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广州和深圳离这么近，处境却天壤之别？

在“十四五”规划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成为重要目标，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未来着力打造的重要增长极。作为增长极中的重要两极，广州和深圳这两个经济引擎的分化、竞争、互补与合作，无疑是重中之重。

本文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州大力发展以“广交会”为代表的会展经济，承接制造业转移，带动珠三角地区诸多乡镇发展加工贸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供应链；与此同时，深圳依靠特区优惠政策和“高交会”，重点发展电子加工业和电子产品贸易，着力打造偏重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期间，两座城市很相似的一点在于：商业中心与“城中村”相结合，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孵化支撑，也培养了两地政府重视中小企业的习惯和自觉。

进入新世纪后，珠三角迎来产业转型升级，广深两城差异日益凸显，二者的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生态圈之间的关系也相当不同。随着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享受特殊政策的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深圳特区政策不再像以前那么“特”。危机感迫使深圳及时升级，其借力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推动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功发展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和互联网产业的重要阵地。而广州作为珠三角“老大哥”，肩负整个珠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任，步履远比深圳困难。但近年来，随着新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本土制造业实力的增强，广州的产业升级也迎来新机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作者：张翔（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蒋余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明显特点是形成了广州和深圳两个引擎。随着港澳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融合日趋加深，今天珠三角地区已经整合在大湾区的发展范畴之中，两个城市的产业形态也有了较大差异。

最初，广州和深圳的经济起飞经验较为相近；但经过长期发展，逐渐有了不同的侧重领域，它们的分化、竞争、互补与合作，构成了珠三角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特色。本文尝试梳理近半个世纪以来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进程及经验框架，分析广州、深圳这两个城市如何在不同基础上探寻创新发展的道路。

从“加工贸易”到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经济生态圈的最初腾飞

（一）广交会与商品交易市场“群落”在广州的发育

珠三角地区经济的腾飞可以从在广州举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说起。广交会创造了一年两度或三度的“会展经济”，提供了打通加工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起点，为构建珠三角经济生态圈奠定了重要基础。广交会及后起的高交会促成了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在中国经济、亚太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中的特别地位。

广交会从1957年春季开始创立至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具有连续性的对外经济交往机制，可以视为中央早年在广东设立的“特区”。广交会是第一代中国领导人为中国，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发展出口加工业运筹布局的重要窗口。上世纪60年代中期，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引发全球产业链重构，东亚国家和地区基于劳动力成本和土地资源的优势，承接了西方国家转移出来的制造业。广州的发展参照系就是上世纪60年代之后台湾、香港等地区发展出口加工业的经验，也承接了台湾、香港等地区的产业转移。

20世纪80年代初，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及其管辖的城镇在劳动力、优惠政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迅速显现，香港的大部分制造业（如电子、机械、五金、化工、塑料、纺织、服装、玩具、食品等）逐渐北移，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形式生产运营，带动了珠三角本地加工企业的成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分工模式：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成为香港的制造业基地，香港为深圳等地提供厂商服务。

广交会一年设春季和秋季两届（2008年后改为每届三期），主要集中和有重点地解决部分企业进出口贸易洽谈的需求。更多企业较为日常的贸易需求，则以广交会为依托，以整个广州市为基地、以市场自主发展为基本方式得以满足。

由此，整个广州市成了包罗万象的商品交易市场，不同的专业批发市场散落在广州市各个片区，从根本上改变了广州市的经济地理。据广州统计局资料，到2008年，广州市已有商品交易市场1298个，其中批发市场1000个左右，日常用品的细分交易市场几乎巨细无遗。它们散布在广州市的各个角落，有的商业交易市场“群落”已经发展成系统的商业中心，有的市场“群落”则仍然在街区自然生长。

这些商品交易市场“群落”在广州的发育，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每天都在进行的“广交会”，会址就是整个广州城区。这些市场群落看起来是“自然”形成的，但它们的中心，是出自政府“计划”之手的广交会。由此，广州逐渐发展为全国乃至亚太地区最大的商品贸易中心。广州市场上服装、塑料、金属、音像、茶叶等商品的价格走势，甚至能主导和影响全国市场价格波动，被称为“广州价格”。

与广州的商贸相匹配的是散布在珠三角地区各类专业的工业生产基地。这些工业生产基地分散在众多乡镇或市镇，不同的乡镇各有专长，成为广州交易市场群落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作为工业基地的珠三角与作为交易市场中心的广州相互依存，构成了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以及资金、信息、人才流通的良性循环，形成了颇大规模的产业集聚，以及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广州因此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大量从事国际贸易的非洲人在此聚居，是广州市场辐射力的显著表征。

