70年代以埃居为单位的欧洲货币体系,再到80年代欧共体国家间要素自由流通,欧洲逐渐走向一体化。在马德里峰会上,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提出货币一体化:建立欧共体经济和货币联盟,分阶段实现欧洲统一货币。当时,联邦德国对此不置可否,法国则力挺。


1990年前后,法国总统密特朗与科尔多次会面,二者达成了“礼尚往来”的交易:法国支持两德统一,德国推进欧洲(货币)一体化。密特朗强调:“如果德国统一不可改变,那也只有当联邦德国与欧共体更紧密结合在一起时,法国才愿意接受德国统一”[1]


在随后的欧共体都柏林首脑会议上,委员会表示同意德国统一,民主德国可依据欧共体法律在两德融入过渡阶段就融入共同体,再次强调了“欧洲的德国”这一立场。 


1990年5月18日,科尔和德迈齐埃签署建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从国家条约来看,东西德合并的实质是东德被并入西德。


统一前夜,东德经济正走向崩溃,这让它在统一过程中失去话语权。二战后,原本有着世界领先的精密工程、化工生产基础的东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如同一艘轮船撞上了冰山。到80年代,生产停滞,限制进口,物资紧缺,物价大涨,民众不满。


1983年,东德已无力偿还债务。在联邦德国政府担保下,西德银行向东德贷款19亿西德马克。到1989年,东德对西方国家净债务达到206亿美元。10月份,百万柏林人走上街头,向政府示威呐喊:“实现统一”。这一年,东德有32万人口流出。


1990年10月3日,国家统一条约正式生效,德国正式统一,柏林墙已然成为历史。柏林墙倒台改变了无数东德人的命运,而默克尔属于其中之一。


“那里以前只有一道黑墙,突然一道门打开了”,“对我来说也是如此,跨过那道门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我抛下了作为科学家的工作,进入政治领域”。此时,35岁的东德科学家默克尔果断放弃了科学事业,投身到两德统一的政治洪流之中。


作为两德统一的关键人物,科尔自然成为统一后的首任总理。在组建新政府时,令人意外的是,科尔任命了政治新人默克尔为妇女和青年部部长,这位德国最年轻的联邦部长幸运地成为了“科尔的小女孩”。


当时,科尔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将西德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成功地复制到东德,如何在财政、货币、价格、产权及社会福利实现统一。


科尔政府设立了“德国统一基金”,向原东德提供1150亿马克的专用财政资金。价格统一,也就是价格双轨制闯关,科尔的做法与当年艾哈德类似:放开价格管制。货币统一,东德货币直接以1:1兑换为西德马克,个人最高可兑换6000;剩余货币以2:1的汇率兑换。社会福利统一,东德直接采取与西德一致的养老金。


其中,货币1:1兑换策略引发争议。东西德劳动生产率差距大,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东德总体的工业水平落后于西德50%。而且两边的商品价格存在诸多落差,东德一个面包的价格经过补贴后相当于西德的六分之一,而一台电视机收过奢侈品税费后则相当于西德的三倍。这种货币兑换策略相当于高估了东德的资产。


所以,两德统一后,东西部经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势。1991年,德国西部(原联邦德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97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大量原东德人来到西部,就业人数一年增加了75万。而东部地区经济断崖式下跌。1990年7月1日后,原东德工业企业的生产开始呈直线下滑,8月的工业产品生产值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1991年,东部加工制造业增加值只有1989年的40%,第四季度的生产总值同期减少三分之一。


在东德经济转轨的路上,货币与价格的统一引发了短暂阵痛。但是,产权制度的改革阻碍是东德经济更为深层次的问题。1990年3月,托管局负责对原东德7894家国企实施产权私有化改革。托管局起初设定了诸多限制,如主要通过现金交易,不允许参股收购,还要保证就业。同时,实行“实物归还”原则,这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正义”,但是拖慢了进程。


