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1-26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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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周径偲（前《ELLEMEN睿士》《时尚先生》主编）进行了一场对谈。那天我们在酒店大堂里，聊他的新书、人生和职业生涯，是一次带给我很多新鲜认知的交流。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小锄头，作者：严复初，原文标题：《对谈周径偲：人要存在这件事情比财富、权利、欲望都要重要》，题图来自：AI生成
你不想学可以不学，还有另外的路可以走
严复初：看你写的东西，我觉得你拥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脑，但你写到小时候上学的经历，似乎不太开心，是那时候不想学习吗？
周径偲：也不是不想学，谁喜欢学习嘛，对不对？没有人喜欢学习。中国的教育本就很无趣。我不爱学习，就是字面意思，真的不喜欢学习。
我为什么参加新概念？韩寒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充斥着整个青春期。我认为无论韩寒还是古惑仔都带来了好的影响，韩寒最大的成功是就算成绩不好，你还有别的选择，你不想学可以不学，还有另外的路可以走。
我记得那时候参加新概念，写个两三篇文章，用挂号信投稿，寄给《萌芽》。如果入围复赛，挂号信寄回来通知你，何时何地去上海参加复赛。
复赛后边有没有决赛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没去。为什么没去呢？我的老师劝我不要去。
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怎么能确定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这些评委懂写作呢？你怎么能确定这些评委写得比你好呢？他觉得比赛这条路，对文学来说不够严肃，文学不应该被用来比赛。
之后，他就给我快递了很多书。有茨威格的《群星闪耀时》，还有《西方简史》，最重要的一本是《约翰·克里斯多夫》。
严复初：原来你是受这个影响的。
周径偲：对，很有意思。我的老师是谁呢？是我的表叔，他叫张帆，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始人之一，他们一共六个人，从《经济观察报》到创刊《生活》，后来又到搜狐，我从小就认识这些人。
严复初：你能感受到这个圈子的影响，或者说能有这样的信息渠道，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周径偲：确实很重要。我跟他们常联络，跟表叔发邮件，他给我快递书。那时我也能写一点拿不出手的小说，十几岁写的就是流水账吧。其实写作的过程跟学一门技术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比如厨艺、足球乒乓球网球这些，练久了必然会有一些变化。
严复初：我在读你这本书的时候，有非常明显的类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阅读感。
周径偲：就像你说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我们同学里比较文艺青年的，有的人可能受路遥的影响，有的人受《白鹿原》的影响，也有人受阿来的影响，但对我主要的影响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和《麦田里的守望者》。
你笼统地看这两本书的主题，其实带有一种挑衅。觉得这个世界不正常，这个世界不诚实，这个世界非常虚伪，《约翰·克利斯朵夫》比《麦田里的守望者》更深入，《麦田里的守望者》几乎只有挑衅，因为就写了48小时嘛，只是一个挑衅的态度，《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生都在挑衅。
通过这些东西跟社会产生碰撞，但我最大的痛处还是源于你们怎么这么虚伪？你们怎么这么没有良心？你们怎么这么不慈悲？始终围绕这个点，两本书的精神跟我的个性就重叠了。
严复初：你读这两本书的时候多大？
周径偲：十几岁吧。你必然要不断跳出自己、审视自己、超越自己，能够做到这些也不容易。我是个喜欢寻找标准的人，比如我觉得好的写作其实是有很多细节，就跟你让陈丹青讲好的绘画一样。好的写作，不管长短，文章语言要好，要有自己的特征。
严复初：你的短句就极具特征。阅读的时候会有一种短促的感觉，一个句子和下一个句子中间有一种很强烈的跳跃感，但那个跳跃呢，又其实很有意思，它不是一种乱跳，有一种我把话说到这了，意思后面还是有的，但我不再多说了。
