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35岁的女性决定“不再自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简单心理 （ID：None），作者：简单心理

最近，歌手郑智化的一条微博，引发了人们关于“残障人士出行”的争议和讨论。

残障者的很多“正当”需求，比如出行、看电影、甚至做心理咨询，总是需要大声疾呼，才能换来人们的一点点关注和理解（但很多人依然不能理解）。

赵红程，今年35岁，也是一个有近10万粉丝的B站up主（@大程子好妹妹）。从2019年开始，大程子成为简单心理的来访，与咨询师协作处理CPTSD问题（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很多人觉得，残障者为什么要看心理医生？因为他们比较自卑、脆弱，要学习一下怎么让自己更强悍、毅力更坚定”。

真的是这样吗？残障者似乎总是要承担自我解释的责任——“我究竟是谁，我的身体为什么这样，我不悲惨，也不如你想得那么身残志坚”。

残障、女性、CPTSD，这些身份交织成一面雾镜。层层误解背后，是无数个需要“自证”的时刻。

对大程子来说，“心理咨询是关乎自体的，从人的感受出发”。咨询带给她的东西是，她找到了“与自己在一起”的方法。学会告诉自己：“我的需求是合理的，我的感受是重要的，我值得更平等的对待”。

她觉得，  不管你是不是残障，自我照顾的能力，都是极其稀缺的。

一、“我不敢去，我怕没法上厕所”

成为一个残障者，你会遇到很多问题。

比如过度的凝视，或者过度的回避。中国有8500万残障群体，但普通人极少会在大街上遇到他们。这是因为：出门是危险的，城市的“无障碍设施”基本上充满了障碍。

就拿卫生间来说，大程子经常担忧：我能去这个地方吗？“我不敢去，我怕不能上厕所”。

某地的无障碍卫生间，门口竟然有台阶。

或者干脆不能用，变身堆放保洁工具的杂物间。

成为一个残障者，你亦会遇到很多自我怀疑的时刻：

比如，你上班坐公交。乘务人员要为轮椅使用者专门放置方便上下的升降板，司机和全车人要多等你几分钟。你会因为“耽误了大家通勤”而尴尬吗？

你和朋友去外面吃饭。一些餐厅谢绝导盲犬进入，能选的餐厅就那么几家。这时候，你会觉得“连累了朋友”而愧疚吗？

多数人对于残障人士的出行还能理解。“哦，这是刚需”。但如果残障者还想参与娱乐活动，往往就会面对“到底有多大必要”的质疑。

大程子和丈夫小栗鹏喜欢文艺生活。在一期他们曝光的某知名书店的视频里，门口赫然写着这样的告示：

“婴儿车或轮椅请勿推入，需寄放在前台”。

又一次。他们愤怒且疲劳地发问：那，是谁规定轮椅使用者不能进入呢？

在这些被拒绝的瞬间，大程子感觉自己是100年前的女性主义者。因为她在为自己进入一个公共场合的权利而战斗。

就像百年前，伍尔夫为女性能出门，像男人那样自由出入阅览室而写的《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不管是女性主义，还是一两百年的残障运动，其核心和底层都是一样的：对于权利没有得到充分支持的群体，需要社会给到支持”。

虽然在他们与书店交涉后终于进了门，但为什么，残障者总是需要为自己的一些正当需求大声呐喊、疾呼，甚至奋力抗争，才能换来路人轻轻的惊讶一瞥？

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作家Gemma Hartley的那句绝望自白：“我真正想要的礼物，是摆脱脑中那个老是纠缠着我的情绪劳动”。

二、“了解到CPTSD之前，我曾把所有问题都归因于残障”

进入心理咨询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大程子以为，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创伤，全是由“残障”导致的。她甚至希望有个名为“残障综合症”的病，可以让咨询师来“对症修理下自己”。

出乎意料的是，咨询师并没有告诉她，“你有病”，“你可以用这几个方法来快速应对残障综合症”。   而总是问她一个很难的问题：“你有什么感受”？

大程子说：

我以前一直把残障看作一个病。我是病人，对方是老师、权威。

由于我长大过程中一直面临很多评价和建议，一开始甚至会对咨询师同理的反馈无所适从。比如我跟我妈吵架，外人会觉得大逆不道，没想到咨询师说“那你很勇敢啊”。我跟她说自己因为视频拍得烂而生自己的气，她也没有指责我能力差，而是说“看来，拍视频就是很难的工作”。

咨询师对我的关照在于，她不觉得自己是医生，而是真的抱着关怀人的视角，把我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带我一起体验人生的某个过程。

这对我是很重要的改变。我意识到，自己也应该像她那样看待我自己。我不是病人，我是我自己，我在乎我的感受。

咨询了一段时间后，大程子得知，自己的症状几乎完全符合CPTSD（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是她最开心的事。知道折磨自己的并非残障，而是一种感受，这让她从残障身份中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自己很多莫名其妙流眼泪、闪回、逃避的情绪问题”，都悉数得到了解答。