大量财产登记缺乏有效证书,向上追溯所有权的过程中,牵涉到苏联占军、几代转卖、财产继承,归还过程犹如一团乱麻。到1991年10月,90%关于公司归还的决定还在讨论中,未取得法律有效性。资产所属权尚未厘清,让这些资产迟迟无法进入市场获得重组或者融资。


原东德大量企业迅速破产,失业人数的增加,社会救济成本大大增加。对东部的转移支付占据联邦德国财政预算一笔重要支出,除了统一基金的专项资金援助,还有财政拨款、投资补贴、税收补贴等。1991年春,联邦政府启动“东部复兴公共方案”,打算1991年到1992年每年增加120亿马克经费支援投资、就业、住房、生活津贴。从1990年到1994年,西部财政转移支付用于东部养老保险补助的金额达到279亿马克。据统计,1990年到2000年间,东部吸收的援助资金总额高达1.2万亿马克。


两德统一大大增加了德国的税收和社会福利负担,扩大了政府财政赤字。1991年起,联邦政府还向西部居民征收10%的附加税,民间被称为“团结税”。1997年,德国西部社会保障支出占生产总值的31.9%,东部占比高达55.6%。1998年,德国各级财政的公共债务达到了空前的2.27万亿马克。


两德统一后的九十年代,德国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社会负担消化周期漫长。高赋税、高赤字和高福利支出,导致企业陷入困境,失业率持续上升,1996年一度高达10%。不过,德国社会市场经济道路只是更加艰难,依然没有走偏。其中的关键是,联邦德国确保了其政治、制度力量在东部的落地。


德国是幸运的!


02 欧洲一体化


1998年,科尔陷入政治献金丑闻,基民盟失去了政权,社民党赢得大选,科尔时代结束了。这时,“科尔的小女孩”火速与科尔切割,保住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与基民盟的支持率。


科尔在两德统一上的卓越政绩,改变了艾哈德时代基民盟的“德美”政治路线,促进德法联合的欧洲路线。同时,东西德统一打造了欧洲统一的经典样本,实质上加速了欧洲一体化。


两德统一后,欧洲一体化的关键步骤——统一货币,正在加上推进。1991年12月,欧共体国家首脑在马斯特里赫特达成了欧洲联盟条约(简称马约)。马约明确,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欧洲货币取代各成员国货币。


为了规避风险,马约对统一货币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稳定的通胀率、财政赤字与债务、汇率波动幅度、长期利率稳定。这些门槛大多由德国推动设立,也是当时科尔愿意接受统一货币的条件。


1998年7月1日,欧洲中央银行正式取代原欧洲货币局,地址设立在德国法兰克福。欧洲央行的建设其实也是以德国央行为蓝本,德国央行试图将其货币制度与操作原则复制过去。马约明确规定,欧洲央行政策以确保欧元价值为唯一目标,不受各国财政干扰,甚至相对于一国央行有更强的独立性。在欧元诞生过程中,德国有意识主导和马克长期稳定的币值,马克最终成为欧元的信用基石。


1999年1月1日起,欧洲央行上空悬挂起一张巨大的欧元符号,欧元正式启动,标志着欧洲统一货币时代的到来。欧元的发布在新世纪里会将德国带往何处?


当时的德国来说,欧元的出现可以说是“来了瞌睡送枕头”。两德统一对德国经济稳定增长带来一定的冲击,这时,德国经济渴望从欧洲统一市场中获得突破。欧元,作为德国主导的超主权货币,德国可以最大限度地吸收货币政策的红利——铸币税。同时,统一的货币还带来了统一的金融市场,并在实质上落实了统一的贸易市场。


欧元诞生后,欧洲成为了德国最直接的出口市场。1999年德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5552亿马克,到2008年已跃升至1.12万亿马克,增长超过一倍,其中对欧元区的出口长期占据近二分之一的份额。1999年,德国对欧元区出口比重为46%,到2008年由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德国对欧元区出口比重有所下降仍占到德国出口43%的份额。此外,这一期间德国对外贸易顺差也处于逐步扩大的趋势,至2008年达到峰值1547亿马克。从千禧年到2008年,德国的经济稳定增长。德国GDP从1999年的为2.06万亿,增长到2008年的2.55万亿。