周径偲：你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特征。是比喻句吗？是米兰·昆德拉那样哲学化的思路吗？是幽默吗？是提出问题吗？我觉得这四点都得有，最高的是你得懂解决问题，这部分可真不是一般作家都会实现的，那是博尔赫斯干的事。
如果把写作拆得这么细，你就能审判自己了，但如果连标准都没有，对大部分关于文艺的讨论只是我觉得好、我觉得不好，这个很触动我、那个不触动我，各说各话，就跟网上绝大多数讨论是一样的——毫无价值，因为完全都不知道以什么为标准在讨论。
严复初：这方面你是刻意练习的吗？
周径偲：我也没有刻意练习。这些东西我爱研究，特别怕有一天有人跟你讨论写作的时候，你在讨论感受。
严复初：我理解了。比如说我看一个作品好不好，我标准的第一位是准确，第二位是新鲜，写出来信息增量或者说新的角度、视角，我都会觉得很有意思。说到这里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你心目中读者是谁？
周径偲：没有，真的没有。
严复初：我读过韩东的一本小册子叫《五万言》，他说只要你进行表达、进行输出，都是有一个对象的，这个对象哪怕是自己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有些人的自我表达公开了，心目中要面向一个目标人物或者人群去写，争取获得他们的共鸣，这也是一个目标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周径偲：我没想过，如果你让我现在想的话，还是找同类。包括你问是受谁影响，我以前也没想过。我仔细想了想，开始的启蒙是金庸吧。
严复初：金庸也是你十几岁的时候读的？
周径偲：对呀。金庸其实非常之简陋，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简陋具有巨大的力量。金庸写什么都是讲义气，你看他写任何一本书，就是围绕讲义气和不讲义气在写。连最不武侠的韦小宝，韦小宝有什么价值观？韦小宝只有三个字：讲义气，我对皇帝讲义气、我对天地会讲义气。这对我影响也蛮深的。
严复初：你还受到过谁的影响吗？
周径偲：我们学校跟西南政法大学是挨着的，那有一家很小的小店，估计就15平米。老板有什么书我看什么书，我连海岩都看过，《五星大饭店》非常好看，我就会比鄙视他的文艺青年多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种存在。人家写故事的能力绝对比米兰·昆德拉强很多。咱不要讨论文采、也不要讨论思想、不要讨论深刻、准不准确，那都很难讲，反正谁看了都会哭。这是不是一个技术？我觉得挺厉害的。
雷蒙·钱德勒也很影响我，我小时候很爱写比喻句，后来被一本书终止掉，就是《围城》。这个书，一开始你看着很爽，你会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杰出的大脑？你明显觉得他比你聪明好多倍。第二次看觉得有点不对，第三次看你年纪大了，你发现，这人他太想炫耀了。毛姆也有这类似的毛病，但他克制得多。
我还很喜欢但是也学不来的就是刘震云，他很有哲学意味在里面，也无比准确，又是河南话写作。还有一本叫《被猜死的人》，写养老院里边的故事，是一个湖南凤凰的作家。
严复初：是田耳吧？我之前读过他的《一个人张灯结彩》。
周径偲：对，他们的西南官话跟我们的话基本一样。我从刘震云和《被猜死的人》里边得到一个启发，我忘了从哪天开始，我写作的时候是四川话。
严复初：代入了方言思维。
周径偲：我是四川话，但我不会写那种土话。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之后就再也换不回。重庆、云贵川包括湖北的一些地方不太明显，但是在四川，特别是成都周边，有一个很大的特征：人和人说话有点像刘震云说的那样——说话是为了获得乐趣，不是信息交流。四川人如果说了一句搞笑的话会得意至少一个小时，你的大脑就会一直想，我怎么说一点幽默的、不一样的、好玩的话。
和父母：谁愿意天天看着自己债主啊？
严复初：其实这是一个腔调的问题。
周径偲：我没想过，我只是觉得这样会变得非常流畅。
严复初：李诞说过一句话，四川话里面不是有一个说“好旷哦”，形容一个人很野的感觉，其实你想普通话里没有这么形容人的，但放在四川的语境就非常形象。我觉得这就是腔调，有这个腔调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说只有陈丹青的上海话才叫腔调。腔调是口音，也是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有了前面这些铺垫，我们从你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开始聊起吧。你爸妈都是公务系统，你生活的环境里，他们对你的教育或者说成长上的影响，有没有让你现在还印象很深的？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周径偲：我的父母都是公务员，公务员是个奇怪的群体。我家住在长江边上，大概有十几栋楼吧，有公安局、环保局、财政局、税务局这种单位，我家是环保局家属院，所有人都互相认识，像北京的那种大院。
