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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as Peterffy,一个从匈牙利废墟中走出的难民,用60年时间将“自动化”刻入华尔街的骨头,将盈透证券打造成一台几乎无需人力的“印钞机”。他的故事并非简单的亿万富翁发家史,而是一个程序员如何像黑客一样攻破现实世界的Bug,用算法重写商业规则,将效率推向极致。 ## 1、废墟中的商业启蒙:从浴缸到系统 1944年生于布达佩斯战火中的Peterffy,自幼在资源匮乏中学会了从废墟中寻找价值。十二岁便在学校倒卖口香糖,并组织孩子们从炸毁的楼里拖出金属浴缸换钱。这成为他一生的隐喻:从混乱中拖出秩序,从噪音中拖出信号。共产主义环境下的现实让他早早明白,“道德会被用来驯化你,系统不会”。 ## 2、机器的语言:自动化的第一口蜜 1965年移民美国后,Peterffy在一家工程公司遇到了第一台桌面计算机Olivetti Programma 101。他认为“学它比学英语容易”,因为机器只需要清晰的步骤。他将手算二十分钟的工作变成三十秒的自动化程序,尝到了自动化的第一口蜜——你改变了别人看你的眼神。 ## 3、攻破华尔街的“爱丽丝仙境” 进入华尔街后,他发现交易市场如同混乱的“爱丽丝仙境”,依靠直觉和喊价。他没有这种天赋,于是将交易变成工程,用数学和框架构建系统。1971年,27岁的他便预言未来“电子脑”将让员工永久休假。当交易所禁止使用分析设备时,他开发出通过颜色闪烁传递信息的系统,甚至制造“机械蜘蛛”自动敲击键盘下单,以极致的形式讽刺荒谬的规则。 ## 4、将专业能力下放给普通人 当高速做市竞赛变得无趣后,Peterffy于1993年创立盈透证券,致力于将专业级交易能力下放给普通人。起初这是“为不存在的问题准备的优雅答案”,但随着市场电子化,曾嘲笑他的人最终成了他的客户。2024年,盈透证券以52亿美元收入创造出37亿美元利润,利润率惊人,像一台几乎无需人盯着的“印钞机”。 ## 5、核心信念:自动化是重写规则的武器 Peterffy的故事核心并非金融或技术,而是一种信念:混乱可以被驯服,直觉可以被编码。自动化最迷人的地方不是“省人”,而是“省解释”。当一个系统足够好,它会用结果逼所有人改口。最好的工具是感觉不到但离不开的工具,它藏在流程的缝隙里。他一生都在做同一件事:把缝隙缝起来,把人从缝里解放出来。
2025-12-18 23:18

从难民到八百亿身家:他用算法把命运重写了一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不懂经 ,作者:不懂经也叔的Rust


1973年,芝加哥交易所开业


有些人的人生像一条直线:读书、工作、升职、退休。


Tomas Peterffy的人生像一台机器:每走一步,就顺手把“人”从流程里拿掉一块。


说到盈透(Interactive Brokers),不少中文读者其实不陌生:有人拿它做美股、期权、外汇,也有人把它当成“工具型券商”的代表——手续费低、接口多、能连全球市场,像一把冷冰冰但趁手的扳手。


但说到它背后那个人,Tomas Peterffy(托马斯·彼得菲),了解的人就少了。他是盈透的创始人,出生在匈牙利,后移民美国。他在华尔街的“标签”很明确:用计算机把交易这门手艺从“喊价与直觉”变成“系统与自动化”。在盈透自己的公司历史里,甚至直接把他早年的系统称为“华尔街第一个自动化交易者”。


不久前,我还不了解他。然后我读到colossus杂志的一篇人物特写,像被人拽着衣领一路往前跑,根本停不下来:一个81岁的老人,身家八百亿美元;一个市值千亿美元出头的公司Interactive Brokers,被他磨成了金融世界里最锋利的一把刀。


