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教会了我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天使望故乡，作者：张丰，题图来自：AI生成

《开家书店，顺便挣钱》是一本书的书名，作者是徐智明。他曾经在北京开过一个出色的书店叫“龙之媒广告文化书店”，后来还创业，做了一个“快书包”。商业模式就像现在的美团一样，如果你要买一本书，很快就给你送到家中。

这个项目当然失败了，因为在中国就没有多少读书人。

这本书徐老师送我很多本，签了名，我一直都没有看。不过我的书店开业后，他给我的忠告我一直记得：“所有的活动，一律要收费。如果没人报名，活动就可以不做。”

2023年8月19日，有杏书店开业。因为书店在朋友园区，而朋友又是书店的所谓“合伙人”，我们不用交房租，这让我们能够继续下去。

不久前成都的野梨树书店宣布闭店。这是一家非常好的小书店，做过很多活动，有不少好的精酿啤酒。

青年历史学家李硕突然传出身患重病的消息时，他的出版人来成都，我们就在野梨树书店见面。那时候《翦商》已经开始大卖，他在为李硕担忧的同时也意气风发，“我来请客”，我们两人都连喝三杯精酿。

每一杯酒八九十块，那天晚上野梨树的营业额应该很可观。但其实我们两人都不是野梨树的理想读者。经常去这家书店的，是喜欢文艺的年轻人，他们在那里常常聊天到深夜，但是没有太大的消费能力。有一次我半夜过去，发现六七个人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在喝啤酒。

野梨树曾一度扩张到麓湖，开了一家很大的店，但是因为“消防不过关”，被罚5万元。这不是一笔很大的钱，却足以让一个开书店的人放弃；当然有门路的人，也许会有办法减少罚款，而这又是书店店主不擅长的。这家书店很快关门，而处理相关事宜，也让店主朱彦耗尽心力。

他的老店房租又将到期，每个月6000元，半年交一次，他需要交3.6万元。他说：每一次交房租都会耗掉全部积蓄，有时候甚至不够。等攒了一点钱，就又该交房租了。最终他选择了告别——尽管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房租却是最重要的原因。

谢天谢地，我们书店不需要交房租。书店有两个员工，第一年是两个男生，一个是店长，一个值守晚班（17:00—20:30）和周末，他们两个人工资差不多，都是每月4000元，不含社保。这个数字听上去很心酸，但却是成都书店的平均薪酬了。

第二年，换了两个女生，一个店长，一个负责运营。她们更在乎自己的权益，坚决不肯加班，需要保证双休，所以有时候我还需要找兼职。书店有两个兼职，都是女生，主要是负责举办活动时来做咖啡，每小时20元。还有一位兼职做海报的女生，每个月1000元。

当然，还有发给我自己的工资，每个月3000元。

其他电费、水费、物业、原料、进书，也是一笔不固定但是也不小的开支。书店在园区，平常没多少人来，喝咖啡的主要是园区上班族。我们生意不错，每个月咖啡销售额平均6000—7000元，靠咖啡能赚3000元。

2024年6月底我从纽约访学回来，书店已经开了10个月。“合伙人”把U盾移交给我，以后每一笔开支都要我自己同意了。我顿感责任重大，登录电子银行App，发现里面只剩下1000多元了。

“能坚持到你回来已经不错了。”“合伙人”一脸笑意。

没有别的办法，我把书店店长喊过来：“快给我上线一个系列，题目就叫《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汇报》。”在一个本地文化活动平台上，我们上线了收费活动，每人收39元。考虑到我在公众号上有一些读者，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模式。读者购票报名后，会被拉进一个微信群中，然后我把腾讯会议链接发进来。

这3场活动，一共有接近500人参加。让书店有钱继续发下一个月的工资。后来，我把每场活动的价格降到29元，一直坚持到现在。

今年6月，我们邀请劳东燕教授来成都做了一场讲座。一个小书店，为教授购买了来回机票，住到成华区最好的酒店，真算得上大手笔了。不过这一场活动，我们卖掉了570张票，仅现场就有337人。