（二）深圳电子产业的突进与华强北的崛起

和广州一样，深圳也以加工贸易为基础。但深圳的发展经验在两个方面与广州有所不同：

一是深圳的初期积累更多得益于经济特区的众多优惠政策。深圳在1999年开始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高交会”），走上高质量国际性展会与产业生态相互推动发展的快车道。

二是深圳并没有像广州那样成为全品类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而是以电子产品贸易为基础，逐渐发展成偏重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深圳只在华强北等局部地区发展电子产品贸易集散市场，不像广州那样批发市场遍布全城。深圳偏重强调高新技术产业，固然有珠三角地区电子加工业不断成长的基础，更重要的原因是深圳政府的主动选择和引导。

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出台措施支持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深圳的支柱产业，此后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1991年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仅22.9亿元，1998年已达到655.18亿元；占深圳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8.1％提高到35.44％。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也高速增长，1992年仅有1.92亿美元，1998年已达44.31亿美元。在上世纪末，华为、中兴、比亚迪等具有自主品牌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加工贸易企业相继在深圳创立和壮大，同时IBM、三星、惠普、三洋、富士康等一大批世界500强跨国企业先后进驻深圳。

深圳逐渐发展为以高新技术为重心的经济生态圈的中心城市，其中华强北的崛起最为著名。华强北位于罗湖区与福田区交会区域，其前身只是上步工业区的一条厂区马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华强北街神奇地崛起，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电子产品贸易的中心地带。

华强北电子产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与日本、美国等国家电子产业向外转移的历史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与中国整合和做强电子产业的政策，以及珠三角地区电子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集聚相关。1986年，深圳市政府、广东省和电子工业部组建深圳电子集团公司（1988年更名为赛格电子集团），并设立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国内外电子元器件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

与赛格一街之隔的华强集团，也开设多个专业电子市场，共同形成了华强北商圈中最著名的双子星格局。2008年，华强北被中国电子行业协会授予“中国电子第一街”，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产品种类最齐全、年交易额最大的电子产品交易集散地，是国内电子行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三）城中村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便利空间

以广州和深圳为中心的经济生态圈，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两个城市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形成了众多城中村，这些城中村为中小企业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支撑，是珠三角地区成为小微企业发展乐园的关键基础之一。尽管近年来广州和深圳的城中村数量逐渐减少，但在整个珠三角地区，城中村仍是平民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乐园。

其一，在普遍存在的城中村中，各种类型的中小企业更容易创业和发展。以广州为例，相当部分的批发市场都是依托城中村发展起来的。这些城中村既有许多加工厂和批发市场，也是打工人栖居的地方。它们为各种从事商品流通的小企业提供了租金相对低廉的摊位和多元的收入渠道，其员工可以就近入住租金较低的民房，生活便利。来自全国各地白手起家的打工人得益于城中村的环境，能够在工作多年之后，利用工作中建立的社会网络，自己建立小微企业，并逐步发展起来。

其二，在城市开发过程中，城中村居民会获得征地补偿，同时保留自建楼房，通过出租获得收入。除此之外，村集体往往会开发商业物业，村民每年会有分红。长期保留城中村的梯次开发进程，使得广州、深圳城中村居民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本地居民的社会结构相对平衡。

众多城中村长期存在，并在城市经济生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小企业在其中遍地开花，大量打工人成功创业，这是广州、深圳的独特之处。这种商业中心与“城中村”携手成为中小企业孵化器的发展历程，培养了广深两地政府重视中小企业的习惯和自觉。

产业升级与创新：危机推动的经济生态圈重构

在进入产业转型升级阶段后，广州和深圳的差异日益凸显，它们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生态圈之间的关系也相当不同。

2008年5月，广东开始全面推动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和系列配套文件，提出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战略，推动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同时希望重点培育以汽车、装备、船舶、钢铁、石化为重点的先进制造业项目，和以金融、物流、商务会展、文化创意、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项目。这一战略被形象地称为“腾笼换鸟”，至今仍在沿用。

