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争，中国正押注长期优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编译：李政儒IPP实习编译，作者：李政儒，原文标题：《中美竞争，中国正押注长期优势｜IPP编译》

12月，美国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刊登了一篇围绕中美长期竞争的分析文章《中国的长期经济战》。文章指出，中国并未将当前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和技术冲突视为阶段性博弈，而是将其纳入一场以数十年为时间尺度的结构性竞争之中。中国的战略目标并非通过军事扩张或正面冲突取代美国，而是在避免触发“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下，通过持续积累工业能力、金融资本与制度性影响力，逐步削弱美国的结构性优势，并争取在全球体系中获得与美国并列、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超越的地位。

文章批评以GDP、军事实力或单一技术指标为核心的传统比较方式，认为其难以揭示中美竞争的真实走向。为此，作者引入源自信贷分析的“四个C”框架——能力（capacity）、资本（capital）、品格（character）与可信度（credibility），系统评估中国崛起的物质基础、政策取向与国际影响。在作者看来，中国具备承受成本并持续施压的能力，但全球领导地位仍受限；美国则已无法依赖战后形成的传统优势，却依然在制度信誉、联盟网络与国际秩序塑造方面保有筹码。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对贸易紧张局势的回应不断让华盛顿的强硬派感到意外。2024年12月，拜登政府对先进芯片实施新的出口限制后，北京立即以禁止多种金属元素对美出口作为回应。

2025年4月，在特朗普政府威胁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之后，北京选择强硬应对，对七种对国防和清洁能源制造至关重要的稀土矿物实施严格出口管制。5月，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大豆——这是美国对华出口额最高的单一商品。而在10月，当美国将现有针对中国企业的出口限制扩大至其所有控股子公司后，中国又将五种稀土元素以及一大批先进加工技术纳入自身的出口管制清单。这一系列愈发大胆的举措不仅对美国乃至全球供应链构成了重大威胁，也势必带来显著的国内影响。传递出的信号十分明确：中国已经做好承受痛苦的准备，以对美国施加真正的压力。

尽管这种做法十分强硬，但并非鲁莽行事。通过选择经过精心校准的报复措施，北京既保留了谈判空间，也为局势降级预留了出口。在10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在韩国会晤后，中国同意推迟实施多项限制措施。然而，克制不应被误读为软弱。除已宣布的行动之外，中国还逐步构建了一套强有力的非关税壁垒和法律工具库，可在必要时随时动用。随着此前对美战略克制的逐步淡出，中国已经清楚地表明，其已准备好将自身在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武器化。

这一强硬立场同样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强化。中国领导层和谈判代表决心避免重演2020年北京与第一届特朗普政府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所引发的舆论反弹——在许多中国评论人士看来，该协议对中国的不利程度堪比西方殖民列强当年与清朝签订的条约。

中国领导层已为特朗普的回归筹备多年，并将贸易战视为一场更为宏大的长期博弈，其持续时间很可能以数十年计。短期内，北京的优先目标是争取在先进技术领域获得让步，以加快本国半导体产业发展、降低对进口的依赖；中期来看，中国旨在深化自身技术能力、分散出口市场，并在全球供应链中获取更高比例的高附加值出口，从而削弱美国的结构性施压能力；从长期而言，中国意在构建一套足以削弱美国单边制裁权力的替代性全球贸易与金融架构。

归根结底，中国寻求的是对其核心利益的承认：这些利益不应再受西方干预的威胁，中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包括台湾及其周边地区——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并且能够以不逊于美国或其他大国的条件，与世界开展经济往来。

从本质上看，中国正在尝试一项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壮举：在不触发“修昔底德陷阱”的情况下，与美国并肩获得一个平等的位置——即避免新兴霸权与既有霸权因结构性压力而发生正面冲突。

不同于以往的修正主义大国，中国并不打算通过军事征服来完成崛起，而是希望通过经济实力与影响力的持续积累实现地位跃升。要取得成功，中国不仅需要在总体实力上追平美国，还必须在某些领域实现超越，以至于任何美国拒绝承认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做法，在世界其他国家眼中都显得难以自圆其说。

