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工业的“变”与“不变”，藏在这些历史细节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透音乐（ID：ipod_time），作者：卓一，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打开QQ音乐或网易云音乐等流媒体App，“抖音”都已是热门关键词，甚至“飙升榜”的前列也被大部分“抖音热歌”所占据。《飞鸟与蝉》《白月光与朱砂痣》和《大风吹》，以及当下正火的《漠河舞厅》和《删了吧》，都是先从短视频火起来，再占领音乐流媒体排行榜的“神曲”。

这些热门的“神曲”，能创造出千万级的版权收益，也就很快成为众多创作者的靶心，因此同质化作品大量涌现，音乐的量产速度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在短视频App内，“抖音音乐人”和“快手音乐人”已随处可见。对音乐人来说，短视频平台原本是推广歌曲的地方，现在反向成为影响很多音乐人创作的源头。

当“抖音神曲”成为一种现象，短视频卡点成为流行音乐的热门元素，大量的音乐公司和独立音乐人正在量产“神曲”，甚至有些创作者已在套用“副歌优先创作”的模式，即先写出歌曲的高潮部分，然后把作为短视频背景音乐效果好的副歌筛选出来，再进行补全创作成完整的歌曲。

短视频的流行催生出全新的音乐创作流程与模式，并实现了规模化和工业化。在这场新的音乐创作竞赛中，传统唱片公司已踪影罕至。

在当下的音乐消费和创作语境里，传统唱片公司的影响力弱化了，但“三大唱片”（环球、华纳和索尼）仍能获得高昂版权收入。它们至今是怎样的存在？当下的“音乐人”是如何定义的，和唱片时代又有什么不同？

只要回顾音乐工业的历史，就能发现其中的“变”与“不变”。

一、音乐工业初始：不卖唱片卖乐谱

19世纪末，位于纽约第28街（第五大道与百老汇街之间）的叮砰巷，正是音乐创作规模化和商业化开始的地方。在还没有出现唱片公司和唱片市场的19世纪80年代，这里聚集了大量的出版公司，他们最先做起音乐的买卖，主业是贩售乐谱，消费者把乐谱买回去再演奏、演唱或者收藏。

在台前，出版公司为了卖出更多的乐谱，就聘用众多的乐手在门店演奏自家的“音乐作品”。当人们经过这条街，总能听到“叮砰”作响的音乐声：“叮砰巷”这条街和“叮砰巷歌曲”的命名正由此而来。

在幕后，因出版公司的聚集，大量音乐创作者、演奏者和演唱者也因求职汇集于此，这些从业者也都是那个时代的“音乐人”。

在与市场磨合后，他们的主流作品也都呈现出共性，比如普遍旋律性强，具有轻松和舒缓的节奏，曲式多是分明的“主歌+副歌”，段落以32小节的AABA为主；歌手演唱也更注重声乐的技巧，尤其是咬字和共鸣。

汇集在叮砰巷的创作者和贩售者，在竞争中表现出强烈的商业嗅觉，因遵循相近的市场导向，他们追求的主流音乐自然会趋同，多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喜爱的抒情歌曲。

20世纪的流行歌曲（POP）实际沿袭的就是“叮砰巷歌曲”，中国内地早期流行的《夜上海》《如果没有你》等华语音乐，其标志性的AABA曲式结构，根源也是于此。

到了20世纪40年代，麦克风和录制设备的普及，音乐能够被低成本地录制、储存和播放，也就加速促进了音乐的传播，这才诞生了最早的实体唱片（从黑胶唱片开始，再演化到磁带、CD光盘等），也正是唱片的流行和市场化，开启了辉煌的唱片工业时代，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也由此降临。

唱片公司的崛起，经营音乐的重心从“乐谱”转向了“唱片”，进一步又转向“艺人”。上一辈的“音乐人”们也从此迁出叮砰巷，工作和商务活动也逐步把核心转移至“唱片公司”。

叮砰巷消失了，“音乐人”们转行了，音乐工业进入另一阶段，“唱片公司”和“经纪公司”开始成为量产音乐作品和艺人的“生产线”。

Elvis Presley（猫王）、The Beatles（披头士）、Michael Jackson 和 Bob Dylan 等都是唱片工业时代的“巨星”，而环球、华纳和索尼这“三大唱片”，也是唱片工业的最贵遗产。数字音乐时代的当下，绝大多数的经典音乐录音作品，其版权仍归属或代理在“三大唱片”。