（一）危机感推动深圳率先产业升级

相比广州，深圳启动产业升级的进程更早。新世纪初，深圳的高端产业发展已经出现危机感——要保持发展速度，就需要在产业升级上积极作为。2002年11月，网名为“我为伊狂”的呙中校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等网站贴出1.8万字的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论及深圳本土高科技企业华为、中兴准备把总部迁往上海一事。此文引起广泛讨论，当时的深圳市领导与呙中校对话，交换对深圳现状和前景的看法。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享受特殊政策的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深圳特区原有的特殊政策不再像以前那么“特”。在这种新的地方经济竞争形势下，深圳要继续保持优势，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华为与中兴等企业的去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代表着产业升级的新方向；这些企业的崛起，也表明深圳在产业升级方面的基础、潜力和优势。

华为、中兴总部出走的压力，最终成了深圳确定新方向的动力。地方经济竞争的威胁，促使深圳更迫切地意识到高端产业及重点企业的重要性，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自主创新上升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

在推动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深圳市政府的一个重要抓手是国有创投集团，这一举措为国有经济在新经济时代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国有资本的投资和运营成为重点抓手。1999年8月26日，深圳市政府发起设立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2002年10月，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以下简称“深创投”）成立。到2019年7月底，深创投基金管理规模达到3472亿元，深创投总资产340亿元，净资产近200亿元。

此前已有的电子加工产业与华强北等商圈所形成的经济生态，为深圳电子产业的升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众多中小企业和贸易商对全球市场变化与产品技术创新非常敏感，跟进及时，调整快捷，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抓住互联网经济兴起的历史性机遇。深圳（尤其是华强北）作为中心，连接珠三角其他地区的生产企业，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与供应链。

电子产业升级成为深圳产业升级的先锋，成为产业升级与高新技术发展相结合的主力。深圳由此成为新一代电子信息产品企业集结的中心地区，其中，高新区聚集了腾讯、中兴、创维、TCL、长城、金蝶等企业，天安和车公庙园区则有生产或经营手机、笔记本电脑、MP3等数码产品的企业扎堆，大沙河创新走廊汇聚了众多互联网、云计算企业。

产业链与供应链交会的经济生态，为高新技术创新提供了其他地区少见的“试验田”。技术创新、市场需求与市场反馈之间高效连接，形成了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化学反应”，深圳逐渐形成了新技术的转化效率优势。

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升级，也增强了深圳抵御2007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的能力。高新技术产业的进出口在这一轮经济危机中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为深圳保持较快发展速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更具包容性的广州产业升级进程

相对而言，珠三角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腾笼换鸟”，则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在2007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两头在外”的中低端加工业受冲击较大，众多传统加工业的海外订单锐减，东莞等较多依赖这类产业的地区经济增速一度下滑较大。

一方面，许多外向型中小企业突然面临运营困境，增加了广东省在珠三角地区推动“腾笼换鸟”战略的困难；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动暴露了传统加工业“两头在外”的局限，凸显了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客观上为产业升级转型提供了重要动力。但难题在于，服装、玩具、轻工等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整个珠三角地区占比很大，相比深圳的电子加工业可以在原有基础上逐步升级，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附加值的品牌化方向难度较大，而用先进制造业加以替换则近乎重起炉灶。    

正是因此，广州的产业升级路径与深圳颇不一样。广州的批发市场系统覆盖了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各个部分，堪称珠三角传统制造业的中枢，虽然广州也有电子信息产业等供应链系统，但分量难以与深圳相比。珠三角地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困难和挑战，集中体现于广州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的困难和挑战。

与地理空间狭小的深圳不同，广州有着较大的发展腹地，长期采取增量开发的方式协调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转换。2010年亚运会前后，广州曾推进一部分城中村的全面拆迁改造工作，例如珠江新城的猎德村和五羊新城的杨箕村等，其他城中村的变化则较为平缓。

广州在较长时间内为原有产业的继续发展和提升留出了空间，新兴产业的引入主要在新的待开发地域展开，例如在黄埔区萝岗一带建立广州科学城，致力于创新企业的孵化和培育，迅速带旺了周边区域。广交会的新会展中心，也不是将老会展中心推倒重建，而是在距离较远的琶洲兴建，成功带动了新批发市场在周边的建设和形成。同时，老广交会周边的诸多批发市场（如著名的白马服装城）仍然活跃。

广州城市的发展呈现出老的中心（如北京路、上下九）、较新的中心（如天河北）、更新的中心（如珠江新城、科学城等）并存的格局。这种发展方式体现了广州的包容性。城中村和大量原有批发市场的长期存在，为传统经济生态的转型发展提供了缓冲空间，也为中小企业和平民创业继续提供成本较低、更有亲和力的环境。