随着这场长期博弈的展开，传统的并列式比较——无论是经济数据还是军事能力——都难以清晰判断哪一方处于领先、哪一方正在落后，以及原因何在。当一个领域的成功以另一个领域的代价为前提时，其对国家综合实力或影响力的最终效果往往具有模糊性。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全球影响力还取决于一些较难量化的因素，例如其所投射的价值观、国际声誉，以及吸引盟友和伙伴的能力。为了对中国追求权力的整体态势作出更清晰的评估，有必要借鉴一个本就擅长处理不确定性与权衡取舍的学科。

在信贷金融领域，银行和放贷机构通常通过一套被称为“四个C”的广泛标准来评估企业的信用状况：能力（capacity）、资本（capital）、品格（character）和抵押品（collateral）。将这一框架移植到地缘政治分析中，可以为评估中国持续崛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提供一种结构化的方法。

随着华盛顿逐步从多边主义中后撤，并日益被国内政治极化所牵制，北京将继续利用各种机会推进自身的地缘政治目标。从表面上看，中国具备充足条件：它能够以极大的规模动员资源，在绿色能源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其人工智能企业也已证明自身可以与美国同行保持同步发展。

然而，美国仍然保有其他形式的全球影响力与政治资本，这些优势并非中国轻易可以复制。正如对“四个C”的深入分析所显示的那样，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竞争，并不仅仅取决于谁拥有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或更多的舰船。那些难以量化的动态因素，很可能与可观测的经验优势和硬实力同等重要。因此，为了应对这场长期竞争，美国需要更清楚地理解中国究竟在追求什么、中国在不同领域相对于美国的真实位置，以及华盛顿自身的政策究竟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

百万人口之国

中国的全球实力建立在其庞大的人口规模与资源基础之上，也可以称之为其“能力”。早在十三世纪，马可·波罗就在《马可·波罗游记》（原意大利文名Il Milione，意为“百万”）中，对中国城市的规模、财富与疆域之辽阔赞叹不已。

时至今日，这种体量优势使中国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动员资源推动经济增长，其效率与节奏令大多数竞争对手望尘莫及。1978年，中国仍属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约为157美元，不到美国的六十分之一，也不足巴西的十分之一；而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商品和服务出口规模居全球首位。

这一前所未有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国数量庞大、且易于被动员的流动劳动力之上。这一劳动力群体从1989年约3000万人，增长至2024年的近3亿人。这些低薪工人支撑了中国的爆发式增长——他们进驻工厂、运营港口、修建基础设施，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如今，中国正押注于规模同样庞大的工程师与科学家队伍，希望他们能够在技术与创新领域复制这一成功。

事实上，中国在研发投入方面已几乎追平美国；中国科研人员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以及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均已超过美国同行。而在这些数据背后，是一座深厚的人才蓄水池：中国每年培养约360万名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专业毕业生，是美国总量的四倍以上。

然而，这种巨大的“能力”本身也构成了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它使中国经济结构日益失衡，并高度依赖海外市场来吸收过剩产能，从而与多个西方政府之间的摩擦不断加剧。同时，中国在工业和供应链领域的主导地位，也促使许多国家主动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削弱了北京最重要的施压杠杆。由此，中国卓越的工业实力呈现出一种悖论：中国几乎可以以极低成本、极大规模生产任何产品，但它越是动用这一优势，世界对其反感和警惕的速度也就越快。

中国几乎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工业基础建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均衡市场的发展。长期疲弱的居民需求，使中国经济难以成为一个自我驱动的增长引擎。若要让居民消费在中国GDP中的占比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中国普通家庭的消费水平需要提高约70%——这一目标难度极高。

中国庞大的工业产能反而使其在某些方面对美国形成了特殊依赖。除作为中国出口的首要目的地外，美国长期以来还是中国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汲取“最佳实践”的关键来源，这些经验被反复用于塑造中国自身在工业、金融、技术与军事领域的发展路径。即便在一些中国企业早已明显领先美国竞争对手的行业——如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美国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来源、科研网络节点和需求市场。

这些现实构成了中国在与第二届特朗普政府谈判时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难题：如果中国最终希望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实现真正的自立，就必须在此之前将这个对手“拉近”，以便继续借助美国在销售体系和产品设计方面的经验。