2005年,默克尔,在德国经济顺道上,领导联盟党赢得大选,出任德国总理。


然而,默克尔的好运与德国经济的势头被全球性金融危机终结。危机爆发后,默克尔推出总额高达500亿欧元的刺激计划资金。这让默克尔赢得“危机管理者”的名声,帮助其在2009年连任。


但是,默克尔连任后,金融危机触发了欧债危机。其实,这两场危机对德国的冲击都有限。但是,此时,作为欧盟内最大经济体,德国不能像法国那般闪身避让,还面临“维持欧元之存续”的重担。


为什么会爆发欧债危机?


当年,马约对统一货币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欧洲央行可以坚守货币纪律,但是无法没有财政干涉权。欧盟缺乏统一有力的中央财政或政治机构去监督各国的财政纪律。根据马约,加入欧元区的财政标准是: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而意大利加入欧元时,其财政指标便不合格,希腊更是通过作弊的方式混入。


欧洲央行推行的德式货币原则,让南欧国家难以适应;同时,货币政策的调整往往更有利于德法,而经济落后的南欧显得力不从心。在剥离货币权后,欧盟各国更加依赖财政政策,屡屡突破财政纪律,扩张福利,增加就业,刺激经济,收买选票。于是,分散松弛的财政与统一刚性的货币构成冲突,一个个赤字黑洞日渐扩大。


危机发端于冰岛,而真正的雷区在债务深重的南欧国家,以希腊为例。希腊加入欧元区的过程本就不甚光彩。由于高福利开支、偷税漏税、缺乏财政纪律,希腊政府常年保持着高额财政赤字。为了加入欧元区,希腊采用“作弊”手段蒙混过关。


希腊与高盛签订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来帮助希腊掩盖其赤字问题。高盛帮助希腊将后者用美元发行的债务换成用欧元发行的债务,债务到期时再由高盛将其换回美元。并且,在债务互换中高盛为希腊设置了一个优惠汇率,比如希腊发行100亿美元国债可获74亿欧元,然而在优惠汇率下,希腊能获得84亿欧元。


这就相当于高盛将10亿欧元借给了希腊,并且这笔债务不会出现在公共负债率的统计中。这样,希腊有了这笔现金收入,使国家预算赤字从账面上看仅为GDP的1.5%。而事实上2004年欧盟统计局重新计算后发现,希腊赤字实际上高达3.7%[4]


除了这笔借贷,高盛还为希腊设计了多种明股实债的作弊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危机爆发的事后调查中高盛透露,它不仅为希腊这一家欧元区国家提供了这类服务,西班牙意大利都在其中。


2009年,这一年正值希腊选举年,民粹福利主义崛起,希腊议员向选民大肆许诺财政恩惠。当帕潘德里欧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赢得大选时,这位新任总理竟然发现当年9月,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超过10%,远超 3%的安全上限。加上原有的财政赤字,希腊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就将超过 110%。当帕潘德里欧政府公布这一消息时,资本市场做空希腊主权债,希腊债务危机爆发。除希腊外,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纷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重复着大体相似的故事。


受金融危机影响,德国2009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萎缩5.1%,但此后的2010年和2011年,德国经济开始出现强势反弹,经济同比增长率分别达到4%和3.3%,增速为欧盟的2倍。欧债危机拖累了德国经济,但程度有限。数据显示:德国失业率从2009年的7.8%下降至2013年的5.3%。


在德国,问题主要是政府是否要以不断加重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为前提,对负债国进行救助,并且这种救助在短时间内甚至看不到尽头。


