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内战”升级：做“神一般的AI”，还是守住“社交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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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扎克伯格将公司战略重心从「元宇宙」全面转向人工智能，公司内部正面临多重挑战。

据《纽约时报》报道，Meta新组建的顶尖AI团队与公司原有的核心业务部门之间，在资源分配、发展目标及文化融合上产生了摩擦。

今年，扎克伯格重组了Meta的人工智能业务，并以约143亿美元战略投资了初创公司Scale AI。其28岁的创始人Alexandr Wang随后加入Meta，领导一个名为「TBD Lab」（意为「待定」）的新研究团队。该团队汇集了来自OpenAI和Google等竞争对手的顶尖研究人员。据《泰晤士报》报道，当新团队于7月抵达Meta硅谷园区时，扎克伯格将他们安置在总部中心他办公室的隔壁。

此前我们曾报道过Meta内部因为 薪酬、资源、工作制度等产生的新旧团队文化冲突 ，如今这种冲突似乎愈演愈烈。

据相关报道披露，冲突的核心在于AI发展的优先事项。Meta的长期高管，包括首席产品官Chris Cox和首席技术官Andrew Bosworth，希望利用Instagram和Facebook的数据来训练新模型，旨在优化社交媒体信息流和广告业务，从而服务于公司的核心营收。

然而，Alexandr Wang对此持不同意见。据报道，他曾拒绝利用特定产品数据进行训练，认为团队的首要目标应是追赶OpenAI和Google，致力于开发「神一般的AI超级智能」，而非过早关注具体的产品应用。

TBD Lab的研究人员认为，现有的高管圈子只在乎改善社交媒体业务，这会拖慢前沿AI模型的开发进度。此外，Wang还曾推动将公司的新AI模型设为「闭源」，这与Meta以往的开源策略产生过争执。

元宇宙部门面临削减

为了支持昂贵的AI雄心，Meta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资源重新分配，而被削减的对象主要是原本由Andrew Bosworth监管的Reality Labs（负责VR、AR及元宇宙业务）。

根据财报数据梳理，自2020年末以来，Reality Labs已累计亏损超过700亿美元。据报道，Meta计划将该部门明年的预算削减高达30%（约40亿至60亿美元），并可能最早在明年1月进行裁员。知情人士称，Bosworth最近已被要求从其部门预算中削减20亿美元，这些资金将转移给Wang领导的AI团队。

资本市场对这一转变反应积极，相关消息传出后Meta股价上涨，但投资者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元宇宙投资是昂贵的干扰。数据显示，Meta预计今年在AI领域的支出（涵盖数据中心、模型开发等）在660–720亿美元区间，这一数字几乎等同于元宇宙业务近年来的亏损总额。

针对内部冲突的报道，Meta方面予以否认。公司发言人表示，管理层在构建超级智能与发展核心业务（广告和推荐系统）的目标上保持一致，并称明年的预算尚未最终确定。Meta公关副总裁Andy Stone也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相关报道中的匿名消息源令人「难以置信」。

目前，Meta内部由于资源倾斜和理念差异引发的紧张局势似乎仍在持续。一部分员工认为公司的算力应优先服务于作为「摇钱树」的社交媒体业务，而新晋的AI精英们则在追求更宏大的技术愿景。

Meta能否打破科技巨头的「诅咒」？

相信许多读者都看过这张图，它形象地展示了硅谷闭源模型陷入的「无限战争」，四家巨头轮流宣称自己拥有「最强模型」，形成了四足鼎立的胶着局面。虽然这只是网友的吐槽，但也侧面反映了目前没有任何一家厂商能够建立绝对的技术统治力。

在这场狂欢之外，Meta的处境显得尤为尴尬。早期它曾以Llama定义了开源模型的标准，但随着Llama 4的口碑崩盘和AI竞赛的日益激烈，扎克伯格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

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它往往会押韵。」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从过去三十年硅谷巨头的兴衰中，来理解Meta当下的危机。

微软的「移动之痛」

2007年，当乔布斯发布第一代iPhone时，时任微软CEO Steve Ballmer在采访中大笑着嘲讽道：「500美元？没有键盘？这对商业用户毫无吸引力。」当时的微软坐拥Windows和Office的印钞机，看似不可撼动。

然而，傲慢让微软错失了整个移动操作系统的定义权。这一失误的代价是惨痛的：微软最终沦为了iOS和Android平台的「租客」。作为应用开发商，微软不得不遵循苹果和谷歌制定的规则，缴纳「过路费」。

Meta正在经历同样的痛楚。扎克伯格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Meta受制于Apple和Google的操作系统规则（如ATT隐私新政），损失惨重，这种「令人心碎」的经历让他决心在AI时代通过构建核心技术平台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 访谈链接：https://ytscribe.com/v/YuIc4mq7zMU

在这个访谈中，他还透露了Meta开源Llama并非为了慈善，而是一套对Meta行之有效的成功公式（类比之前的开放计算项目Open Compute Project）：通过开源，Meta旨在将自己的技术确立为行业标准，并利用外部生态系统的力量反哺模型，使其更强大。

雅虎的「花生酱困境」

2006年，雅虎高级副总裁Brad Garlinghouse写下了著名的《花生酱宣言》。他痛陈雅虎的战略像花生酱一样：涂得太薄，试图在所有领域（搜索、邮件、媒体）都插上一脚，结果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做到极致，最终被专注搜索的Google和专注社交的Facebook瓜分殆尽。

2024年前后的Meta，一度惊人地重现了当年的雅虎困境。它同时陷入了三场昂贵的战役：在元宇宙（Reality Labs）每年烧掉百亿，试图定义下一代硬件；在短视频（Reels）存量市场死磕TikTok；在AI领域（Llama）试图追赶Google和OpenAI。

资源的极度分散导致了战略焦点的模糊，Llama 4的失利（在代码和推理能力上被DeepSeek和OpenAI甩开）给Meta敲响了警钟。外界开始质疑：长期向元宇宙倾斜的算力资源分配，是否拖慢了AI团队在关键时刻的冲刺速度？

是重蹈Google+覆辙还是复刻Gemini奇迹？

2011年，感受到Facebook威胁的Google发起了代号为「翡翠海」（Emerald Sea）的行动，强推社交产品Google+。当时Google将全公司的奖金与Google+的成败挂钩，并强制将社交功能塞进搜索和Gmail中。

结果众所周知，Google+失败了。它失败的核心原因在于：它是为了解决Google的战略焦虑而生，而不是为了解决用户的需求而生。

当然，Google还提供了另一个范本：它曾因战略迟缓，让亲手发明的Transformer架构成就了OpenAI的辉煌，但它最终还是在「Code Red」的危机感下，整合DeepMind兵力，强行在大模型时代扳回一局，拿出了Gemini。

如今，Meta内部「老臣」与「新贵」（TBD Lab）之间的对立，Yann LeCun因理念不合（坚持世界模型vs.公司押注LLM）而离职，都预示着组织文化的剧烈阵痛。

Meta究竟是在走向下一个Google+式的崩塌，还是能像Google最终克服大公司病那样，在混乱中重组战力，孕育出Gemini般的顶尖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