历史反复证明，单纯的“产能”并不足以塑造一个超级大国。20世纪初，德国曾拥有世界一流的工业基础和顶尖工程技术人才，但最终未能建立持久的地区霸权；自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在汽车制造和电子产业中享有数十年的主导地位，却在全球其他国家追赶上来之前，未能将这一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即便在产能确实曾帮助催生超级大国的情况下，如果其他关键属性薄弱，其地位也可能转瞬即逝。苏联曾建立起庞大的工业与科研体系，取得诸多技术奇迹，如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和全球规模最大的核武库；但政治与官僚体制的僵化，加之高度失衡的国家主义经济结构，最终导致其解体。

今天，中国已经具备超级大国级别的工业产能，但若要在地缘政治层面真正完成这一地位的实现，还必须在其他领域与之相匹配。

富有但还不够繁荣

除了“能力”之外，志在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还必须拥有雄厚的资本——即能够动用巨额资金在海外影响行为、塑造结果的能力。目前，中国持有超过3.3万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规模居全球首位。中国政府能够以几乎任何其他国家都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动用国家资金进行投资。

此外，中国已通过主权杠杆基金，将其庞大的外汇储备转化为一项积极运作的金融治国工具。这些资金载体为中国的产业政策提供融资，支持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战略性并购，并与外国机构合作，以降低对中国资本的政治阻力。以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为例，中国承诺向非洲国家提供超过500亿美元的人民币计价贷款，其中很大一部分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承销。这些贷款既是为了为中国不断扩张的企业版图争取政治支持，同时也服务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

然而，中国的资本实力与金融影响力，并不像表面数据所显示的那样不受约束。观察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整体地位便可见一斑。从账面上看，美元的主导地位似乎正在削弱，其在全球外汇储备配置中的占比已降至56%，为30年来的最低水平。

但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美元流失的份额并未主要转向人民币或其他主权货币，而是流向了黄金及其他非主权资产。自2008年以来，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增加了25%，达到197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美元仍然远远领先于欧元（约占全球储备的20%）和人民币（仅占约2%）。迄今为止，全球“去美元化”更像是对美国主导的金融秩序信心减弱的反映，而非对某种替代性货币的明确背书。

中国正在尝试一项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壮举。尽管如此，中国仍在构建金融基础设施，以降低全球对美元的依赖——即便未必是要彻底取而代之。2024年，中国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交易规模同比增长47%，而由西方主导、负责全球大部分美元跨境流动的SWIFT系统同期增幅仅为12%。

目前，CIPS处理的全球交易量仍只是SWIFT的一小部分，但该系统具备迅速扩展的潜力。以俄罗斯于2022年入侵乌克兰为例，西方政府随后将多家俄罗斯银行踢出SWIFT体系；为规避西方制裁，俄罗斯实体开始转向使用CIPS，如今中俄贸易中约99%的结算以人民币和卢布完成。

然而，若要真正挑战美元的地位，中国仍需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并拆除支撑其金融压抑体系的资本管制。同时，还必须允许外国投资者以更大规模持有人民币计价资产。尽管已有一定进展——自2020年以来，外国持有的人民币计价债券增长了83%，达到5970亿美元——但这一规模仍需扩大20倍以上，才能与外国持有的美国公司债和政府债券规模相当。在中国未大幅放宽外国资本进入其债券市场之前，即便全球投资者有意减少美元持有，也将缺乏足够的人民币资产作为替代。

与此同时，中国的增长模式正逼近其结构性极限。曾经推动中国崛起的机制——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被压抑的消费需求以及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如今正反过来制约其未来发展。数十年来，政府通过资本管制、人为压低的存款利率以及被低估的汇率，将居民储蓄引导至工业部门。实际上，中国家庭通过放弃投资回报为国家崛起提供了隐性补贴，而世界其他国家则享受了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但这一模式已难以为继：自2017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几乎没有增长，金融压抑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正在不断累积。

中国正在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已逐渐缺乏足以支撑自身的储蓄基础。在生活成本上升、居民消费能力被侵蚀的背景下，年轻劳动者不得不承担起赡养两代老年人的重负，从而推动国内需求的持续萎缩。