二、唱作人出现，内容主导权开始摇摆

在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Queen（皇后乐队）上演了一段与唱片公司之间的内容主导权之争：唱片公司拒绝把长达6分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作为主打歌，导致乐队出走。从此，像 Queen 这样具有话语权的音乐人，逐渐开始主导自己的音乐内容。

起初唱片公司的 A&R（artist and repertoire）部门负责发掘、训练歌手或艺人，从音乐作品到艺人的定位，包括音乐作品的“作词、作曲、编曲、录音和缩混”，以及唱片的“企划、制作和宣传”，投资和风险主体也都由唱片公司承担。

但随着超级巨星的出现，比如 Queen、The Beatles 和 Bob Dylan，当他们掌握了更多话语权，在和唱片公司发生分歧时，或者从唱片公司出走，或者自己组建唱片公司，或者换掉唱片公司的主管（自己负责自己的 A&R 业务）。

这些超级巨星的身份，往往是具备独立创作能力的个人或乐队，也就是“唱作人”。他们主导音乐，而唱片公司保留了发行、经纪等职能。

唱作人在掌控更多音乐内容主导权的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投入风险：“音乐人”已从唱片公司接过部分经营音乐的职能。关于音乐内容主导权，是在公司和“音乐人”之间摇摆的；产出的音乐和商业成绩，也往往是双方博弈与平衡的结果。

知名词作家、唱片人林秋离，曾讲述了某知名唱作歌手与唱片公司的一次博弈。

在前4张专辑都获得漂亮成绩后，这名唱作歌手“一路顺风”地成名了，执意要主导第5张专辑，包括专辑定位、表达主题和视觉形象等。他尤其向往“武士”和“杀手”（而公司担忧这与他的酒窝及可爱形象冲突），最终结果是以艺人的想法去执行了，但这张唱片的销售结果最不理想。随后公司和艺人总结经验并做出调整，第6张专辑才又回到“正轨”。

归根结底，即使内容定义权出现了摇摆，但唱片公司仍然掌握着核心的音乐制作和宣传资源。鼎盛时期的唱片公司，不仅是音乐内容和歌手的输出机器，最大的竞争力是综合唱片工业各种资源的“造星能力”。

当主流媒体渠道仅限在电台、电视和平面的时期，唱片公司几乎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市场影响力。通过唱片公司的资源进入这些媒体，才是音乐人走向市场的入场券，然后在有限的媒体环境中竞赛，资源越是集中就越容易胜出，而影响力也会被放大。

比如唱片公司力推的孙燕姿、蔡依林等歌手，本身输出的作品和形象都是做工精良的，然后打榜成功，成为学生们的偶像，他们不仅能决定学生们听什么歌曲，还会影响到学生们的穿着乃至广大歌迷心中的“时尚”。唱片公司的影响力，不只是影响流行音乐市场，甚至能成为前沿流行文化的驱动力。

唱片公司汇集优质的制作资源，就更容易打造出“优质歌手”，然后再去打榜与推广也就更容易胜出。直到数字音乐来了，这一切开始改变。

三、技术更迭，把音乐人推向新舞台

数字时代来临，娱乐选择激增，唱片公司逐渐失去了对流行文化和“歌坛”的影响力。而 iTunes、Spotify、百度音乐、QQ音乐等数字平台的出现，重新定义了音乐的聆听方式和商业模式，唱片工业在“数字版权”之外的板块出现大幅度萎缩，逐步失去了新媒体环境的“造星能力”。

另一方面，录音设备和音频软件的飞速发展与技术降维，让录制音乐作品越来越简单，也就大幅度降低了“音乐人”的门槛。SoundCloud、Kickstarter 和豆瓣音乐人等平台兴起，“独立音乐人”开始作为一个群体被更多提起和关注。

到这一阶段，音乐人舞台上升的阶梯并不是来自媒体关注，而是新技术的更迭和新平台的出现。虾米率先推出了以音乐人为轴心的“寻光计划”项目，但“独立音乐人”一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和定义。