这群人怎么教育孩子呢？仿佛出奇地默契，只要你成绩好，就会过得很轻松、快乐。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像我这种童年，估计没有，那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一个大院里，小朋友之间无所谓，大人会歧视你，不是开玩笑，是实实在在歧视，就像白人歧视黑人。
严复初：这么直接吗？
周径偲：赤裸裸的歧视。比如谁家大人对小孩说，不要跟那个谁玩，这人是问题少年。在学校也是这种情况，我上初中那会儿到什么程度，初中生是不允许抽烟的，那时候就有想挑衅规矩的愿望或者想法吧，拿着雪碧的饮料瓶，还是大容量装的，去厕所抽烟，把烟雾吐到空瓶里，上课的时候再放出来，味道散得到处都是；还有离谱的，小时候的闹钟堪比下课铃，我们在课堂上让它每十分钟响一次；同学们还会常把课本往天上扔，逃课更是司空见惯，我们班就是这样一个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在家里能有什么好日子？听到父母最多的话就是，你以后只能摆地摊、捡破烂，让我非常的难堪。
那时候打孩子，感觉像是特意打给别人听的，声音越大，自己越有面。小朋友顽劣，到底怪谁呢？这种现象放在欧洲、美国，就很正常。也许顽劣，是打开了孩子的另一条赛道。孩子的天性使然，精力旺盛，那时候可不就是“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还喜欢挑战，可能就是大人说的跟你对着干。
项飙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人要存在这件事情比财富、权利、欲望都要重要。人其实在孩童的时候最诚实，不会掩饰。比如我的孩子弄翻了东西，就会踢一下桌子，弄出个声响，其实是想让你发现他。
严复初：我小孩马上一岁了，她现在就是叫，尖叫。
周径偲：孩子尖叫其实是想让我们关注他，就像我们小时候，只是想被人看见。我们的社会在孩子上是比较保守的社会，其实中国社会一点儿也不保守。但是在规训人的时候，是一种逆人性的，就是专属于保守社会的一种教育方式。
严复初：要求有秩序。
周径偲：对，听话。小孩天生精力旺盛，难免会产生挑战或者对抗的反应。我自己做记者好多年，最开始特别想讨论原生家庭，我也不否认这影响是蛮大的。但是到后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都不要讲强大，有变化、有进步的人，如果再去看那个，容易让你往前走得慢，你明白吗？你说被伤了之后，谁没伤吗？
严复初：嗯，你不会老在过去里对不对？我倒没觉得是伤。这是我特别不认同的地方，我是觉得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多的因素，会让这个人长成各种各样。最开始人只能从身边要么是看不上的、要么是看得上的，从那里开始模仿，或者反方向地长，我没有觉得非得是伤害。
周径偲：对，但是呢，这个伤看你怎么说。最大的伤在我觉得是，父母不应该特别功利地、像交易一般地跟儿女相处。比如不好的时候他就说你丢了我的脸，你应该去捡破烂，回家也没好脸色，在家里你是那种赌徒欠人债的一个生活、心理状态，总觉得我欠你的呀，他们一直表达的也是。他没直说，或者也直说，我也不知道，反正觉得回家就是躲债的。谁愿意天天看着自己债主啊？如果说你跟父母的关系已经处于这个状态，谈什么亲情或者是爱。我不谈这个了，谈不了。
逆转发生在08年地震，那个院子里的价值观也逆转了，父母的价值观也逆转了，但这个逆转是一个合理的逆转，是一个儿子作为家庭里面的权力交接了。我去了汶川，七天后回来，我爸又去了。
我爸是环保的，国家环保局各地征调，当然肯定征调是川渝地区的优先嘛，他就自己举手去了，把我妈气死了。儿子去生死未卜，好不容易回来了，他又去了。
这是一个大的转折点，他们觉得你做了我所不能及的事情，打心眼里佩服你。
后来呢，我不喜欢的是他们从世俗意义上，觉得儿子有出息了。我不好的时候嫌弃我，跟别人一起嫌弃我，但好的时候跟别人炫耀我。
还有一个修复的动作，是他们主动的，那个场景对我来说是很尴尬的，我不是记仇，是觉得没必要，过去了的事情你现在去忏悔，让我感到尴尬。
金宇澄讲得很好，人生就是不断面对尴尬。我爸当然是为了他心里好受啊，这个东西他们抹不去，我不是说我要记仇，但咱就讲诚实，你就让它在那个地方，我现在也不会因为这个对你不好。我非常能理解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子，包括我现在做爸爸以后，我也能理解，但是存在在你记忆里的那些感受，它是不会改变的。
严复初：有点像封存了，大家不要再揭开了。
周径偲：可以这么说——他说这个话是想改变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有的不好的事情是历史，你怎么可能去改变一个不好的历史？
严复初：大家又不可能一起穿越回去。你这样说我非常能理解，有时候我觉得很多问题都是一种假模假样的诊断。他只是一段历史，发生了就诚实地面对。