中国的家庭形成率——即在一定时期内建立新家庭单元的成年人比例——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而人口自2023年起便开始出现负增长，远早于中国规划者此前的预期。最终，中国将不得不缩减对外投资规模，以为社会福利支出提供资金来源。

中国政府寄希望于新技术能够抵消这些财政压力——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创新摆脱人口衰退的制约，并通过出口来消化工业过剩产能。其基本假设是：只要在先进产业中实现并维持全球主导地位，北京就能创造足够的繁荣，以缓解国内的结构性弱点。然而，这将是一场极其脆弱的平衡术：必须同时维持经济增长、保持社会稳定，并有效管理人口下滑。任何一项任务的失败，都可能颠覆中国争夺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努力。

正如中国正在逐步认识到的那样，尽管资本相较于“产能”具有更高的灵活性，但资本同样是有限的，而且很少单独决定最终结果。充裕的金融资源并不必然转化为持久的权力。16世纪的西班牙帝国曾因来自新大陆的大量白银而财力充沛，但其结构性脆弱性早已注定了衰落的命运。

中国的资本积累同样伴随着内在负债：它建立在国内压制与出口依赖之上，同时又受到人民币在国际体系中影响力有限的制约，从而限制了中国在海外运用金融杠杆的能力。归根结底，中国能否真正迈入超级大国行列，不仅取决于其工业产能和资本规模，更取决于其领导层能否将国家资产转化为持久而稳固的全球影响力。

团结而不效忠

在信贷分析中，一家公司的“品格”（character）——即其既定的经营方式以及培育信誉的路径——体现为其如何运用自身的能力与资本。类比而言，中国的“品格”，也就是它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方式，可以通过考察其如何使用庞大的工业基础和金融资源来理解。在自身理念的引导下，中国往往按照本国的原则而非全球规范或外部期待来运用经济实力。

中国的这一做法与政府对国内合法性的追求密不可分，而这种合法性建立在持续兑现经济繁荣承诺、终结中国在西方列强手中“百年屈辱”的叙事之上。这套叙事也构成了其更为进取的外交政策基础，推动北京不断强调主权与不干涉原则，并巩固和强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价值亲近性。

然而，中国的道德姿态本身也带来了约束。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代初期，中国强调与美国及西方的伙伴关系，在发展模式上依赖于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并获得西方技术与金融的支持。但在中国领导层看来，融入从来都不是最终目标，而只是加速现代化、恢复国家实力的手段。中国的更高目标，是在不“成为西方”的前提下向西方学习。

随着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不断增长，而华盛顿对其自由化进程停滞愈发失望，中美关系逐渐恶化，中国也随之进行战略再校准。自2018年以来，中国已将“融入”置于次要位置，把“自力更生”确立为中国国家战略的组织原则。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实施的限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转向，这些措施暴露了中国在出口管制面前的脆弱性。作为回应，“民族复兴”逐渐被赋予“自主性”与“隔绝西方压力”的内涵。由此，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已从务实接触演变为原则性分歧。

中国长期存在软实力不足的问题。尽管如此，北京并不寻求像当年的苏联那样向外输出一整套替代性的中国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相反，其目标几乎完全是战略性的：围绕主权与发展重塑全球规范，以服务自身利益。通过以否定性的方式来界定自我——不是西方的、不是自由主义的、不是从属的——北京在部分国家中成功培育了一定的团结感，却始终难以激发真正的认同与追随。

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还受到其与其他国家之间文化亲和力薄弱的进一步制约。不同于西方国家，其联盟关系往往由共同的历史传统、语言和价值观所巩固，中国缺乏可与之相当的文化或社会纽带。其伙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交易性的，并不建立在道义义务或历史亲缘之上。

中国与其邻国及最接近的文化“亲缘体”——越南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反而长期处于具有对抗性的状态，这可能会抑制中国与其他社会之间基于信任的有机联系的形成，使其长期面临“软实力赤字”。

中国的防御性务实主义，也使其不愿在冲突解决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这种亲俄姿态加剧了欧洲的担忧，欧洲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愈发将中国视为既是经济竞争者、也是安全威胁。