2024年,这家公司用52亿美元收入,干出37亿美元利润。你读到这句时会下意识皱眉:这还是公司吗?这更像一台“印钞机”,而且是一台几乎不需要人盯着的印钞机。


但这台印钞机不是靠垄断或许可证建立的,而是靠一个出生在二战废墟里的匈牙利人,用60年的时间,把“自动化”这三个字刻进了华尔街的骨头里。


这不是一个亿万富翁的发家史,而是一个程序员如何像黑客一样攻破现实世界的Bug,然后重写规则的故事。


原文较长,以下是经叔做的编译版本,供大家欣赏。


1、从废墟里拖浴缸出来的人,一生最讨厌‘资源错配’


故事从阿斯彭一栋价值上亿美元的房子开始。采访者推门进去,看见Peterffy缩在椅子里,眼神像针一样扎过来,第一句话不是寒暄,而是困惑:“我以为我们是在Zoom上聊。”


你几乎能听见那句潜台词:你跑这么远来见我,图什么?这对一个把“资源错配”当成原罪的人来说,简直不可理喻。


他过去六十年干的事,只有一个方向:把商业变成自动化的系统,把系统变成不需要解释的常识。对他而言,人的到来,常常意味着浪费;人的离开,才意味着效率。


可他确实是从“废墟”里走出来的。


1944年9月30日,苏军轰炸中,他出生在布达佩斯。战争结束后,城市残破,父亲早早消失,母亲常常哭,孩子问为什么,母亲说:“我们会饿死。”不是情绪,是判断。


那种时代会让人很早明白:世界不会因为你难受而变得仁慈,只有“能不能活下去”。


他在学校没什么希望,但祖母家里有一间幸存下来的书房,巴尔扎克、雨果、左拉……这些十九世纪的法语小说像偷渡品,把“资本主义”三个字悄悄塞进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少年脑子里。书里的人可以做买卖,可以积累,可以翻身。现实里的人只能排队、领配给、听口号。


于是他十二岁就去做生意:同学从奥地利带回口香糖,他拿刀把一条切成五段,在学校里一段段卖掉。校长听说后训他:“你的共产主义良心呢?”


他没顶嘴。他只是更确定:道德会被用来驯化你,系统不会。


后来他组织一群孩子去炸毁的楼里找废金属。那天他们发现一只巨大的金属浴缸,八个孩子拖了一下午,拖到收购站,换回来一大笔钱。你想象一下那画面:碎石瓦砾,灰尘和铁锈,八个孩子拖着浴缸,像在拖一艘沉船。


这几乎是他一生的隐喻:从废墟里拖出价值;从噪音里拖出信号;从人群里拖出系统。


二十一岁,他靠“非常非常幸运的错误”拿到去西德的短期签证,然后走进美国领事馆申请移民。等批下来,他买了一张去纽约的单程票。


他小时候每个月都能收到父亲从美国寄来的信。他不太读内容,只盯着邮票——绿色的自由女神像。那是一种广告,一种图腾:有一个地方,规则可以被重写。


1965年12月12日,他落地纽约。街上那栋横跨大道的建筑——纽约中央大厦(今天的Helmsley Building)——像一记当头棒喝:铁路从地下穿过,楼却直接建在路上面。对一个在“限制”里长大的人来说,这不是建筑,这是宣言:系统不是神,系统是材料。


尖峰报告:稳定币到底是一场怎样的财富大转移?


2、办公室角落那台没人敢碰的机器,教会他第一课


他先在一家公路工程公司画图,周薪65美元。每天把测量员的野外记录变成公路设计图,算坡度、视距、转弯外倾角。一次常规计算,手算要二十分钟。


办公室角落里躺着一台三千美元的机器,没人敢碰:Olivetti Programma 101,像加大号收银机,是最早的一批桌面计算机。Peterffy自告奋勇接手,别人松了口气——反正出事也不算我的。


他说:“我觉得学它比学英语容易。”这句话听上去像玩笑,其实是人格:语言需要讨好人,机器只需要你讲清楚步骤。


他第一晚把说明书带回家,发现里面只有一百个英语单词,剩下全是公式和图。太舒服了。


他把每个计算拆成步骤,写成卡片,插进去,输入数字,机器吐出结果。卡片第一次跑通时,他给它贴上标签,像收藏一把新的工具。几周后,他做出一套“办公室常用计算程序库”,二十分钟的活变成三十秒。


每天早上,同事排队到他桌边,听那台机器哒哒作响,打印纸像瀑布一样往外吐答案。


自动化的第一口蜜,就是这种:你还没改变世界,你先改变了别人看你的眼神。


然后命运开始塞给他一连串关键人物。一个同乡提到:有个匈牙利人János Arányi,专门教华尔街公司用电脑赚钱。Peterffy立刻上门要工作。咨询项目让他第一次摸到金融:客户要的报告无非是把证券按市盈率、账面价值、增长率一通比较。机器算、他整理、每周送过去。


3、精神科医生的提问,把他拽进了市场:波动能不能被程序榨干?


