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EnsightEdu（ID：kanjiaoyuSH），作者：韩智鑫，原文标题：《如何理解我们这时代的教育？父母养育孩子背后的经济学“推手”》，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韩剧《请回答1988》里，德善的父亲在让女儿失望后对她坦言“爸爸也不是生来就是爸爸，我也是第一次当父亲”，曾温柔无数人的心。

对那些第一次做父母，青涩中切换角色，开启人生中另一项重要身份，他们如何选择子女的教养方式，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与孩子相处，从“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角度，他们会去培养孩子什么样的爱好和能力，才能抵达长远的幸福？不同父母差异选择的背后，又都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马赛厄斯·德普克、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合著的《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无疑是一本很好的解惑书籍。

书名涉及“金钱”、“育儿经济学”，难道这是一本告诉家长如何更好给孩子花钱的大众育儿书吗？并不。

两位作者，分别是西北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这本书中，他们跳脱出教育本身学科范畴的探讨，尝试从经济学视角，对不同时间、不同国家、不同教养方式的前因后果，做出脉络梳理和探究分析。

在作者看来，之所以选择用经济学视角研究父母育儿，是因为父母养育子女，虽常常用“父爱”、“母爱”等柔软词语包裹，关涉人与人之间爱和情感付出，活动对象和范围主要集中在家庭内部，但是，当我们把家庭看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单元时，就会发现经济激励与约束能够解释大部分父母养育子女时的决策行为。

你也可以理解为父母在养育子女时，不能单单靠“爱”发电，他还需要考虑各种外在环境（比如家族财富传承、家庭收入水平、父母接受教育水平、父母可支配时间等）施加约束之下，如何尽最大可能地达到爱孩子，好好养育子女的目的。

在研究中，作者假设每位父母基本上知晓不同教养方式的利弊，他们继而发现，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其行为及选择的教养方式，通常与他们试图达到什么目标，以及他们的行为被施加了什么约束呈正相关。“父母不仅关心孩子的现在（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幸福快乐），还关心孩子的未来（希望孩子们有所成就）。”

譬如，一对一心想要孩子爬藤，考名校的父母与一位想要孩子身心健康、幸福快乐的父母，在教育策略的选择上，考虑的约束变量就非常不同，这继而影响了父母在不同阶段对教育方式的追求，进而表现在为孩子择校、对孩子的态度、如何为孩子的成长过程进行教育投资等多个家庭层面的教育决策。

一、当前和未来两种幸福的权衡

“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可以不打报告了，”儿童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Haim Ginott）1969年出版的畅销经典育儿指南《孩子，把你的手给我》（Between Parent and Teenager）的主人公，列那德（Lenard）这样绝望地哀嚎。

这段描述是“直升机育儿”（Helicopter Parenting）一词的直观呈现。直到今天，“直升机育儿”一词仍然被广泛使用。它指的是一种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高控制度的儿童抚养方法。

在作者看来，父母选择不同的教养方式，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决策时，所依据的评判标准不同。

从时间维度来看，父母通常会关心孩子当下和未来的幸福。通常情况下，父母行为及其采取的教养方式，反映了他们对孩子当下幸福和未来幸福这两大目标重要性的权衡。

一些父母认为，童年应该是人一生中最幸福的阶段，应该帮助孩子享受它，而非为未来忧虑。与之相反，有一些父母认为，童年是播种，辛苦一些没什么，成年才是收获的时节。在孩子还看不到那么远的时候，父母就应该代孩子做决定，引导甚至推动孩子们为以后的成年生活进行必要投资，即便受些苦和累也没什么。

与之相关的，作者发现父母对孩子的爱有两种不同的驱动力，一种是利他主义 （altruism），一种是父爱主义（paternalism）。

利他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父母对孩子完全共情。也就是说，具有利他心的父母接受孩子的自主选择，他们愿意倾听孩子，会从孩子的视角看待孩子，而非给孩子强加他们的观点。

