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21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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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科技四少 ，作者：给编辑团队加油，编辑：尼克
近期，有媒体报道旅游平台携程因被指提高佣金而遭到部分商家抵制，再次将一个老生常谈却又日益尖锐的问题推向风口浪尖。从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的持续博弈，到电商巨头对中小卖家的“二选一”霸权，再到网文平台与创作者的合同纠纷，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平台和群众不断斗争的时代。
那些曾经以创新、开放、赋能为旗帜，挑战传统行业垄断的“屠龙少年”，是如何一步步长出鳞片与利爪，变成了今天我们眼中那条盘踞在数字世界的“恶龙”？
平台凭借对数据、技术、用户和商家的全方位控制，逐渐演变为一个新型的“互联网地主阶级”，通过收取“数字地租”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而生态内的其他参与者，则在无形的挤压下逐渐失去议价权和生存空间。
回望互联网平台的黎明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理想主义的时期，从早期阿里巴巴的B2B平台，到无数在中关村诞生的初创公司，它们的目标是颠覆、连接和赋能。它们打破了信息不对称，降低了创业门槛，为无数中小企业和个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个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形成一个正向反馈循环，更多的用户吸引更多的商家、用户乃至内容创作者入驻，而更丰富的商品/内容又会吸引更多用户。为了尽快点燃这个增长引擎，平台早期往往采取低门槛、高补贴的策略，扮演着“赋能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它们是挑战传统零售、媒体、出租车等行业的“屠龙少年”。
网络效应是数字经济的基石，它创造了一个“赢家通吃”的市场格局，一旦某个平台达到临界规模，其市场主导地位便难以撼动。这既是平台崛起的秘诀，也为其后来的权力集中埋下了伏笔。
“少年”的蜕变，始于其商业模式的成熟和资本逻辑的深化，当平台完成用户和市场的原始积累，其角色便从“构建生态”悄然转变为“收割生态”。这一转变的核心，正是“平台资本主义”的崛起。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不同，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不再是工厂和机器，而是数据、算法和数字基础设施。
例如，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平台，能够利用其平台上第三方卖家的数据来分析市场趋势，优化自营产品策略，进行精准营销。而抖音、微信等社交平台，则通过分析用户行为数据，构建精准的用户画像，用于广告投放和内容推荐。在这种模式下，用户在享受免费服务的同时，实际上在进行着一种“数字劳动”，他们的每一次互动都在为平台这座“数字庄园”添砖加瓦，却无法分享数据交易所产生的剩余价值。
如果说数据是“土地”，那么算法就是“地主”手中的鞭子和账本。平台通过精密的算法，对生态内的所有参与者进行前所未有的精细化管理和控制。这种现象被称为“算法霸权”或“算法泰勒主义”。
对于外卖骑手等零工经济从业者，算法决定了他们的接单、路线、收入和评价，使其陷入“自主性陷阱”——看似自由，实则被算法牢牢控制。对于商家，平台的推荐算法决定了其曝光率和生死存亡，迫使他们不得不投入巨额资金购买流量、参与平台活动，陷入“流量内卷”。对于用户，算法构建了“信息茧房”和“过滤气泡”，我们看到的世界，是算法想让我们看到的世界，用户的自主选择权在个性化推荐的糖衣下被悄然侵蚀。”
当平台成长为巨头，它们不再满足于单一业务，而是开始构建庞大的“数字生态系统”。从社交、电商到金融、云计算，科技巨头如Google、Amazon、Microsoft、腾讯、阿里，都建立起了跨越多个领域的商业帝国。这种生态系统通过数据互通和业务协同，极大地增强了用户粘性，形成了强大的锁定效应。
用户一旦习惯了某个生态系统内的服务，迁移成本会变得极高。这种生态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垄断格局，新进入者难以挑战这些已经形成“护城河”的巨头。平台通过控制其生态系统，不仅能从主营业务中获利，还能利用在一个市场的优势地位，轻松进入并主导另一个市场，这种行为被称为“杠杆滥用”。例如，腾讯利用其在社交领域的绝对优势，成功推广了支付和游戏业务。
在平台这个“新地主”的统治下，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参与者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体现在商家、劳动者、消费者和内容创作者等多个层面，共同构成了平台强势地位下的系统性危害。
商家与平台的关系，越来越像封建时代的佃农与地主，入驻平台就像租用地主的土地，需要缴纳高昂的“租金”——佣金、广告费、技术服务费。正如近期携程的风波所揭示的，平台一旦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便拥有了单方面提高佣金的议价能力。
这种困境在餐饮和电商领域尤为突出，多地餐饮协会曾公开呼吁美团等外卖平台降低佣金，指出高达20%-26%的综合服务费率已使近九成的社区小微餐馆面临经营压力。在电商领域，随着直播电商的兴起，商家对平台的依赖进一步加深。2024年，直播电商零售额已达4.3万亿元，占网上零售总量的30%。以抖音为例，其2024年电商GMV高达3.5万亿元，同比增长超30%，但高流水的背后是商家高昂的运营成本和平台抽成。