再然后Arányi说:我认识一个“很怪的精神科医生”,想做计算机工作。


那人叫Henry Jarecki,前耶鲁教授,后来去做贵金属交易。


Jarecki不是随便找人写程序的客户,他后来成了Peterffy早期最关键的老板和合伙人之一,把他从“会写代码的工程师”带进了真正的交易世界。更重要的是,Peterffy在Jarecki的贵金属生意里搭建系统、做模型、练手赚钱,也是在那里第一次尝到“用机器替人做交易”这条路到底有多狠。


在Jarecki的办公室里,Peterffy抱着一本《Gold》,像带着救生圈下海。Jarecki说他观察到白银价格很波动,但总在一个范围里来回蹦,他想知道:如果每次下跌都买、每次上涨都卖,会怎样?


听起来像策略,其实像诱饵:这正是计算机擅长的事——在重复里赚钱。


为了把Jarecki的那个设想写成程序,Peterffy必须先搞到一手数据。


为了建模型,他需要数据。他跑去COMEX,看到的场景简直像史前文明:记者坐在圆形交易坑里用耳麦报价格,脚手架上的文员把数字写在墙上,收盘后再抄到纸上。


你能理解为什么他后来会说:“在华尔街,我觉得自己像爱丽丝掉进了仙境。没有任何东西讲得通。一切都混乱,和我认为该有的样子完全不同。”


当0.001%的人拥有的财富是全世界底层50%人口的三倍


4、华尔街像爱丽丝仙境:当别人靠直觉,他决定靠数学


他开始真正“交易”时很痛苦,因为他不靠直觉。他没有那种在嘈杂人群里凭感觉按按钮的天赋。他要的是框架、规则、函数。


于是他干脆把交易变成工程:自己设计系统。程序跑数据,算出报价,打印在绿条纸上,跑腿的人把纸冲到交易坑,交易员用手势把报价传出去。别人在靠肾上腺素,他在靠数学。


1971年,他27岁,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像科幻小说的愿望:“等电子脑连上‘声带’,能接电话,员工就可以永久休假了。”


你要记住这句。因为从说出口到做到,他花了十六年。自动化不是灵感,是耐心,是反复把世界按回你认为“应该如此”的样子。


Jarecki的公司越来越强,Peterffy手下有了八十个程序员,成了当时金融圈最大的软件团队之一。可裂缝也出现了:Peterffy去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看见交易员“凭空捏价格”,买卖价差动不动两三美元——效率黑洞大到刺眼。


他想扩张到股票期权,Jarecki拒绝:他只想做贵金属。


这就是所有自动化信徒都会遇到的那堵墙:你看见系统的漏洞,你想修补,甚至想重建;但有人说,别折腾,我们就这样挺好。


Peterffy更烦的是:他其实已经在公司里偷偷用自己的公式交易白银期权,几乎每笔都赚钱。拒绝不再是理性选择,而像是在拦路。


而他从Jarecki身上学到最残酷的一课,甚至带点轻蔑的激励:“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神科医生,他根本不懂市场。我意识到——如果他能搞明白,那我也能。”


有时候,真正点燃野心的不是崇拜,而是看见“别人也不过如此”。


1977年,他带着20万美元积蓄离开,买了美国证交所一个席位,开始自己的公司Timber Hill。


他站在交易坑里,做了一件很像他的人会做的事:把电脑打印出来的“公平价值表”折成小方块,按股票名字塞进不同口袋。IBM在胸前口袋,杜邦在左裤袋,别的在后兜。价格一动,他就低头掏口袋看数字,再抬头报盘。


旁边交易员看得发毛,觉得这人像个疯子。他也觉得他们疯:怎么能在没有模型的情况下凭感觉喊价?