长期贴有“独立音乐人”标签的阿肆等音乐人，其实很早就是摩登天空的签约艺人；邵夷贝、花粥等独立出道的音乐人，之后也都签约了公司。“独立音乐人”的标签，并不是按跟公司签约与否区分，而是指音乐风格和态度的独立。

“独立音乐人”都已拥有音乐内容的绝对主导权，即使与公司签约合作，他们在经纪业务和音乐发行的层面，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谁的话语权更大，承担的责任也越大。

而近几年流行音乐的新秀，多与传统唱片公司的关系不大。“三大唱片”的关键职能和角色，仅是在版权贸易、发行推广和项目资源整合等方面，他们的优势是能帮助音乐人跨境发行音乐作品、辅助版权和商务合作的谈判，以及项目资金的垫付与周转。

目前，绝大多数具备影响力的“独立音乐人”，都已签约公司或者自己组建了公司。而传统唱片公司旗下的艺人，也越来越独立化，他们对内容的创作自由度也会越来越高。

传统唱片公司的衰落导致大量产业人才的出走，作为执行工具且分工明晰的“企划、制作、宣发”体系，未必能比音乐人自己更了解自己和对应的市场，比如怎么利用短视频推广自己的作品，唱片公司的宣传团队可能不及专业的MCN或音乐人自己。把内容的话语权交给音乐人，也是唱片公司的高性价比选择。

唱片工业时代创作和经营作品的分工被分解、重组了。传统唱片公司旗下的音乐人的“独立化”，和独立音乐人的“公司化”，两者在同时发生。

四、属于音乐人的时代真的来了吗？

在当下的环境里，音乐人还好赚钱吗？

第一个事实是，成为音乐人越来越容易，掌握自己内容的主导权也越来越容易，在随机性更强的新媒体环境中，表面看起来是多了很多机遇。

但是，音乐人的机会无限的，音乐人的数量也是无限的。在新媒体环境中，要让自己的音乐作品被听到，再脱颖而出，会越来越不容易。

音乐人的舞台越来越大，但通向那个舞台的道路，已经越来越拥挤。因技术更迭和新媒体的发展，音乐人的竞争愈演愈烈，靠音乐赚到钱可能会更难。“音乐人”更多时候是身份标签，而非职业标签。

第二个事实是，唱片公司曾掌握的市场话语权，一部分转移到了数字音乐平台和新媒体之手。腾讯音乐、网易云音乐和字节跳动，都大幅度参与了音乐内容的投资和自制，基于平台的数据和资源，会发挥出极大优势：目前，若不是寄生于平台或与之建立强关联，音乐人和音乐公司都越来越难抢占到“神曲”的席位。

换言之，成为音乐人越来越容易，而打造出“神曲”的代价会更大，把作品推广出去的成本越来越高。

叮砰巷时代，经营音乐的关键节点是在出版公司；唱片工业时代，话语权交棒在唱片公司；新媒体时代，数字音乐和流媒体平台的绝对性优势，已越来越显现。

那些忙碌于“神曲”的音乐人，可能会逐渐成为支撑平台流量的“内容工具人”；短视频平台的残酷竞争，催生出大量同质化的音乐作品，导致音乐被记住的概率再大幅度降低。

短视频神曲之后，还会有新一轮音乐工业的蜕变。音乐人的觉醒，依然要靠作品的质量和差异化，而这些依然是需要积累的，且有相当高的门槛。

做音乐简单了，但做出好的音乐和经典的作品，依然不简单。

Billie Eilish 和她的哥哥，用一张在卧室做出来的专辑，摘取格莱美的桂冠，这也能表明：音乐市场的更多新机遇，离传统的唱片公司越来越远，离独立音乐人越来越近——

这也是一个事实。

五、作者后记

音乐人，因数字音乐平台的推动，而成为了一种“新身份”。因版权和经纪权益，音乐人与唱片公司的摩擦也从未休止。关于音乐工业的演化，唱片公司与音乐人的由来，在此做一次系统性整理和表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19期，作者张昭轶，笔名卓一，原标题《追寻音乐工业中的“变”与“不变”》，已经过再次编辑和修改。关于唱作人对唱片工业与流行歌曲生产线的影响，作者受资深行业观察者贤江启发颇多，他对本文的观点亦有贡献，在此表以感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透音乐（ID：ipod_time），作者：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