周径偲：对，你想现在去修补，好像是想篡改历史？这样不好，我打心眼里接受不了。
严复初：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叫《野草莓》的电影，非常简单的故事，一个老人和他儿媳驾车去接受荣誉学位，寓意是老人要去世了。这一路其实是一个回溯的过程，结尾是他想起了他的父母，回到了起点。刚我听你在说的时候，看待这些事情，大家的视角都是不一样的。
周径偲：是啊，不能达成理解，就诚实地面对它，面对这种苦痛。我常常说，我人生有三个词，慷慨，善良，诚实，我每天都审视自己。诚实是最难的，因为他需要巨大的勇敢，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还要面对巨大的痛苦。
我妈有一个行为让我很动容，她把我留在家里的书全都看了一遍。他们很难理解我的想法，但我把这件事理解为一个想要从心理上靠近我的行为。我觉得这件事很温暖，我们有缘在这一世成为一个家庭，这件事情也是这个缘分中的一件美好的回忆。它发生在疫情时，但这并不代表前面的事就没有发生。
这个东西第一需要勇敢，第二是可能是逻辑思考的方法，但这大部分人就没有。所以我们聊任何事情，它要有一个标准，原生家庭的聊法很多时候就会把这个时间线模糊掉。
今天我还不能接受的一点是什么？有一次我重庆的飞机要走，我妈来抱我一下。非常难受，我很难去定义它的好坏，就是很难受。
严复初：会让你觉得尴尬吧。
周径偲：非常尴尬呀。但这个东西它也不会影响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很多时候我去表述这件事，别人的感受是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不亲近，如今我跟我的父母坐下来说话，我能说8个小时。有几个小孩能跟父母说话说8个小时？我只是非常诚实地面对我们今天的关系。
严复初：他们变得很弱小。
周径偲：对。而我在我应该要走的那条路上，没有一步走错。到今天，我要怀有无限的慈悲去面对他们，跟我们差不多大的人很多都在啃老。他们有一个巨大的悲剧，就是今天为止，父母还强势地参与他们的生活。父母和儿女都不是独立的。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非常强硬地跟父母对抗。一股很原始的冲动。所以到今天，我觉得我跟我父母的关系是非常好的，非常健康。如果你上班后还在被原生家庭牵绊，这会非常影响一个人本来要经历的那些喜怒哀乐。
严复初：是的。其实很多人是会被亲情俘获的，这也可能是一种伤害，很多时候长辈给你暴露出来他的脆弱，或者不堪，容易心软，然后被迫去做什么。
周径偲：为什么让你十六七岁干这事？因为他们身子还好，心理状态和经济状况也好，算最合适的时候。长大去做，就有点反人性了。
我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的叙述，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这是今天的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互联网会让人希望简陋每一件事情，你必须极端，但不可能的。包括现在这些所谓思想的传输，都喜欢给一个绝对，但人世间哪来的绝对啊？从每个角度看起来就是一团浆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生更是一团浆糊。我抓住这三个词，能让自己感到安宁。
我是不可能真正的变成一个鸡鸣狗盗的人
严复初：你是从重庆到北京就直接开始工作了，这个阶段有不适应吗？
周径偲：没有，一门心思就想证明我不是垃圾，这个想法一直很强烈。刚来北京，很热血，那个时候比现在有趣多了。新闻还是算新闻。天天想跳槽，就想证明自己厉害。但其实现在想想就是血气，还是激素旺盛。
严复初：这也是很可贵的一个阶段。
周径偲：对人生来说是很可贵的。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对商业社会也很重要啊？因为有这么多血气方刚的人，他才一直要进步。但我现在就感觉不太行，因为上年纪了。自己能感觉到激素的消退，好胜心没有那么强了。
另外我觉得跟环境也有关系。方方面面的环境越来越差了。比如当时的那种血性，让你觉得你真的能改变世界。现在的你就不会再有这种念头了。这个念头不再有了之后，其实你整个人的极限是压得很低的。
严复初：甚至是自我开始阉割了，不会去想可能性。
周径偲：我们讲大部分时候是达不到最高追求的，但是那个东西会引领你，建设你的生活。但那个东西没有了之后，你到底往哪去？就像我说的，我对权利，对财富又没有原生的兴趣。
严复初：那你会因此陷入到虚无里面吗？
周径偲：这个没想过。我是不可能真正的变成一个鸡鸣狗盗的人。但是建功立业没有希望了，这种没有希望是现实层面的没有希望。我到底应该干点啥？我还能怎么改变世界？
严复初：我那天看到窦文涛说，朋友们，我来小红书起号了。我当时看到就觉得，都难都难，大家都难。