他很快也摔了跤,一次糟糕的交易几分钟亏掉一半资金,他怀疑有人内幕。于是他变得极端谨慎,几乎每笔都对冲,一点点把钱赚回来。


到1982年,他的团队成形,“Timber Hill”这个名字才像一个可以被叫出来的实体。


同一年,他膝盖韧带撕裂,不能久站交易坑。你以为这是挫折?对他来说,这是加速器。


他被迫坐回办公室,看着一台Quotron终端——一坨米色盒子,通过电话线一次显示一个股票价格。他想买数据源,Quotron拒绝。


于是他“自己拿”。他剪断线路,接上一台示波器。屏幕上绿色波形跳动,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电脉冲特征。他像破译密码一样把波形和价格对应起来。很快,他的电脑就吃到了全市场的实时数据。


这不是黑客炫技,这是自动化的本能:当系统不让你接入,你就绕过去。最好的门,从来不是别人给你开的,是你自己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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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能发现机会,但交易坑里还需要人执行,而那些控制订单流的“专家”不买账。Peterffy的解决方案,冷静得近乎邪门:他雇了六个高挑漂亮的女交易员。


专家们突然变得热情,争着成交。


他说:“所有人都爱这些女人。我们赚疯了。”


你可能会皱眉,但这同样是自动化思维:如果短期内必须用人,那就把“人”当成系统中的一个参数,优化它。


还有个离谱的支线像电影彩蛋。那年他在上东区吃饭,遇到三个演艺圈的人,其中一个是制片人Aaron Russo。他听完Peterffy讲“漂亮女人替我交易”,问:“那是不是谁都能干?”


Peterffy耸耸肩:“理论上,是。”


Russo指着旁边的导演Melvin Van Peebles:“那他呢?他能干吗?”


“我想可以。”


Russo当场下注一万美元:你雇他,如果他干满一年,我付钱。


Melvin真去交易坑干了一年,干得很好,Peterffy把一万美元收了。


一年后,Russo制作了电影《Trading Places》(《你整我,我整你》),讲的正是“富人下注把两个阶层的人命运对调”的故事,首年票房1.2亿美元。


现实和电影在同一个年代互相借火:当一个系统足够荒诞,讽刺就会自动生成。


但专家们很快明白了:Peterffy在“挑最肥的肉吃”。他们下通牒:想继续交易,你就得做做市商,必须持续报出买卖价,随时接单。


做市需要秒级反应,而他的交易员靠办公室里的算法电话指挥,怎么跟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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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规则越荒谬,他越兴奋:手持电脑、颜色报价、机械蜘蛛


1983年,他做出一个比iPad早27年的东西:手持交易电脑。像一本硬皮百科全书那么大,里面塞满晶体管和电路板,还有粗糙的触摸屏。


每天早上他把设备排在桌上充电、灌入最新数据和期权价格,再发到交易坑。交易员被要求报价时看屏幕,敲一下确认成交。


但这套系统需要频繁更新,五笔交易就得回办公室刷新。于是出现了更荒诞的画面:文员背着设备在两条街之间狂奔,像在运送未来。


有的交易所直接立规矩:交易坑禁止使用分析设备。


Peterffy的反应不是愤怒,是困惑:“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他一生最擅长的事,就是在不讲理的规则里找出口。规则越荒谬,他越容易看清“系统真正该怎样跑”。


1985年,他转去纽交所的期权部门。对方愿意给他空间,但要求屏幕只能装在交易坑后墙,离现场三十英尺。实时交易几乎不可能。


他周末坐在厨房桌边,盯着一杯彩色铅笔,拿起、放下。红、绿、蓝。突然一个念头冒出来:如果每个数字用一种颜色闪烁呢?