在希腊救助问题上,默克尔最初显得犹豫,但后来她担心,如果绝望的希腊人最终决定靠退出欧元区,自行发行货币来解决债务,欧元区也将逐渐分崩离析。投资者将担心其他南欧债务国将会效仿希腊,欧元将失去市场的信任,甚至走向崩溃。


默克尔呼吁:“ 欧元输,欧洲就输;欧元赢,欧洲就赢。要让欧元赢,我们就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稳定联盟,为欧元提供坚实团结的强力支持。”


2010年5月,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形成希腊救助方案,未来三年给希腊提供1100亿欧元贷款,德国分担欧元区800亿欧元中的28%,多达224亿欧元。


最终,德国决定以担保的方式承担了“欧债五猪”的救助责任。对临时性的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和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ESM)的担保额分别达到2110亿欧元和1900亿欧元,皆以27%的比重承担了最大担保责任。


但是,默克尔此举似乎两边不讨好。德国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做的够多了,南欧国家却认为德国太过严苛了。默克尔清楚,光送钱无法解决问题,问题在于南欧国家的缺乏竞争力,并且它们也需要好好学习财政纪律。


欧洲拥有统一的货币、统一的金融市场,却缺乏统一的财政联盟和银行监督。在统一刚性的货币之下,欧元区缺乏有力的中央财政加以平衡,对南欧国家的财政纪律约束不足。也许要等到欧洲建立起真正的政治联盟,这一问题才能解决。


正如曾任德国副总理的菲舍尔1999年在欧盟议会发言中所说:“欧元的建立不仅是经济行为,而且涉及主权,说到底是政治行为。从今天起,政治联盟就是我们的北极星,从经济联盟、货币联盟再到政治联盟,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次序。”


03 默克尔时代


从两德的统一到欧洲的统一,德国道路面临挑战越来越大。还是那个经典的问题:“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欧债危机提醒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两大支柱,即货币制度和财政制度,能否成功地复制到欧洲?抑或,欧洲反过来改变德国?


最初,德国央行成功地复制到欧洲银行身上,马克的信用扩大到欧元。但是,德国的财政纪律无法复制到欧元区。欧元区缺乏统一强势的财政委员会和南欧国家财政约束软化恶化了欧盟的主权债务。反过来,对这些国家的财政施救,实际上挑战着欧洲央行的货币制度和德国的财政制度。


这说明:如果没有欧洲政治联盟的统一,德国无法在欧洲政治上有更多的作为,德国模式在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上阻碍重重,甚至欧盟的政治力量反过来会侵蚀德国模式。


实际上,财政危机只是欧洲政治危机的开端,接下来还有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欧洲能源危机、新冠疫情危机。这些危机似乎让德国难以招架,默克尔能够做到的是坚守底线与维持稳定。


2013年,默克尔再次连任。这时,欧债危机的阴霾尚未散去,年底就爆发了乌克兰危机。此事件起因是乌克兰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终止了与欧盟的政治和自由贸易协议,试图拥抱俄罗斯。不过,这一事件到次年火速升级,引发了克里米亚危机。克里米亚危机导致欧盟、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降到冰点。欧洲与美国联合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不过,默克尔在华盛顿会见奥巴马后发表了一段微妙的讲话:“欧盟正在准备一揽子措施。我们将对俄罗斯实施第三阶段制裁。我想强调的是,这不一定同我们的意愿相符。”


实际上,乌克兰危机对德国作为欧盟核心国在国际政治事件上提出了全新的考验。最终,默克尔表现出务实而平衡的政治艺术,但显得缺乏政治远见与战略改变。实际上,默克尔一直是普京最友好的“对话者”。


紧接着,2015年,中东和北非战乱升级,百万难民越境进入欧洲,引发难民危机。默克尔考虑民众诉求,实施了开放性的难民政策。然而,随着大量的难民涌入,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接收能力不足、难民融入困难、宗教冲突、犯罪率上升。在遭受德国人以及欧洲人的严厉批评时,默克尔终止了难民政策。难民政策成为了默克尔的执政污点,助攻了极右势力崛起。难民危机背后是俄罗斯、欧盟与美国的国际政治博弈。默克尔没能从大局入手,仅迎合选民和尝试推行多元文化融合。


