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们变得越来越“愤怒”？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简单心理 ，作者：予警，责编：罗文，原文标题：《2025年牛津年度词汇 ：为何我们变得越来越“愤怒”？》，题图来自：AI生成

从满足情绪消费的Labubu，到社交媒体上的“发疯抽象文学”，再到“丝瓜汤”“误闯天家”“爱你老己”等网络热梗，情绪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公共领域中流动。

情绪从不只是私人的感受，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外化，悄悄勾勒出这个时代的轮廓。

本期，我们选取了一些2025年的最新研究，试图透过当前人们的情绪变化趋势，观察我们所处的世界：

• 2025年牛津年度词汇：当“愤怒”成为流量密码

• 经济“不确定”的时代，批量制造焦虑症患者

• 收入差距每扩大一分，自杀风险攀升一步

• 女孩在更平等的社会里更不快乐？

一、当“愤怒”成为流量密码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2月1日宣布，“愤怒诱饵”（rage bait）当选2025年牛津年度词汇。

该词所指的，正是如今网络上司空见惯的现象——故意制作令人恼怒或挑衅的内容，以激起公众强烈情绪，从而获取流量与互动的行为，即我们俗称的“引战贴”。

“愤怒诱饵”由“rage”（暴怒）与“bait”（诱饵）复合而成。这两个词根在英语中历史久远，可追溯至中古英语时期。

虽然其构词与同源词汇“点击诱饵”（clickbait）相近，二者皆以刺激网络互动为目标，且都可能引发受众反感，但“愤怒诱饵”更侧重于刻意制造对立与群体分化。

“愤怒诱饵”最早出现在2002年Usenet论坛的帖子中，当时用来形容一种特定的路怒行为：当后车闪灯示意超车时，前车司机因被激怒而引起的过激反应。

后来，它渐渐变成了一个网络俚语，专指那些容易引发大规模转发的争议性推文。人们也开始用它来批评整个网络内容生态如何被这类煽动性内容所影响。

根据牛津的语言数据，该词在过去一年中的使用频率激增三倍。

牛津语言公司总裁Casper Grathwohl表示，这意味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身可能陷入了网络操纵策略。

研究显示，这确实是一种能有效提升互动数据的策略，在“表演性政治”中尤其常见。

随着社交媒体算法日益偏向奖励更具煽动性的内容，进一步催生出了“愤怒耕作”（rage-farming）等系统性操作：

通过持续投放“愤怒诱饵”内容（特别是基于阴谋论的有意识误导材料），长期操纵受众反应，蓄意培养愤怒情绪与互动行为。

在Grathwohl看来，今年的年度词汇与去年的年度词汇“脑腐”之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循环：

愤怒刺激互动，算法放大情绪，持续暴露使人们陷入无休止的内容滚动，最终导致脑力枯竭与精神疲惫。

这些词汇不仅是趋势的标签，更映照出数字平台对个体思维与行为方式的重塑。

就像Grathwohl所强调的那样，“年度词汇的意义在于，借助语言的视角，引导人们思考我们的文化状态，此刻身处的社会。其核心目的，在于激发对话，促进反思。

二、经济“不确定”的时代，批量制造焦虑症患者

“经济不确定性”从来都不是财经新闻中遥远宏大的词汇，它真实而普遍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理健康。

一项覆盖全球110个国家、横跨近30年的研究发现：

• 世界不确定性指数每上升一个标准差，全球每10万人中焦虑症患病率就会显著增加约10.77例，其中女性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 世界不确定性指数每上升一个标准差，全球每10万人中重度抑郁症患病率就会显著增加约11.09例。其中，经济不确定性对重度抑郁症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和持续性。

该研究采用了“世界不确定性指数”（WUI），而不是人均GDP或失业率等传统经济指标。

其原因在于该指数能够捕捉超越市场波动的广泛风险，如政治动荡、社会冲突和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导致的经济不可预测性。