一旦你发现困扰自己的东西，已经被如此精确地概念化过——这意味着，你不是一个人。这还意味着，心理学家已经对此有过相当多的研究，它是有方法缓解的。

三、学习“不要自证”

残障人士通常在生活里面临两种极端。

要么你必须成为最好的，用“额外的优秀”来弥补身体的缺陷；要么完全被当成废物养，什么都别做。总之，没有中间态，没有正常，更不会有什么“恰到好处地看见你本人”。

虽然大程子有很多身份，但很多人只会看到残障这个身份，并只用残障这个标签来定义她。

她会遇到刻意的回避。曾经的英语老师遇到disable这个词会跳过不念，家里也从来不提及“残疾”这个字眼；

她也遇到过分的夸赞。她明明只是出现在学校里上课，就被报道成“励志榜样”。

从某个时刻开始，大程子决定不再“自证”了。

 “都坐轮椅了，还要出门啊？”

 ——我的出行需求是正当的，看展、看戏、听音乐的需求也是必要且理直气壮的。

 “你要找无障碍卫生间？垫尿不湿更方便。”

——我有权在城市的公共环境里免于找不到厕所的恐惧。

 “结婚的话，男方家长是什么感受？”

——对方的刻板印象与我无关。分清楚“家长对残障群体的偏见”是他们的问题。而我是受害者。受害者不该承担解释的责任，我不必自证。因为“我是值得被爱的，也有爱人的权利”。

不再自证的意思是，确认自己的需求是合理的，感受是重要的，不要否认和怀疑自己的感受，或动摇任何关乎自己个人价值的信念。在任何场合，无需向他人解释我存在的正当性。

此外，分清楚哪些是他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哪些是自己的问题。学会自我确认、自我支持。这就是所谓的“自我照顾”。

这是一条异常艰难的路。因为CPTSD的一个常见特征是，个体容易扭曲对自己的认知，觉得自己本质上是个“烂人”，自尊和自我评价低。 权威评价本身很容易trigger大程子的情绪反应，让她失去对自己客观的认知。

对大程子来说，做视频是很大的心理治疗，因为“将自己遇到的困难公之于众，就是一种反抗”。

决定出演一部以残障人士为主角的话剧，也是如此。因为她太想要有一部轮椅人主演的话剧，能在舞台上完成。

四、迎接新的身体经验：话剧

残障者比较容易失去跟身体的联结。因为他们被视作有故障的人，比如我很难熟悉跑动的感觉”。

大程子说：“我的CPTSD在生活里的具体症状是焦虑，总是呕吐、恶心、拉肚子，需要医生来‘修一修’”。

对于自己的身体，她总是有一种破碎感。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成长过程中，她数次经历很大很痛苦的手术。一个人在医院里度过漫漫黑夜，父母也不能探视。“但这都是你在医疗体系下要应该忍受的，没有人care你的感受是什么”。

直到她接到一部名为《请问最近的无障碍厕所在哪里》的演出邀请，第一次尝试出演一部以自己亲身经历改编的话剧。

没想到，“话剧也是一种疗愈”。

因为它使用艺术手法展现，帮助大程子重新改写了记忆中的痛苦经历。“现在我想到手术的时候，首先会想到话剧中的场景，而不是手术室了”。而且，“在创作这个舞台的过程中，大家是在一起的。这本身消解了你的孤独感、脆弱感，取而代之的是控制感。在演出过程中，观众给你反应，为你叹息，共情、呵护你”。

紧张时，大程子还会运用在咨询师那里学到的一些技巧，呼吸、感受自己的身体感觉、身体扫描。演出完成后，她会称赞自己的身体：嗯，身体真棒！

大程子说：我以前在大厂工作的时候，权力者都是男性。你要加班，要经受PUA的手段，面临来自权威的评价。但到头来这些都是虚无，没有意义感。什么玩意儿，再也不要把我的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面。

现在之所以觉得演话剧是很珍贵的经历，因为“我很少做某件事的时候，没有被毒性破坏过”。在整个排练的过程中，我都感觉到自己的感受被尊重。累了就休息，想打嗝、上厕所不用憋着。没有对或不对，我所有的表演都是被接纳的。

这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话剧，但我更要说这是一个残障主义的话剧（如果有这种说法的话）。因为编剧把它写出来，使用残障者的主体视角叙述。我感觉我在讲述我自己。编剧写了一个人性的故事，它自然而来。

CPTSD的来访常常会发现，光靠谈话没办法改变具身经验。因为创伤记忆会凝结在身体里，以无意识的方式被存储。

通过话剧，大程子觉得，自己改变了创伤凝结在身体中的感受，重新书写了医疗体验在记忆中的样貌，并迎来了全新的身体联结感：可控的、可贵的，无论怎样都可被接纳。

从25岁开始，大程子就已经“残障觉醒”了。以前跟同事出去玩，去商场打车，也许人家觉得你很麻烦，会自责，后来非常理直气壮了。因为她认识到：残障不是残障者的问题，而是大的社会问题，是社会设施的不足导致“残障”本身成为了“障碍”。

但是真正的稀少是：能保护好自己，永远肯定自己。“即使你把它放到非残障群体当中，也是稀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