周一他改了代码,把报价变成一场迷幻灯光秀,交易员从远处看颜色就能读出数字。


那一刻你会意识到:自动化不只是写代码,它是一种“把信息压缩成可执行信号”的艺术。世界太吵,你就把它编码到人能一眼读懂的程度。


1987年,他终于做到了1971年那句狂言:华尔街历史上第一套全自动交易系统,机器能直接下单,不需要人。


关键不在交易坑,而在NASDAQ——一个没有坑、没有手势、只有屏幕和匹配引擎的网络。世界开始向他走来。


当然,旧系统不会轻易认输。NASDAQ员工来访,发现办公室里没人,却交易不断。原来Peterffy把终端数据线“接”进了自己的电脑,直接拉实时行情,跑算法,再把订单沿同一根线送回去。对普通人来说终端是键盘和屏幕,对他来说那是接口。


NASDAQ要求整改:必须人工键盘逐条输入。


他听完大概只会更确定:爱丽丝仙境又来了,他们在要求我把系统变差。


于是出现了这个故事里最经典、也最像寓言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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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团队连熬一周,在终端屏幕上方装了一台相机读价格,然后在键盘上方搭出金属机械臂和小电机,做出一只“机械蜘蛛”。算法发现机会,信号发出,金属手指就开始疯狂敲键盘:哒哒哒,停一下,再哒哒哒。每一串都是买卖指令,快到人类来不及眨眼。


NASDAQ员工回来,听着那暴力的敲击声,沉默看了一会儿,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Peterffy甚至开玩笑说可以装个会动手臂的假人当“操作员”。


系统活了下来。


这就是自动化的幽默:当规则只检查“形式”,机器就会把形式做到极致,逼你承认规则本身的可笑。


工具一旦开始自洽,制度就只能后退。


Timber Hill在八十年代赚得惊人,但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初,自动化的竞赛变成“速度竞赛”。有人开始砸几亿美元建微波塔、拉光纤,只为抢微秒。Timber Hill被甩在尾气里。


Peterffy没追。他说得很坦白:那会花掉数十亿,而且他对做市已“知道一切”,不再有趣。


可当话题转到“怎么给普通人做最好的交易平台”,他眼睛亮了。挑战回来了。系统又有得改了。


6、把专业级能力下放给普通人


1993年,他创立Interactive Brokers。那句形容太狠了:九十年代大半时间,它是一个“为不存在的问题准备的优雅答案”。


技术就绪,市场却还在模拟时代。直到千禧年前后,美国交易所大规模电子化,连纽交所都开始向服务器低头。曾嘲笑他的人忽然发现自己要失业了,他们需要在办公室里继续交易,于是成了他的客户。


历史有时很残酷:你笑别人太超前,最后你只能买他的门票。


2007年Interactive Brokers上市,他选择荷兰式拍卖,绕开投行高额费用,省下8000万美元。你会发现他连“上市”都当成流程优化:不是为了融资,而是为了让公司名字进入公众视野——一场最低成本的分发。


到2017年,他干脆关闭Timber Hill,结束四十年做市史,留下一个更纯粹的自动化机器:几百万客户、数千亿美元资产、三千名员工,大多是工程师。


他的公司像他本人:不靠口号,靠结构。


采访快结束时,Peterffy说自己最骄傲的是:让市场更有效率,让人们省下交易成本。说完他突然挺直身子,看向屏幕:“我还没看市场……我们涨了1.44美元。不错。”


采访者走出那栋豪宅,一边算账:三小时里,这个老人赚了1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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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读到这里可能会问:这到底讲的是金融,还是自动化?


其实都不是。它讲的是一种对世界的信念:混乱是可以被驯服的,直觉是可以被编码的,人是可以被从流程里温柔地移走的。


自动化最迷人的地方,不是“省人”,而是“省解释”。


当一个系统足够好,你不需要说服任何人,它会用结果逼所有人改口。


当一个工具足够强,你甚至不需要让别人接受它,你只需要让它跑起来。跑着跑着,世界就会配合。


最好的工具,是不存在的工具。


它不站在桌上,不在PPT里,不在你的口头禅里。


它藏在流程里,藏在每一次“本来要人工处理”的缝隙里。


你感觉不到它,但你离不开它。


而Peterffy一生都在做同一件事:把缝隙缝起来,把人从缝里解放出来。


他从废墟里拖出浴缸,从示波器里拖出行情,从荒谬规则里拖出通路。


最后拖出一台利润率惊人的机器。


它安静、冷酷、精确。


像他当年读过的那些公式一样,几乎不需要英语。【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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