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特殊世纪”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作者：孙宝强，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的巨著《美国增长的起落》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展示了在1870年至1970年这个“特殊世纪”中美国个人生活质量的跨越式进步，戈登还在书中剖析了1970年至今美国经济兴衰起落的主要原因，是一扇了解美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及走势的窗户。

1870年代的美国生活

根据戈登的考察，1870年的美国有80%以上的劳动力在从事危险、沉闷和令人不快乐的工作。农民跟在马或者骡子后面用犁耕地，男性一直工作到累垮为止，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农民无异。生活在农场的小家庭在黎明时起床，父亲和男孩早餐前到户外喂动物、挤牛奶、捡鸡蛋，青少年每天或每周清扫马厩、猪圈和鸡舍的动物粪便，除草是农场里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城市，每个青少年男孩都为补贴家用而被迫参与劳动。

1870年，美国的饮食非常单调，腌制和熏制的猪肉、玉米粉、面粉，这些就是人们的主要食物，早餐主要是猪肉面粉粥、猪肉玉米粥。在当时的美国，大家庭也都是挤在狭小的居住空间里，家庭主妇每天都在从事枯燥的家务劳动。根据一项1886年的测算，一个典型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家庭主妇需要每天取水8到10次，一年下来大概要提着水走过148英里，取水超过36吨。一次大扫除需要主妇整整一天的时间，这种生活让人很不满，以至于有人说：“结婚等于给一个女人判了在家做苦力的终身监禁。这是世界上最单调乏味的工作，女人无法避免。”

当年，大部分美国人在家里出生，年幼的孩子穿着家里传下来的或者来自亲戚朋友的旧衣服。洗衣服是一项繁重的任务，成年人劳动穿的衣服最多每周洗一次，外套一般几个月才洗一次。不论是在农场生活，还是市区工薪阶层的家庭都是在厨房的大浴盆里洗澡，因为准备热水非常麻烦，因此不能每天或每周洗澡，一个月才洗一次澡的人不在少数。

到1940年，美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大部分变革已经完成了，多个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从一个几乎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城市化率56%的国家。电力在城市已经普及，拥有洗衣机和电冰箱的家庭达到了40%，电话、自来水、带有现代卫浴设备的私人卫生间和采暖系统变得非常普遍。那么，美国是如何实现这种“奇迹”的呢？

奇迹、创新与增长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持续的“创新流”，因为创新从出现到产生广泛影响需要一段时间，可以称为“技术创新时滞效应”。从实际情况看，每项重大发明之后发生的改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多年逐步完成的。

美国在1870年到1970年创造了世纪奇迹，这个百年可称为“特殊世纪”，这期间有多项重大发明集中出现，而且一种发明出现后，还会有若干发明紧随其后。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在《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中说：“工业研究实验室、现代公司与全球化掀起了发现、发明、创新、应用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全球有用经济知识指数。”

技术进步主要应归因于创新企业能够在应用新技术中赚钱。技术不能仅在实验室证明有效性，还要在市场中检验其可行性，只有大规模应用才有市场价值，才对企业创新形成正向激励。在“特殊世纪”中，1920年至1970年间创新和发明增速最快，主要是电和内燃机等重大的“一般用途的发明”得到广泛运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大幅度提高。这主要得益于19世纪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伟大发明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发明可以激发很多其他延续性专用发明，例如电可以用在电冰箱、微波炉等电器上，内燃机激发了汽车、卡车和高速公路的发展等。

如同许多天才会集中出现一样，技术创新也会集中出现。从塑料发明史来看，5项发明产生在1839年至1894年之间，4项产生在1894年至1927年，7项产生在1933年至1939年这一短暂时期。在1870年至1970年的一百年间，还有许多一次性的发明，其中有些发明触到了自然界限。