更具破坏性的是平台的排他性条款，即臭名昭著的“二选一”。2021年，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因“二选一”垄断行为对阿里巴巴处以182.28亿元的巨额罚款。此前，美团也因在餐饮外卖市场实施类似行为而被处罚。调查显示，这些平台通过实施差别费率、搜索降权、拖延商家上线等手段，迫使商家与其签订独家合作协议，严重阻碍了小平台的生存和新竞争者的进入。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平台利用其市场力量，剥夺了商家的经营自主权。
平台经济催生了庞大的“零工经济”，为许多人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然而，灵活的背后是极度的不稳定和权益缺失。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劳动者通常被定义为“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平台借此规避了提供社会保险、最低工资等传统劳动法规定的责任。
随着平台垄断地位的巩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被进一步削弱，研究显示，外卖骑手面临着单价下降、超时惩罚严苛等问题，为了维持收入，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加快配送速度，将自己置于巨大的安全风险之中。尽管一些头部平台如美团和饿了么已开始试点为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障，但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仍有待提高。截至2025年，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超8400万人，但他们的社保问题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这是一种新型的劳动异化，劳动者与生产过程分离、与劳动成果分离、与他人分离，最终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分离。研究指出，零工经济的发展对适龄劳动者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其关键机制在于降低了工人的议价能力。他们被困在算法设计的游戏中，为了获得更高的评分和更多的订单，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身心压力。
平台常常宣称“用户赋权”，让用户拥有更多选择和控制权，然而，研究表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赋权幻觉”平台通过精心设计的界面和隐私条款，诱导用户分享更多数据，而用户往往对数据被如何使用、如何影响自己的决策知之甚少。
所谓的“千人千面”，背后可能是“大数据杀熟”——对老用户收取更高的价格，近年来，从在线旅游到网约车，大数据杀熟的案例层出不穷。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遭遇“杀熟”后，近半数受访者选择自认倒霉。消费保平台的数据也显示，从2019年到2025年3月，收到的相关投诉多达1275件，显示出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和顽固性。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也侵蚀了消费者对平台的信任。
在抖音、B站、小红书等内容平台上，创作者同样面临平台的强大控制力。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决定了内容的曝光度，为了迎合算法，创作者不得不追逐热点，导致内容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陷入“流量内卷”的恶性循环。
尽管平台造就了少数头部网红，但对绝大多数中腰部及底层创作者而言，收入依然微薄。以抖音为例，虽然其2023年营收高达7843亿元，日活跃用户超7亿，但巨额利润并未公平地分配给所有创作者。许多创作者发现，尽管自己的内容获得了不错的播放量，但广告分成、直播带货的实际收益却远低于预期，甚至难以覆盖创作成本。平台通过复杂的变现规则和分成比例，将大部分价值留在了自己手中，创作者沦为为平台生产数据的“数字劳工”。
面对日益强大的平台“恶龙”，全球范围内的反抗与规制浪潮正在兴起。这不再是单一的消费者或商家抵制，而是一场涉及政府、社会、乃至平台自身的系统性变革。
从“屠龙少年”到“新地主阶级”，互联网平台的演变轨迹深刻揭示了资本在数字时代的新形态。这并非个别公司的道德沦丧，而是“平台资本主义”这一经济模式内在矛盾的体现——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数据）的私有化之间的矛盾。平台通过网络效应和数据垄断，构建起强大的权力壁垒，将商家、用户和劳动者纳入其精心设计的价值榨取体系中。
然而，历史并非终结，全球范围内的监管觉醒、替代模式的兴起以及公众意识的提高，正在汇聚成一股重塑平台权力的力量。我们的目标不应是杀死带来效率和便利的“恶龙”，而是要为它套上“缰绳”。
最终，我们需要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平台治理共同体，将资本逻辑从平台技术的核心结构中适度剥离，让技术回归其作为工具的本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数字经济的果实被更公平地分享，让曾经的“屠龙少年”真正服务于社会，而不是成为新的压迫者。这场博弈，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数字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