周径偲：是啊，这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我的能力小，罗永浩的能力大，连他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各自在各自的那一点能量范围内，面临同样的问题。
说不好这是很大的机会
严复初：那我们聊聊偏职业和商业的部分吧。你接下来有什么目标或者计划吗？
周径偲：我离职了，可能要创业。
严复初：你准备做什么呢？
周径偲：还是做杂志，我觉得创业应该是这片空间里面能获得最大的自由了吧，常常有人说“离了谁世界都能转”，我得证明这句话是错的。要做不下去，我把公司关了，现在创业肯定不是好时候了，但潜意识里边觉得人生还是要有一个新的地方，有一个山洞，你去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
严复初：我现在听到有人说要在这两年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会特别认真地听他具体想干什么。
周径偲：具体干什么，其实没什么好讲的，因为我很传统，所以我这个杂志是非常传统的，就是做奢侈品的广告。从我到这个行业的第一天，仅仅是为了应付新闻业的崩溃而已。男性时尚杂志有一个特征，他可以做非常多有关于文学思想、新闻的东西，18年《GQ》还拿了普利策奖呢。
严复初：我理解你的意思了。
周径偲：是，所以你像我做的《时尚先生》，这个杂志的外版呢，比如海明威的《过河入林》，是在《时尚先生》外版上连载出来，他有这个传统。所以我做这些事，是它符合我的产品特征，内容上很顺手又很开心。
严复初：我理解了，那商业上呢？
周径偲：商业上从产品讲，现在国内在这个行业是没有把杂志做成这样的。如果你是独一家，市场再不好也还是可以活得下去。
严复初：这未尝不是一个聪明的差异化策略，因为现在整体都在复古嘛，比如说播客，我觉得和以前的广播其实挺像的。
周径偲：这是我的一个巨大的疑问。因为我在《彭博商业周刊》跟进入时尚行业之间有一年多，我跟人去创业，做考拉FM，干了一年多，觉得这个东西毫无商业价值。
严复初：所以你现在对小宇宙这种，也会觉得它其实没什么商业价值。
周径偲：不是，我觉得蛮奇怪的。就是我能感觉到它起来了。因为我在13年14年那会，研究这个产品，我说这怎么赚钱呢？那个时候在中国，你哪想过梁文道一个播客定价299块一年。但是现在呢，我真的对我当年的认知要打个问号了。说不好这是很大的机会，因为我发现连欧洲人、美国人也开始玩这个了。
严复初：他们其实比我们玩得更早呀。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比如说像美国人，其实是从开车开始，就已经有个人电台，这个跟我们很不一样。
周径偲：很不一样，这跟政策也有关系。但那个时候还是很小众的。现在不是。你发现全球挺同频的，比如小宇宙在国内红的程度啊，可以直接对应到那边去。你看NBA的加内特、奥克利，足球的切尔西、米克尔做的播客，你会发现它在变得很主流，这是过去十年不存在的东西。
严复初：是的。
周径偲：尤其它跟美国那种短波个人电台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事才有可能。它是一个超出我认知的，因为我也在想要不要开个小宇宙了，因为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个机会，完全颠覆我当年去创业的认知。
当年是喜马拉雅、荔枝、蜻蜓、考拉就这四家，现在除了考拉都还在。考拉是那个时候定位不清楚，而且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我为什么决定要从那走？那个年代在北京创业，我手底下100多人，我就抽了一组人出来做公众号，很容易就10w+了。
有一天呢，有一个10w+就被老板看到了，他就把这个发给我们创始人，意思就是，你发这个内容跟考拉有什么关系？
创始人觉得老板发话了，那你别做了，你这个东西就应该发跟品牌相关的，他觉得这是一个推送渠道。我当时看好那个东西，觉得好玩，所以我就走了，去了时尚做他们的公众号，把它做得很大，赚很多钱嘛。
我为什么要做公众号呢？我是真觉得广播网络电台不行，展示空间也没有，广告也没往音频里面插，所以我去弄公众号。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所有的播客都是视频类，你植入的空间不就跟访谈节目《十三邀》一样大了。
严复初：是的，这就是一种变化，个人都可以做电视节目了。鲁豫就很典型，之前得三五十个人的一个团队才能完成一期《鲁豫有约》，但现在就三台手机，三五个人就可以了。
周径偲：社会对公司这个组织形式的需求越来越少，对个人的需求越来越大了。以前我觉得自己挺新潮的，后来发现我挺传统的，以前我是写文章的，做杂志的，我做了一个产品卖给你，养活我自己，就可以了。现在你发现，这种逻辑在消失，连卖包子的都要去抖音上引流，不然你就卖不过引流的包子，这让我挺不适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小锄头，作者：严复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