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代中国人普遍没有青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赵先生的事务所，作者：赵智功，原文标题：《为什么现代中国人普遍没有青春？一生都活在弥补青春缺失的匮乏感中？》，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The privilege of a lifetime is to become who you truly are.”

（一生的特权就是成为真正的自己。）

——卡尔·荣格（Carl Jung）

为什么中国人普遍缺少“青春感”？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讨论：

什么是“青春”？

从不同角度看，青春并不仅仅是生理年龄，而是一种人生阶段的质感：

心理和文化层面青春常被赋予“探索、自我认同、冲动、理想、爱情、叛逆”等特点。它是一种允许犯错、尝试、寻找方向的时期。

社会学层面在许多社会中，青春被作为独立的文化符号存在（美国的“青春片”、日本的“青春漫画”）。它是一个半独立的社会空间，介于“未成年”与“成年人”之间，有相对的自由与缓冲区。

尤其美式青春符号中，橄榄球四分卫加啦啦队长的组合，从影视符号和社会现实高度统一。

（歌星Taylor Swift与明星运动员Travis Kelce订婚）

甚至同为东亚文化的日本年轻人，也在成为社畜“社会人”之前，在学校部活环节完成了青春的短暂绽放。

日本的 “部活文化”（ぶかつ / 部活動） 其实是理解“青春”在东亚文化中不同呈现方式的一个典型案例。

是中学、高中、大学的学生社团或课外活动（sports clubs， cultural clubs），完成集体的共同青春记忆。

在日本社会，青春往往被描绘为“与伙伴一起流汗奋斗的时光”。

日本的部活文化是一种制度化、集体化的青春舞台，它将青春与“全力以赴的集体体验”绑定。

同时部活文化可以延伸到社会的利益关系中，在求职和公司工作中，具有相同部活记忆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更良性的绑定关系。成为一项社会议题。

用更直白的表述

一起训练和流汗的、一个队伍配合/互相磨练提高（足球、篮球、棒球、剑道）的学长学姐，比一起考试做题、互相竞争的学长学姐肯定要靠谱的多。

对职业发展和未来找工作都有帮助。

而在中国，缺乏这种替代性空间，使得青春更容易被学习和竞争吞噬。

在中国几乎不存在的青春中，你可以看到各种对于上述真实青春向往、投影和东施效颦式模仿。

因此，青春的本质是“可以浪费和试错的时间 + 由此产生的生命体验”。

为什么中国人（只讨论年轻一代）普遍缺少“青春感”？

• 首当其冲的成因是教育体制的挤压

老一代因为历史环境原因没有完整的青春，而年轻一代则是中学和大学前期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应试教育上。青春期本该是探索和犯错的时期，却被高考等“唯一出口”锁死。于是“青春”被等同于“刷题、补课、升学竞争”。

• 其次是家庭与社会期待

“要为父母争光”“要有出息”的文化叙事，让个体在青春阶段早早承担起责任。自由与叛逆常常被压抑成“叛逆就是不懂事”。中国传统强调“成人早、成家早、承担责任早”。在集体导向的社会中，个人的情感探索、冒险和浪漫往往被看作“不务正业”。

• 经济与社会压力

学业之外，很快要面对工作、买房、成家。很多人一毕业甚至在校期间，就要立刻进入“生存模式”，没有缓冲期。“在什么年纪该干什么事”，几乎是全球体制下，我们独有的一种共识。

• 缺乏青春文化的“专属空间”

美国、日本有庞大的青春文化产业（青春电影、摇滚、社团、恋爱叙事），强化了青春体验。中国虽然有“校园青春片”，但更多是消费主义导向，除了广告、阶级优越性、卖弄装逼、矫揉造作虚假的剧情并非真正的青春，甚至连青春的影子都不是，只能起到反效果。

对很多人来说，中国的“青春”不是自由与探索，而是压力与奋斗。有些人甚至觉得自己“没青春”，因为没有经历过无忧无虑的阶段，只有被安排和被推着往前走。

如果要给“中国式青春”下定义，可能是：

“在有限的年龄里，用高度紧张的学习与责任感，代替了本该属于探索、浪漫和冒险的自由。”

卡尔·罗杰斯在《论人成为一个人》中提出，人类的核心驱动力是“自我实现的趋力”（actualizing tendency），即一种向着充分发挥潜能、自主选择和真实存在的倾向。青春阶段，本应是这种“自我实现”最蓬勃的时期。