正是这些紧张关系，解释了为何中国往往“令人敬畏却不受喜爱”：它被视为强大却不完全可信，其领导力有力却不够正当。若缺乏与物质实力相匹配的道义领导力，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仍将是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力量——甚至可能被畏惧——而非一个值得追随的对象。

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从何而来？

如果说“能力”界定了一个国家能做什么，“资本”决定了它可以动用哪些资源，而“品格”描述的是它在国际舞台上选择如何行事，那么第四个“C”所回答的则是一个更为难以捉摸的问题。在信贷分析中，抵押品（collateral）的作用，是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让放贷方相信企业会履行其债务。

在地缘政治中，这一概念可被称为“可信度”（credibility），即一个国家能否说服他国相信其会兑现承诺、实现其宣示的意图。可以说，获得可信度是成为超级大国的终极前提。它既无法用金钱购买，也不能靠宣示获得，而必须通过长期实践来赢得。可信度是维系联盟的黏合剂，是稳定各方预期的基石，也是将影响力转化为全球领导力的关键。

可信度正是中国地缘政治实力中最薄弱的一环。尽管中国拥有庞大的能力、巨额财富以及不断扩张的海外存在，外界对其真实意图的持续怀疑依然存在。中国已在国际舞台上投入大量资源，试图展示自身的可靠性与正当性——包括气候外交、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规模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一全球发展项目上，中国已投入约1.3万亿美元，并与约150个国家签署了相关协议。

然而，尽管规模空前，这些努力并未带来北京所期望的可信度。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夸大了自身的实际贡献，反而加剧了外界对其议程的不信任。例如，中国将自己塑造为全球领先的发展融资来源，但事实上，多边开发银行、私人投资者以及传统西方放贷方在累计规模上仍占据更大比重。

在另一些情况下，中国的海外投资反而无意中放大了外界对其可靠性与透明度的质疑。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是，北京在与较贫穷国家交往中推行所谓“债务陷阱外交”，尽管实证研究几乎未发现这种蓄意行为的明确证据，但这一叙事的广泛传播，恰恰反映出中国不透明的放贷做法，以及其融资模式中似乎内嵌的政治杠杆，已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不安。

围绕中国工业过剩产能的国际焦虑呈现出相似模式。在许多西方国家首都，一种观点逐渐固化：认为中国巨大的过剩产能源于一项有意为之的战略，即通过向海外倾销廉价商品来摧毁他国的工业基础。事实上，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模式的非预期后果。然而，由于中国执着于工业主导地位，加之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等既得利益群体的掣肘，北京一直不愿正面应对这一问题。结果，这一指控不断被强化，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中国意图的普遍疑虑。

西方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停滞的理论，也为质疑其可信度提供了又一理由。根据“峰值中国”（peak China）论断，中国因一系列不断累积且不可逆的结构性问题而面临长期、致命的经济放缓。一些中国问题观察者甚至推测，若经济压力持续累积，北京可能会放弃“和平崛起”的路线，转而在尚有余力之时采取更具进攻性或胁迫性的行动，以确保自身利益。

中国对海外港口及关键基础设施日益增强的控制，也加深了上述疑虑。中国的国家关联实体目前在全球100多个海外港口项目中持有股份，其中70%以上同时具备潜在的军事与民用双重用途。尽管实际军事化的证据仍然有限，西方防务战略界仍警告称，这些双用途设施可能演变为中国海军的全球支撑网络。

再一次，北京在透明度方面的不足，以及其模糊国家行为体与商业行为体界限的做法，助长了负面观感。即便这些担忧可能被夸大，它们仍然具有足够的合理性，使各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海外投资提出质疑。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的“可信度赤字”是长期累积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造成的。

当然，历史上几乎所有崛起中的大国都会因其动机而遭到怀疑。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面临“援助帝国主义”的指控，其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高调收购美国资产，以及在技术和制造领域的强劲实力，引发了其威胁美国主导地位的担忧，并促使保护主义措施出台。

然而，中国崛起的速度与规模，使其所面临的可信度问题远甚于前辈。北京的高度不透明、碎片化的政策制定，以及国家、商业与战略动机的持续融合，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中国越是试图彰显领导力，其行为就越容易引发怀疑——最终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在能力和金融实力上强大，却在品格上存在不确定性、在可信度上相对薄弱。