除了性别差异外，人生不同阶段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反应也显著不同：

• 15~39岁和55岁以上人群的焦虑水平与经济不确定性显著相关，这两个人生阶段对经济变化尤为敏感。

• 重度抑郁风险则在中年后期（约50~54岁起）与经济不确定性关联更强。长期积累的经济压力可能在此时显现，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仅如此，它还会与老龄化常见挑战——如社会孤立、独立性丧失、慢性健康问题等相互叠加，进一步加重心理负担。

研究强调，这些心理问题与“不确定性的不耐受”（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密切相关。

这一认知倾向源于对不确定性及其影响的负面想法，容易使人困于消极思维，导致个体执着于追求绝对确定，或因还未发生的负面结果过度准备。

伤害我们的，不仅是严峻的经济现实，更是那种“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持续恐惧。

三、收入差距每扩大一分，自杀风险攀升一步

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曾提到，如果把某一社会在特定时期内发生的所有自杀案例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就会发现它并非单个案例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根植于社会结构的现象。

基于2000年至2019年间全球158个国家经验数据，一项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每增加一个单位，自杀率平均上升0.162个单位。

收入差距的扩大会降低社会公平、社会保障、就业与卫生水平。而在治理水平较低的地区，这种影响更为明显。

研究还指出，收入差距对男性自杀率的影响大于女性。

在一些社会，男性承担更多经济责任，且与社会地位和自尊紧密相连。一旦经济期望落空，容易产生巨大压力。

同时，社会期待男性坚忍、不轻易表露情绪，这可能导致孤立与心理支持缺失，进一步增加自杀风险。

此外，收入差距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自杀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高收入国家的自杀率有负向影响。

中低收入国家往往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与医疗支持，收入差距容易加剧相对剥夺感，从而提升自杀风险。

相比之下，高收入国家通常拥有更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更关注家庭、社会连结等非经济因素，并且更有能力实施调节政策，从而减缓自杀率上升的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在受战争影响的国家，收入差距对自杀率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

经历战斗、流离失所或直面死亡的创伤经历会导致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增加。

在收入差距较大的社会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应对此类压力的能力相对更弱。

同时，战争往往导致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加剧贫困与社会排斥。收入差距使弱势群体更易陷入食物短缺、无家可归与医疗资源匮乏的困境，进而推高自杀风险。

此外，战争引发社会持续动荡与冲突，往往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这不仅加剧社会分裂与民众不满，也从结构上增加了自杀的整体风险。

四、社会更平等，女孩更不快乐？

“性别越平等，青少年心理就越健康”——这个在21世纪初还成立的乐观推论，正在面临挑战。

一项整合了43个国家、超过126万名青少年在2002至2022年间的心理调查数据，并与各国性别不平等指数、人均GDP等宏观指标进行匹配的研究发现：

在这20年间，那些在宏观指标上性别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其国内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性别差距扩大得更明显。

其中，女孩的心理症状不仅更多，且其症状水平随时间的增幅也更大。

在更平等的社会中，女孩常被寄予“无所不能”的期待：

既要学业优秀，又难以摆脱情绪劳动、外貌管理等传统性别角色规范。“超级女性”的理想带来了双重负担。

同时，社交环境的变化，同伴支持的减弱，使她们的压力缺少纾解的出口。

而过去二十年社会整体趋向竞争，优绩主义与完美主义倾向，共同恶化了女孩的心理处境。

此外，更平等的社会可能让女孩更敏锐地察觉到现实中依旧存在的不公，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带来了额外的挫折感。

需要强调的是，这绝非否定性别平等本身的价值。

研究揭示的恰恰是“表面平等”之下的深层问题——如果只增加对女性的期待和责任，却未同步改变结构与支持系统，所谓的平等，反而可能制造新的不公。

参考文献：

[1] https://corp.oup.com/news/the-oxford-word-of-the-year-2025-is-rage-bait/

[2] 涂尔干：《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3] Sarı, E., Şencan Karakuş, B., & Demir, E. (2024). 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mental health: Global evidence, 1991 to 2019. SSM - population health, 27, 101691. https://doi.org/10.1016/j.ssmph.2024.101691

[4] Sui, X., & Zhang, J. (2025). Income disparity and suicide rates: evidence f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