深圳的城市更新大多是通过推倒重建的方式进行，“腾笼换鸟”的阻力较小，因而进展迅速。但由于土地供给相对紧张，加之产业升级的快速推进与城市的系统性更新，深圳的房价被大幅推高。新世纪以来，深圳一直是全国中心城市房价上涨的“先锋”。

这一变化不断推高企业的运营成本，自然而然地推动中小型企业向深圳周边发展，也推动一些大企业将重心转移至周边地区，如华为近年在东莞松山湖地区建设了庞大的园区，对周边地区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深圳城市建设的影响力，以其优势产业逐渐向珠三角腹地扩散和转移，这一进程将邻近地区带入了电子信息等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产生了聚集和化学反应。

（三）广州城市更新与珠三角产业转型的“孪生问题”

地区竞争是推动中国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近年来深圳的强劲发展，对广州发展形成了重要的刺激与挑战，这尤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州的产业升级如何更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如何形成足够强的竞争力；一是广州老城区的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如何更有效率地推进。

广州作为珠三角的“老大哥”，背负了整个珠三角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负担，步履远比深圳困难。深圳城市改造之所以推进更快，是因为旧工业用地的产业迁移或改造主要涉及单个企业，政府与企业的协商一般要相对容易；而深圳多数城中村也没有广州那种密集的批发市场。

广州全城遍布批发市场，许多批发市场与城中村融为一体，城中村改造往往与批发市场的疏解问题相关联，很多批发市场至今利润丰厚，租金昂贵，其搬迁或改造涉及众多商户，因此城中村的拆迁和改造成本相对较高。尽管广州原有的经济生态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但从城市运营的角度来说，老中心城区的更新与产业升级如果能够顺利推进，可以更好地利用城市中心的空间，提升广州的城市竞争力。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推动老城区更新和产业升级存在强大的动力，问题只是如何推进。

可以说，老城区的系统性更新和产业升级，不仅涉及广州自身的更新改造，而且连带着整个珠三角地区传统产业的升级和转型。以往广州老城区更新和产业升级之所以比深圳更为困难，说到底是因为传统产业仍有一定的利润空间，置换传统产业尤其是众多批发市场的成本较高，而能够消化这一成本的新产业相对不足。围绕广州城市更新的博弈因此更为激烈。

如果说上个世纪后期，深圳之所以能建立起以电子加工业、贸易集散中心为基础的经济生态圈，是得益于广州的经验——以广交会为中心发展批发市场、与珠三角加工业相结合形成经济生态圈，那么在当下，广州推动旧城区更新和产业升级，也可以从深圳的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吸收经验。

其中的关键，一是带动更多资金和社会资源投入，探索原有批发市场系统地就地升级。近年来，借力于网络视频平台和直播经济，广州众多的批发市场已经在探索更适合直播经济发展的升级改造，直播经济对原有批发市场的转型和发展已呈现出较强的带动作用。

如果说批发市场系统仍然可以成为推动广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问题就在于，能否更主动地结合大湾区工业转型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进程，引导适宜于新工业形态的批发市场系统，建立起与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连接。也就是说，由于广州市的批发市场系统其实是整个珠三角工业的中枢，有必要着眼于整个大湾区的产业升级和转型，来统筹、规划与引导，探索更具体、更科学、更长远、更切合大湾区发展实际的方案。

二是发现更多传统制造业升级的路径，或者探寻更多能够替代传统制造业的新产业。传统制造业能否走品牌化或高端化发展的道路，是传统产业升级无法回避的问题。囿于创新能力和品牌文化积淀的不足，普通传统制造企业很难打造有竞争力和广泛影响力的品牌。但新世纪吉利汽车、联想、TCL等企业并购国际品牌的经验得失，提示了传统制造产业通过并购等方式实现“弯道超车”和自我提升的可能性，关键是有潜力的项目在融资方面能够及时得到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的支持。

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培育或引入先进制造业企业，往往也需要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要考验政府的眼光和判断力。一个在发展前沿产业方面卓有成效的地方政府，往往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创投型政府”。广州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和经济生态，同样可以通过产业升级和供应链升级，与深圳形成差异化的竞争格局，在整个大湾区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密切连接的创新经济。

如今，广州深圳“双城联动”的发展格局在政策层面已经成形。这两大引擎需要优化竞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连接海内外优质资本和资源，全力打造世界级湾区，实现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5期，原题为《广深“双引擎”：珠三角经济生态圈的崛起与升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作者：张翔（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蒋余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