耐力测试

不应低估中国。中国过去13年一直在巩固实力、夯实基础，为一场可能持续数十年的全球权力竞争做准备。中国也曾遭遇挫折，尤以新冠疫情期间最为明显：封控措施不可避免加剧了结构性经济问题，削弱了中国社会对“持续改善的繁荣”的信心。

然而，这一国家整体轨迹并未改变：通过经济实力的渐进式积累，叠加对战略自主性的日益强调。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在中美贸易战中为中国带来了优势。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在关税与出口限制上与华盛顿正面硬碰硬却基本全身而退。自与苏联竞争以来，美国首次面对一个不仅能够挑战其权力、甚至有能力迫使其作出调整的同级竞争者。

如果以同样的“四个C”来评估，美国已无法再依赖其传统优势。二战之后，美国在“能力”层面几乎无可匹敌，其压倒性的工业实力、金融实力和科学成就，为几乎所有领域树立了标杆。数十年来，美国在“品格”和“可信度”方面同样引领世界：它向数十个国家输出价值观、繁荣与安全保护伞，同时维护着一个以美元和法治为基础、由其主导构建的全球市场体系。但这些优势正在消退，与之一起消散的，还有“美国优势是自然法则”的信念。

上一次华盛顿面对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是在冷战初期，当时它可以依靠一个自信而稳固的盟友联盟。而今天，这一点已不再成立。再加上近年来美国表现出的财政轻率以及经济政策的武器化，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对盟友的轻视及其极端化的贸易立场，已对国际认知产生了实质性影响。2025年10月，加拿大宣布有意将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规模扩大一倍——这种“去风险化”路径，原本更多是为中国所保留。北京已经注意到这些裂痕，并正系统性地加以利用和放大。

美国再也不能指望依靠其传统优势了。另一方面，中国自身也面临着持续存在的结构性限制。正因为其具备重塑产业与市场的巨大能力，其无与伦比的“能力”和“资本”反而正在转化为负担。在缺乏积极、清晰的全球领导愿景的情况下，中国在“品格”和“可信度”方面仍显不足，从而引发外界对其更宏大战略意图及其崛起路径的质疑。同时，其国内问题——包括疲弱的消费和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增长放缓——本身就构成了严峻挑战。即便北京能够缓解这些问题，美国在既有国际秩序中的先发地位，以及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仍可能构成中国难以跨越的结构性屏障。

因此，最理想的结果，或许是一种被稳定下来的对峙状态——冲突被限定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并被谨慎地隔离于军事升级之外——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一方都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已清楚地认识到，它正处于一场与美国的长期博弈之中。如果华盛顿不希望自身地位进一步被侵蚀，就必须放弃短期战术思维，转而进入同样的长期竞争逻辑。

但与此同时，它也必须认清这场竞争的真正内涵。与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假设相反，中国并不寻求推翻美国、也不打算取代一个中国曾从中大幅受益的全球体系；但它确实希望终结美国的“遏制”战略，并获得对美国单边行动（如制裁）的事实性否决权。通过不断升级对华行动，特朗普政府在无意中反而强化了北京完成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决心。

对美国而言，这场竞争的成功不太可能来自对北京的惩罚性措施。相反，华盛顿必须修复并巩固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统可信度，并以此引导中国走上一条更少敌对性的路径——向北京提出两难选择而非最后通牒，着眼于长期塑造结果，而非立即强行定调。

反过来，对中国而言，成功意味着在抵御美国压力的同时维持当前发展轨迹，直至其崛起的代价高到令美国难以继续遏制；同时，还必须克服国际社会对其宏大目标的普遍怀疑。

然而，鉴于双方在优势与弱点上的错配，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加深的信任赤字，任何一方要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更大胜利”都可能遥不可及。这场竞争的胜负，不取决于某个决定性时刻，而将取决于一场关于战略耐力的长期考验。

文章原标题为《中国的长期经济战争：北京如何构建无限期竞争的优势》（China’s Long Economic War:How Beijing Builds Leverage for Indefinite Competition），2025年12月16日刊载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网站。内文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