大部分家用电器在1940年前都已被发明了，1940年后除了空调没有产生重要影响的发明。发电是一项重要的发明，电力不需要人搬运。有了电，人们不再生活在黑暗中，而且自然的昼夜循环也不再约束人的活动。家庭的电气化，尤其是照明设备电气化和家电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夜间生活。

1970年代之后，发明创新的速度慢了下来，并不是因为发明者失去了灵感，而是现代生活水平的诸多基本要素已经一应俱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如此。那么，在这些显著变化之外，还存在什么我们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呢？

奇迹背后

我们往往将城市化视为工业化、市场化的伴生现象，但是很少谈论城市化背后的复杂社会。如果认可复杂工业社会的根本基础是产业关系，产业关系的基础是物质和信息，那么就可以将复杂的工业社会供应链抽象为能量流、产品流和资本流，把由它们构成的运行关系称为“三流循环”。可以说城市化就是资源的集中化过程，是能量的“集中营”。

1870年之前，美国乡村的家庭与外界往往相互分离，到1940年才通过“网络”相互连接，通电、通气、通电话、通自来水、通下水道。1880年还没有一个家庭通电，到1940年几乎家家通电。这种“网络化”不仅带来便利和效率，还意味着供给的平等，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连接着相同的电力、自来水、燃气、电话，人类的生活水平提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这些年来的巨变之一是能量流的集中化。工业革命之前，人需要从燃烧木材中获取能量，这种方法获取的能量效率很低，已有的树林森林资源难以充分满足人的需求，所以人们往往采取分散布局的居住模式。工业革命后，人们使用了煤炭、电力，人口得以集中，真正的现代化城市才有可能出现。1870年至1940年出现的城际铁路、有轨电车、汽车改变了城市的规模、空间和结构。2023年，全球80多亿人口中有56.2%的人居住在占全球陆地面积1%的城市。当然，这其中还有通信等多项变革。

1970年代之后的美国

增长从来不是匀速运动，而是充满了停滞、曲折与波动。美国在经历了“特殊世纪”后，经济增长出现了放缓现象，尽管在1994年至2004年的十年间又短暂的辉煌了一把，但与“特殊世纪”相比，1970年以后的技术进步领域变得狭窄了，主要集中在娱乐、通信、信息收集和处理方面，带来的进步不像之前那样，在各行各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竞相迸发。

从另一个角度看，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随后的“二战”是美国繁荣的重要动力，因为大萧条催生了新政，推动了工会的发展，使得工人的工资急剧增长，战争创造了家庭储蓄，人们有钱购买耐用消费品。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发明对人类的影响能与内燃机相提并论。从1910年到1930年，汽车仅仅用了20年就进入了大部分美国家庭，这20年间内燃机的发明与应用促使美国城镇的街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充满车辙印、坑坑洼洼、堆满动物粪便的泥地，变成像今天一样行驶机动车的平整道路。现代便利设施带给美国家庭的变化，加上内燃机带来的交通运输变革，从根本上提高了生活水平，加速了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的进程。

而1970年后的新技术对于美国人生活的大部分领域都没有产生革命性影响，生活的多个方面，包括食品、服装、住房、汽车和航空运输、医疗卫生、工作环境以及教育都发展缓慢，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未能扭转产出增速下降趋势。

二战后，美国在食品、服装、住宅设施、家用电器、航空出行的发展近乎龟速。1940年到2014年，在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所有组成部分中，娱乐和通信质量的提高最快，影响最为深远，娱乐节目大大丰富、及时，通讯实现了移动化，智能手机的附属功能已经取代了其常规功能。计算机革命至少给80%的人带来了新的便利、联通与合作。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带来了新商业模式，商品丰富程度前所未有，亚马逊可售商品达到2.32亿种，任何一家实体的商场都无法摆放这么多种商品。但也有领域没有受到信息技术革命的直接影响，比如美容美发。