能源危机长期困扰着欧洲,默克尔在能源问题上的偏左态度与务实方案,掣肘了德国政治,破坏了德美关系。早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危机爆发后,德国左派政党立即掀起了一股反核能运动。默克尔迅速做出妥协,暂停了刚刚颁布的延长核电站使用期限的决定。


此后,欧洲气候政治化、能源政治化升温,德国降煤弃核,大搞低碳经济,天然气价格飞涨,能源供给约束对德国制造构成威胁。为了解决能源危机,默克尔不顾欧洲议会和美国反对,与俄罗斯建设“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北溪二号”项目对德国及欧洲相关企业、个人实施制裁。拜登上台后推动气候政治化,与德国展开气候方面的合作,但“北溪二号”项目如鲠在喉。


在能源问题上,默克尔放任欧洲气候政治化,向民粹政治妥协,加剧了欧洲能源危机,也加剧了欧洲政治分裂。过度务实的能源解决方案,体现了默克尔在国际政治上的不成熟。


在英国脱欧危机上,默克尔除了过于强硬,并没有太多可指摘之处。在其最后任期内,默克尔用其作为科学家的严谨与理性应对新冠疫情危机。去年年底,这位曾经的“科尔的小女孩”,更像是一位苦口婆心的“德国妈妈”,在电视上发表了“哀求演讲”。这是默克尔担任总理以来发表的最令人心酸的一次讲话,也为其漫长的总理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而典型的句号——守住底线,拒绝变革。


或许,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道路上,务实、中立、稳健的默克尔是最佳人选。在长达十六年的执政生涯中,默克尔在多次重大危机中都能够坚守德国的货币与财政原则。德国GDP从2005年的2.85万亿美元攀升至2020年的3.81万亿美元,德国的经济杠杆率低于美日英法,制造业依然稳健、强劲。


或许,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更大的责任在法国,而不是德国。二战彻底击溃了德国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战后,法国的政治与军事,德国的经济与货币,二者相互合作,撑起了欧洲。在国际政治上,对默克尔过多的苛责,相当于给马克龙卸责。


然而,在欧洲一体化的路上,德国的政治作为已经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成长于默克尔时代的280万“首投族”,他们不再执着于父辈关注的经济与就业问题,更多地关注欧洲地缘政治、社会正义、气候变化等问题。


在默克尔时代,欧洲地缘政治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欧洲内部政治冲突、法制崩溃也在加剧。欧盟没能抑制东欧的威权主义和西欧的民粹主义,这威胁着欧洲的价值观与政治安全。在国际政治上,默克尔奉行多边主义,但没能在国际政治冲突时代,在欧洲、美国与俄罗斯的政治博弈中捍卫欧洲的政治利益。


之前,特朗普政府反复敲打德国,批评默克尔在俄罗斯问题上丧失原则,甚至以撤走美驻德军队作为威胁。拜登上台后迅速修复美欧关系,然而在民主党重返印太的战略转向中,欧洲的政治地位正在下降。近期,美英宣布支持澳大利亚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为澳建造8艘核潜艇。澳大利亚为此撕毁了此前与法国企业达成的潜艇大单,令法国颜面尽失,法国外长怒斥此举是“背后捅刀”。其实,这一事件更深层次的危机是欧洲地缘政治正被边缘化。


“一个自由、安全、繁荣和社会公正的欧洲现在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巨大威胁,而且没有做好对抗的准备。[5]


作为欧洲政治与安全防卫的主力,法国始终保持着高卢雄鸡的骄傲,试图在美俄国际政治格局中,成为独立的“第三极”。马克龙,以“欧洲领袖”自居,呼吁打造“欧洲军队”。但是,法国没有足够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建立和捍卫一个庞大的“欧洲合众国”。


