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活出生命的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习 ，作者：走南闯北的社长，原文标题：《杨珊珊丨如何活出生命的意义》

克多·弗兰克尔的《活出生命的意义》可以看作是一本纳粹集中营苦难生活的回忆录，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心理学著作，身为意义疗法的首倡者，弗兰克尔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作叙事主线，把极端环境里的生存细节、人性挣扎和对生命意义的探寻融合在一起，既客观反映了囚徒群体心理演变的轨迹，还系统地搭建起以“追寻意义”为核心的心理疗愈架构。在物质丰盈却精神贫瘠的现今，这部著作显示出当代人普遍遭遇的“存在性空虚”，更透露出在痛苦与有限中锚定生命价值的潜在性。

集中营经历

《活出生命的意义》开篇即把“在集中营的经历”作为核心，如实记录了从进入集中营到重新回归自由的整个经过，其中对囚徒心理变化的精细刻画，组成了全书最有冲击力的篇章，这种心理的进化呈现出清晰的阶段属性，每一个阶段均与极端环境的压迫力度、生存状态的变化深度关联，既是个体面对苦难时的被动接纳，也是绝境状态下人性韧性与脆弱的集中体现。

刚进入集中营时，囚徒群体普遍陷入“否定与暂缓性迷惑”的心理境遇，弗兰克尔回忆：当纳粹士兵以“暂时保管”的名义，要求囚徒把财物交上来时，不少人竟抱着“情况会有好转”的幻想，甚至对士兵表现出来的“友好态度”予以信任，有人双手送上祖传的手表，还幼稚地盼着“战争结束后能拿回自己的东西”；有人在头发被剃光、换上囚服的时候，依然执拗地觉得“这只是一时的隔离，很快就能回家”。这种否定是人类遭遇极端创伤时的自我防卫机制，试图隔开“失去自由与尊严”的残酷现实，“去人性化”的对待让囚徒陷入了深度的自我怀疑。从前拥有的职业身份被去除，顶替的是冰冷的编号；亲情、爱情的情感纽带被硬性割裂，就连基本的生理需求都得不到保证。弗兰克尔于书中提及：“我摒弃了自己的前半生，好似过去的一切都如同一场梦，而当下的‘囚徒身份’才是真实的我”，这种身份认知的破碎，成为对个体精神世界的第一轮沉重打击，也为后续心理发生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随着集中营生活的延续，囚徒的心理状态渐次从“否定”过渡为“冷漠与情感死亡”，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心理防御，在不停歇的饥饿、酷刑以及死亡威胁里，囚徒们渐渐对周围这些苦难“习惯成自然”：看到同伴因体力衰弱被殴打，他们不再存有愤怒；看见身边的人因患病或者饥饿死亡，他们就连悲伤的体验都变得迟钝。弗兰克尔说道：我们得踩着同伴的尸体前往劳动场地，那些原本鲜活的生命，在我们眼里慢慢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这种冷漠并非麻木，而是为躲开持续的精神创伤而形成的“心理外壳”，当痛苦超出了个人可承受的极限界限，断开情感变成唯一的生存办法。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人性的微弱之光也未曾熄灭：有一些囚徒会在深夜暗自将省下的半块面包分给更羸弱的同伴；有从前做诗人的囚徒，会在休息期间低声念起诗句，用文字维系精神的圆满；弗兰克尔则借助在脑海中跟妻子对话、规划未来的学术研究，守住了精神世界的壁垒。他在书里着重强调说：“身体能够被限制自由，但精神的自由任何人都夺不走——正是这份自由，让我们在绝境中仍可坚守人性的尊严”，这种在绝望局面里对精神自由的稳固坚守，成为部分囚徒扛过苦难的关键助力。

当战争临近结束阶段，集中营有解放曙光出现的时刻，囚徒群体再一次面临“觉醒与意义重构”的心理挑战，对好多长期处在压迫之下的囚徒而言，“自由”来得简直太突然，他们反倒陷入了一种迷茫感：有人不知道离开集中营后要去哪里，有人因为长期存在营养不良和心理创伤，在重获自由后没多长日子便离奇丧生。弗兰克尔于书中剖析，这是因为“长时间的痛苦让他们习惯了‘为生存而挣扎’，当生存不再是问题，他们反而失去了行动的目标”，但按照弗兰克尔的看法，解放不只是实现了肉体的自由，更是精神的振奋，在集中营临近结束的日子里，他主动揽下了修复营地电灯的活儿，为狱友送上简单的心理抚慰，依靠这些“被需要”的小事，又一次找到了自我价值；尼采“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的格言，更变为他梳理以往经历、构建意义疗法的思想起点。刚好在这一阶段里，他敏锐地察觉到：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人皆具备“选择态度的自由”：你可选择在苦难的漩涡中沉沦，也能选择在苦难的境遇中找意义；你可挑选被仇恨占据内心，也能选择拿宽容去面对往昔。这一核心认知，不光成了他脱离苦难的精神支柱，也为意义疗法的理论基础打下根基。

意义疗法的核心框架

若认为“集中营经历”是意义疗法的现实根源，那么《活出生命的意义》后半部分对意义疗法的全面阐释，则是弗兰克尔把个人觉悟升华为普适性理论的过程，身为存在主义心理学的关键分支，意义疗法把“追寻生命意义”当作核心，针对当代人普遍碰到的“存在性空虚”问题，明确了清楚的理论前提、核心观点与实践手段，既呼应了他在集中营里的思索，同样为后世提供了应对精神难题的工具。