21世纪的问题

戈登认为，21世纪初美国社会衰败的现象比比皆是，他不看好美国未来25年的经济增长。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阻力包括不平等、教育、人口和债务偿还，所有这些都是难题。

造成美国增长和创新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即1970年后最高收入阶层享有美国经济增长成果的份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底端99%的人群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接近于零，这说明涓滴效应未能实现。美国成功打开了发展之门，摆脱长期受困于贫穷的状态，但是却未能延续早期顺利启动的财富快速上升趋势。

教育问题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首先是大学实际费用的提高，扣除通胀因素，美国本科的教育费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上涨了10倍。其次是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减少，近些年有多达4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需要大学教育程度的工作。很多背负贷款的大学生毕业后只能干一些体力活，也有很多学生被迫回家和父母一起生活，延迟建立家庭、结婚和要小孩的正常时间。

戈登没有过多的考虑人口规模如何影响美国未来经济增长，这里稍作补充。现代工业发展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细，产品越来越复杂，基本配件越来越多，具备全产业链生产能力所需的最小人口规模在持续增长。有一种说法是“一个独立工业体系所需的人口大约是基本配件数量的10倍，最少也不能少于5倍。”当前欧美日的工业体系包括的零部件种类超过2亿种。如此来看，实现全产业链生产能力需要10亿以上人口，世界上满足这一条件的只有印度和中国，美国自身没有能力实现这一点。

数据与全貌

作为统计数据来源的经济指标从来不完美，数据反映现实的能力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的话或许最为贴切：“数字永远无法将地球上的生活百态全部展现出来。”GDP就是这样的一项重要指标，美国10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中，GDP遗漏增长成果的现象始终存在，但1970年之后有很多改善。

人均GDP大大低估了美国人在“特殊世纪”中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是因为GDP遗漏了生活质量的多个方面，比如空调带来的凉爽舒适、非市场活动带来的快乐或苦恼、污染等难以测算的负外部性。重大发明和之后的延续性发明对于提升生活质量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它们为市场创造GDP的贡献，因为这些发明带来了无法衡量的消费者剩余。

伟大发明带来的好处很多，比如汽车、电车的出现消除了马车时代那些堆满街道的马粪，自来水进入家庭消除了家庭主妇提水的苦力活，电力带来的光明和减少污染，都被排除在GDP之外。

有轨马车在1880年代达到顶峰，全美有超过10万匹马在3000英里的轨道上拉载18000辆马车。马在城市街道上排泄成千上万吨粪便和成千上万加仑尿液，马还会传播疾病等，这些无法在GDP中体现。

1870年至1940年间美国城市化率快速提高，城市住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住宅革命的核心是在新房建设、旧房改造时配备现代便利设施，这对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女性的解放，是这个时期生活水平提高的核心部分，但人均GDP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它。

诺奖得主诺德豪斯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包括健康在内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在20世纪上半叶高于下半叶0.7%，但是美国官方的测算结果是上半叶慢0.1%。实际GDP没有核算食品多样性增加带来的价值，也没有核算洁净自来水带来的消费者剩余等等。

另一方面是用于将当前货币支出转换为经通胀调整的不变价美元的价格指数会高估价格增长，使得GDP增速被低估。1990年，细丝电灯泡每流明的成本大约是1920年的八分之一，但是价格指数没有包括这种价格下降，这一点在近些年电子产品价格降低、功能提高的变化中体现得更为显著。还有一点是官方价格指数往往在新产品上市多年后才将其纳入，比如空调在1954年首次出售，直到1967年才被纳入价格指数。价格指数无法反映商品的质量差异，也就是存在“质量偏误”。质量变化在电灯发展过程中很明显，灯泡不仅变得越来越亮，而且不再闪烁，也没有气味、不需要清洗玻璃灯罩、不再有火灾危险等，但是价格指数不能反映这些变化，汽车也如此。

我们需要时时刻刻、多角度观察社会生活和经济变化，观察生活成了生活中很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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