然而，在中国语境中：

教育体制将个体的价值压缩为“考试成绩”与“社会适应”。

家庭与社会的期待将“自我”让位于“他人评价”和“社会标准”。

青年很少有机会去“真实地成为自己”，而更多是“扮演别人期待的样子”。

这导致青春期成为“他律的阶段”，而不是“自我实现的舞台”。换言之，中国人的青春往往被迫异化为“他人化的青春”。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指出，启蒙是“人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种“不成熟”不是能力的不足，而是缺乏勇气去独立思考。康德的“sapere aude”（敢于运用理性）为青春赋予了一种哲学的使命感——青春应当是开始学会思考、自主判断的时期。

然而，在中国，青春往往与“服从”紧密联系：教育不鼓励批判性思维，而是强调“标准答案”。家庭教育与社会叙事强调“听话”“不要惹麻烦”。

结果是，中国人的青春未能真正走向康德所说的“启蒙”，而是停留在制度性的不成熟状态。所谓“没有青春”，本质上是没有机会从“未成熟”走向“成熟”的过渡。

奥托·兰克在《意志的心理学》中强调，人的根本动力是“创造性的意志”，即不断突破既有框架、塑造自我存在的冲动。青春期，正是这种意志最旺盛的时期。恋爱、叛逆、冒险，都是个体“创造性意志”的体现。

因此，青春的“创造性意志”被压抑，个体被训练成“顺从的社会人”，而不是“有创造性的个体”。兰克意义上的青春，被消解为“听话的服从期”。

青春在西方文化中是“自由探索的时期”，而在中国文化中则是“被强制训练的时期”。结果就是，中国人“有生理的青春”，却没有“精神的青春”。

因此，中国人的青春往往不是自由与探索的象征，而是“责任、服从与奋斗”的代名词。这种青春的缺失，不仅塑造了个人的心理困境，也导致社会集体性地陷入一种“没有青春”的文化状态。

然而，这一切都还没完。

 “青春的缺席”并不会消失，而是会以另一种可怕的形式延迟出现

中年叛逆的心理机制

青春未竟事宜：按照奥托·兰克的“创造意志”理论，青春是最需要突破与创造的时期。如果这个阶段被压抑，那么“未竟的意志”会沉淀在潜意识中。

中年爆发：当人到中年，社会责任相对稳定（事业已有基础、家庭已成型），潜意识中的“青春未竟”就可能以叛逆行为爆发出来。比如：辞职旅行、限量球鞋、名牌服饰首饰、户外探险寻找自我、追求年轻时错过的爱好或恋情。

荣格的视角：荣格认为人类生命的前半段是“社会化”，后半段是“个体化”。如果青春缺席，个体化过程就会被延迟，直到中年才以“弥补式的青春”形式显现。

终身“证明自己”的动机

罗杰斯的未实现自我：罗杰斯提出，如果个体的“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长期存在差距，就会产生焦虑与不安。青春缺席会让人错过自我认同的关键时期，导致终生在追逐“理想化的青春自我”。

康德的未成熟延续：康德说过，不成熟不是能力不足，而是缺乏独立的勇气。如果青春没有独立思考的机会，那么这种“不成熟”会延伸到成年期，表现为不断通过外部成就来寻求认可。

社会表现：在中国，很多成年人即使已经社会地位稳定，仍有一种强烈的“补偿性奋斗”。他们不停证明自己，往往并不是出于现实需要，而是为了弥补青春时期缺乏的自由、尊严与被认可感。

弥补青春的文化现象

消费层面：中年人迷恋“青春符号”（偶像、二次元、校园风、旅行），是一种心理补偿。

行为层面：“裸辞去流浪”“中年考研考博”“全力追星”等，往往带有重温或补偿青春的动机。

代际传递：这种缺失感甚至会传给下一代。父母在孩子身上强烈灌注“你要活出我的青春”，进一步固化了青春缺失的循环。

青春并不会因为被压抑而真正消失，它只会以延迟的、补偿性的方式在中年或一生中反复显现。中年叛逆、终身证明自己，正是对“青春匮乏”的补偿性回应。

很感谢您能看到这里，以下两句话送给屏幕前的您：

“The good life is a process， not a state of being. It is a direction， not a destination.”（美好的人生是一种过程，而非一种状态；它是一种方向，而不是终点。）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

“Man is not a means to an end， but an end in himself.”（人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

康德（Immanuel K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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