尽管还要扣掉170把椅子的租金（每把椅子9元）、音响设备租金1000元，就这一场活动来说，我们仍然能赚到一些钱。2024年的林小英，2025年的劳东燕，为书店带来了最大的票房——当然我们看到的远远比钱更多，台下坐着的读者，他们热切的眼神，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收费活动鼓励了我，也刺激我想办更多活动。去年11月，我还推出了“年卡会员”，交365元年费，每天只要一块钱，就可以免费参加书店一年的活动。

现在书店会员已经接近300人，达到了我的“短期目标”，如果有一天能达到1000人，这家书店就会真正进入财务上的良性循环。想一想，一个有1000名付费用户的社群，对图书销售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性：我们卖掉450本严飞、刘擎的《世界作为参考答案》，260本蛭田圭的《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和160本 威廉·冯·洪堡的《论国家作用的界限》——我们不但卖掉，还一起读了这本书。这是开书店以来最开心的事。

今年5月我再次去了纽约，考察那里的书店。其实去年我就逛了好几次纽约著名的斯特兰德书店（Strand Bookstore），这是一家从1927年就开始家族式经营的书店，据说在全世界二手书店中排名第一，有托尔斯泰签名的英文版《战争与和平》，帕蒂·史密斯、汤姆·魏尔伦和塞缪尔·谢泼德这些名人都曾是那里的常客。

斯特兰德书店那一块儿地方，以前曾是曼哈顿的书店街。后来，周围的书店都慢慢倒闭，就仅剩下它一家了。现在它应该不会倒闭了，光是马克杯（一般是单价十几美元）和帆布袋，就有几百种，这是时间的力量——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书店朝圣者在供养着它。书店有一个咖啡机，但是没座位，应该是给那些真的要喝咖啡的人准备的。

这次又去了1925年开始营业的阿戈西书店（Argosy Bookstore），这是伍迪·艾伦从小逛到大的书店，据说好几部电影中都有它的镜头。在这样的书店里逛，最大的感受是书店店员的尊严感，她们非常优雅，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已经是寻找旧版本方面的专家。

在纽约参观了几家书店和出版机构，每天都活在“羡慕”之中。那里的书店很多，而且都是老老实实卖书就能活，因为你在亚马逊上买书和在书店里买是一样的价格。当然，很少有书店卖咖啡，这是因为要开咖啡店审批太严格，美国人非常看重食品和消防安全，手续复杂严苛。

但在美国开书店几乎不需要审批，这大概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要保护的范畴。在百老汇大街上摆摊儿卖书也很容易——一年前聊过天的摊主，现在还在老位置，他看上去过得很不错。

有一次座谈的时候，我有点大言不惭：到纽约学开书店，才发现真没什么好学的，我们做过的探索太多了。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书店为什么这么难呢？

我开书店，是一种偶然（朋友邀请），也有一种必然：说到底，一个读书人离开机构，应该依靠什么谋生呢？

2019年5月我从媒体辞职，成为真正独立意义上的个体。当时的底气，来自我正在给“腾讯·大家”写专栏，每篇文章稿费2100元（税后），但是我每个月会写四五篇。再加上为其他媒体写的评论和自己的公众号，勉强能够支撑生活。

但是没过多久，疫情暴发，“腾讯·大家”也注销。我没有来得及担忧，因为我发现人们陷入情绪的恐慌中，媒体的约稿增多，而我来自公众号的收入也在增加。每天跑步、做咖啡的我，似乎有一种超强的稳定性，来提供一些有意思的内容。

等到疫情后，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经常约我写稿的新京报、澎湃新闻，评论内容大大减少，他们很少找我写稿了。一个原因是标准的变化，还有一个原因是，机构终究需要新的声音。这时候我基本上是依赖公众号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我需要一家书店这种自己能够把握的实体机构，来为自我提供某种支撑。2005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做了10年编辑；移动互联网时代，我成为一个写作者，而现在我开书店，拥抱最传统的行业，其实本质上也一脉相承：一个读书人和写作者如何找到他的读者？

对这个问题，我并不悲观。开书店是最古老最笨的办法，却又比所有网络平台更“先进”，因为你看到的是现实中活生生的读者，是具体的个人。就这个意义上说，“开一家书店，顺便赚钱”这句话真没错。开书店和赚钱可能是两回事，把书店开好就是很好的事了，如果能顺便赚钱，那就更好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天使望故乡，作者：张丰（前媒体人，目前经营有杏书店，为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城市的地得”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