意义疗法的核心基础，是对“人类行为动力”重新下定义，按照传统心理学的看法，人类行为的核心驱动力是“追逐快乐”或“逃离苦恼”，但弗兰克尔在书中明确对这一观点表示反对，他结合自身阅历与临床观察称：人最首要的动力不是追求欢悦，也不是躲开苦恼，而是发觉并实现生命的意义。在集中营这个空间里，那些最终熬过磨难的囚犯，并非是体魄最强壮或最明白“趋利避害”的人，而是“清楚自己活着的理由”的人——有人为了去见远方的家人，有人为了把未完成的学术研究做完，有人为了向世人揭穿集中营的真相，这些“意义目标”变为他们对抗饥饿、寒冷跟酷刑的精神助力，就算面临死亡的威胁，也依然能维持行动的韧性。弗兰克尔随后进一步指出，现今当代人普遍遭遇的“存在性虚无”现象，本质上恰恰是因为“失去了对生命意义的找寻”：随着物质生活变得充裕，人们陷入感官享受的泥沼，却未顾及精神层面的需求；受“成功学”与“消费主义”的影响，人们把“财富”“地位”跟“意义”划等号，但要是这些目标实现了之后，反而陷入更深度的迷茫。他在书里引用叔本华的看法，把这种状态刻画成“在焦虑与厌倦之间摇摆”——因谋求财富而焦虑，取得财富后鉴于没了目标而产生厌烦，最终陷入了反复循环。

基于明确核心前提这一基础，意义疗法随后提出“生命意义具有独特性与时效性”的主张，弗兰克尔于书中强调道：“不存在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的意义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每个阶段的意义也有差异”，所谓这个“独特性”，即每个人的生命使命都不可被替代。农民的意义是耕耘土地、保障他人的温饱；教师的意义是教授知识、培育新一代学生；科学家的意义是探索真理、带动进步；哪怕都是普通大众，也会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中找到无可替代的价值。所谓的“时效性”含义，是指生命意义并非是始终固定不变的答案，而是在具体的情境里动态催生的。以学生的视角看，当下的意义大概是踏实地完成一次作业、掌握一个知识点；从职场人的角度讲，当下的意义或许是把一份工作干好、辅助一位同事；从老年人的角度看，当下的意义也许是陪伴家人左右、分享人生感悟。这种展现“独特性与时效性”的意义理念，击碎了人们对“宏大意义”的盲目推崇，使“追寻意义”从笼统的哲学命题，变成了每个人在平常日子里都能去实践的具体行动。弗兰克尔于书中列举事例：一位因妻子离世陷入抑郁状况的老人，经他引导之后，老人意识到自己可整理妻子的日记、传承其精神，让妻子的生命以不同方式延续，正是这种“现实的意义”，协助老人走出心理困局。

为了让人们更明确地去实践“追寻意义”，意义疗法提出了三种具体途径，这三条路径彼此独立，又相互配合，填满了人们在不同境遇下的需求空缺。第一种策略是“通过发起某项工作或参与某种事业类型”，在创造性劳动当中实现价值意义。弗兰克尔宣称，“工作”不只是谋生的凭借，更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凭借，科学家借助研究揭开自然的奥秘，艺术家利用创作传递情感与思想，工匠通过打磨作品去追求顶尖水平，就算仅仅是平凡员工，也能借助优化工作流程、提高服务的质量，在平凡的职位上创造独特价值。第二种途径为“借助体验某些事情或面对某个人”，在情感联结与美的认知里体会意义，这种“体验”既包含爱情、亲情、友情之类的情感关系，也囊括对自然、艺术、文化的品味欣赏，同家人度过的一段时间、跟朋友进行的一次深刻交流、看到一朵花绽放的时刻、聆听一首打动灵魂的乐曲，都能让人体察到生命的美好与价值。第三种途径是“在忍受不可绕开的苦难时采用某种态度”，面对厄运之际赋予苦难以意义，弗兰克尔宣称，苦难是生命必然构成的一部分内容，无法彻底躲开，但人们可自行选择面对苦难的态度，一旦为苦难赋予价值，不管是为了家人的未来，又或是为了达成学术进步，或是为了传递希望，痛苦就不再是简单的体验，而是成为了有价值的经验。

《活出生命的意义》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段充满黑暗的历史，更是一束冲破黑暗的光，这束光来源于弗兰克尔于绝境中对精神自由的恪守，来源于他对生命意义的执着探求，来源于他对人性善意的稳固信念，这部作品向我们说明：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创造多少；不在于逃避苦难，而在于在苦难中寻找意义。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或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或许会陷入迷茫与焦虑，但只要我们能像弗兰克尔一样，守住“选择态度的自由”，坚持“追寻意义的信念”，就能在复杂的世界中锚定精神的方向，让生命在意义的支撑下，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正如弗兰克尔在书中所说：“尽情享受你现在的生活，就像是在活第二次，不要像你的第一次生命那样，错误地行事与生活”，愿我们都能以清醒的认知、坚定的信念，在追寻意义的过程中，活出更有价值、更有尊严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