实际上,默克尔本人也承认,欧盟完全依赖他国的时代已经“一定程度地结束了”,欧洲人需要更多地保障自己的安全并捍卫自己在世界上的利益。然而,欧洲人对德国捍卫欧洲经济与货币利益的信心程度颇高,但对德国缔造欧洲政治力量感到悲观。欧洲人甚至担心,德国薄弱的政治力量与其强大的货币、贸易掌控力,正在撕裂欧洲,可能导致欧盟解体。


一份民调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欧盟公民对柏林方面处理经济问题和捍卫民主价值观有信心,但只有17%的人认为德国能引领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仅20%左右的欧洲人相信德国能处理好欧盟与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甚至,在国防安全方面,德国人比欧洲人更不信任德国。民调数据显示:29%的其他欧洲人相信德国在国防安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只有20%的德国人相信这一点。


“欧洲大多数人仍期望德国在经济金融问题和民主法治方面继续领导欧盟,但德国必须抛弃‘默克尔主义’的折衷妥协做法,更加直接果断地捍卫欧盟内部法治以及欧盟在大国关系中的利益,才能让默克尔的政治遗产得以延续下去。[5]


默克尔主义的中立、妥协、务实以及谨小慎微的执政,似乎不足以应对欧洲日益严峻的政治冲突,以及国际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默克尔很出色地维持了欧盟内部的最大公约数以及政治底线,但连她也认为,仅做可预测的改变,不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欧盟可能在内外部政治动荡中走向分裂。


因此,在本次德国大选中,“求变”是主旋律,而“默克尔式稳定”正随着默克尔的退出而降温。大选的结果让包括拜登在内的众人感到意外。这次大选推动德国政党政治从“两大三小”演变为“两大四小”的格局。中间偏右的联盟党大溃败,中左翼的社民党赢得了大选,同时绿党和自民党崛起。这体现了德国政治的碎片化,以及民众寻求多元与改变。


社民党的前身是德国工党,早期领导人是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新冠疫情推动全球政治思潮左转,民众寻求庇护与保障,助攻了社民党。如今的领导人奥拉夫·肖尔茨,在抗击新冠疫情时赢得民众信任。作为财长,他果断实施13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努力保障工厂开工,避免大面积失业。


另外,左翼绿党、自民党分别获得14.8%,11.5%的选票,右翼选择党得票率为10.3%。值得注意的是,极右翼的政党另类党获得了10%选票。这个政党反对欧盟、反对欧元、反对移民、反对穆斯林、反对新能源政策,主张民族主义和保护德国。这类政党的选民多数来自之前的东德地区。


就本次投票的结果来看,按照德国的宪法,德国可能出现过去50年来从未有过的三党组阁局面。哪三党组阁?在默克尔时代,德国长期是联盟党和社民党组阁(红黑)。但是,社民党此前已宣布新一届大选中不会再和联盟党联手,“红黑”存在决裂的可能性。那么,社民党有可能与绿党、自民党联合(红绿黄),三者相加超过了 50%。如此,肖尔茨领导的德国在政治上可能更加偏左。


如今的德国,不再是艾哈德时代的联邦德国,也不是科尔时代的统一德国,而是“欧洲的德国”。在后默克尔时代,德国需要走出默克尔主义的舒适区,必须在欧洲内部政治冲突与国际地缘政治边缘化上更有作为,以更好地延续社会市场经济,以及将其拓展到欧洲一体化之路上。但是,德国人、欧洲人需要防止德意志曾经那股可怕的激情政治。


参考文献:

[1]德国统一史第二卷,迪特尔·格鲁瑟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冰冷的启动,格琳德·辛恩、汉斯-维尔纳·辛恩,上海三联书店;

[3]德国与欧元,朱仲羽,德国研究;

[4]镜厅,巴里·埃森格林,何帆译,中信出版社;

[5]后默克尔时代:欧洲将何去何从,Piotr Buras, Jana Puglierin,Ahsen译,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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