父爱主义父母虽然也关心孩子，但他们认为不能放任孩子自主选择。父爱主义父母会从成年人的视角帮助孩子看清长远利弊，并且试图影响孩子的行为。

譬如说，耶鲁大学法学院美籍华裔教授蔡美儿（Amy Chua）在《虎妈战歌》一书中，坚信父母应该督促而非宠溺孩子：“西方父母非常担心孩子的自尊心。

但作为父母，你为孩子的自尊心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他们放弃。相反，没有比发现你做到了你本以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更好地建立自信的方式。”“最好的保护孩子的方式是为将来做好准备，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并用技能、工作习惯和自信心来武装他们”。   

二、经济不平等，是主要权衡因素

作者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是父母选择教养方式的决定性因素。      

孩子成长具有不可逆性，也就是说，当父母觉得孩子做出的这个选择并不会对孩子的未来成长造成很大的影响，或者即便有采取“错误行动”，但始终不妨碍孩子过一个好的生活，这时，父母可能会让孩子按照他或她的方式行事。

而当父母认为某一选择，对孩子的未来至关重要时，那父母去进行干预的驱动力会强很多，个别时候甚至不惜采用强制手段。

作者在这里借用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黛安娜·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对教养方式的区分，分别是专断型（authoritarian）、放任型 （permissive）和权威型（authoritative）三种不同的教养方式。

和字面意思表述的一样，专断型教养方式是指父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并且对孩子施加严格控制。体罚、虐待、打骂等都是专断型教养常用的手段。 

和专断型教养方式相反，放任型父母遵循了一种自由放任的方式，让孩子们自主决策，鼓励他们独立。 

权威型父母介于两者之间，不是通过命令和约束，而是通过说理和努力，试图影响孩子的选择，塑造孩子的价值观。      

假设此时，有一个孩子发现上学不好玩，想要辍学，去找一份低技能的工作。相比于竞争性较强、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工资差异低、蓝领工人仍会享有较高地位的社会中里的父母，会更不担心孩子的受教育程度。

而在一个教育和努力能得到高回报的社会中，父母在面对孩子的未来选择时，即使以抑制孩子的个人发展为代价，也会有很强的动机督促孩子。

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自己亲人的例子。法布里齐奥（其中一位作者）的叔叔詹尼，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

詹尼的父母就对他的教育干涉较多。原因就是由于当时詹尼出生于中下阶层，而对于当时的詹尼父母来说，一个不工作的成年孩子意味着重大的经济损失。

相比之下，詹尼许多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同学要远远放松得多。因为工作并不取决于他们最终获得的学位，而是取决于他们的出身。

三、不平等增长越多，权威型或专断型家长越多

作者的另一个研究结果是，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根据作者的经济激励理论，在不平等程度上升较快的社会，父母倾向于权威型或者专断型育儿；在收入分布较为平均的社会，父母倾向于放任型。而在不平等增长更快的社会中，权威型或专断型教养方式会得到更快普及。

书中讲到，美国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尤其明显，尤其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今天，最富裕的1%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10%的家庭的38倍。所以，美国“直升机父母”占据的比例非常高。

而在欧洲，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放任型育儿就会比较普遍。譬如说，瑞典父母认为只要不会危及孩子安全，他们就应该获得最大的自由。和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瑞典孩子之间发生冲突，一个孩子打了另一个孩子，流着泪向妈妈或爸爸哭诉也是常事。

照惯常的理解，每个家长都应该确保自己的孩子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或干扰。但瑞典的游乐场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则。父母悠闲地坐在咖啡馆里，不主动去监视孩子的行为。即使遇到矛盾，他们也不愿介入，会让孩子去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此外，在作者看来，中国父母的教育方式也支持他们的育儿经济学理论。因为不平等程度在今天的中国相对较高，所以，在中国父母眼中，教育非常重要。

对中国的学生而言，成绩决定了一切。勤奋是跨越阶层的有效手段，在高考中的优异表现能够让学生进入顶尖大学，而糟糕的成绩则可能让孩子失去任何就学机会，甚至是美好的未来。

不过，作者最后也自我批判道，“经济不平等和教育的高度重要性能够完全解释中国式的教养方式吗？”虽然作者认为经济因素非常重要，但同时他们认为中国式育儿在某种程度上，也一部分依赖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比如说，“传统对权威和等级的尊重可以解释中国式育儿向专断型教养方式的偏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EnsightEdu（ID：kanjiaoyuSH），作者：韩智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