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28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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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Vista看天下 ，作者：代科卉
“二条”没了。好端端的马，怎么就染病了？
1940年冬，哈尔滨偏脸子村，拉货郎佟长富的马“二条”被牵走了。一张纸条，写着“染病”，落款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这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对外，它以研究防治疾病、净化饮水为名。实际上，它是侵华日军731部队，一个以人体为实验对象的秘密部队。
那个年代，一匹马，关乎的是一家四口的生计。佟长富一路找去，“二条”没要回，却在山林里挖出了两具被分割、草草掩埋的尸块。
佟长富的世界，从失去一匹马的生计之虞，陡然坠入一个巨大的漩涡。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电视剧《反人类暴行》开播。
十几天后，近20万人在豆瓣给出了8.7分，它成为2025年评分最高的国产剧。剧集所讲述的，正是侵华日军731部队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实验与人体实验的历史。
今年，多部战争题材作品接连出现。《东极岛》《南京照相馆》《731》，角度各异，却都指向一段尚未远去的历史。9月18日上映的《731》，票房达到19.4亿元。我们从未也不应该忘记这段残酷的历史。
借着《反人类暴行》这一影像，我们或许还可以重新追问：战争影像除了记录苦难，还能做什么？
01
普通人的历史漩涡
“二条”被抢走后，佟长富反复做着一个梦。
梦中是一口反复出现的井。井盖掀开，一股缥缈白烟升腾，猎钩钩住马身，“二条”猛地前冲，佟长富来不及松手，被连人带马拖进血泊。
现实中，佟长富也正卷入漩涡。他费力将“二条”的尸块拖回家埋了。没想到的是，有村民因太久没吃到肉，便偷偷将马肉挖出，分食了马肉。
怪事随后发生。
村里，有人身上长满疮疤，有人突然倒地不起。“中邪了”的说法开始流传，恐惧在蔓延，佟长富成了被议论的对象，却没有人意识到，“邪”并不来自鬼神，而是来自那匹被牵走、又被送回来的马——“二条”，是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染上的病。
731部队的人体实验逐渐浮出水面，偏脸子村的命运早已无法掌控。马匹被反复注射细菌，村民的身体被当作炭疽杆菌、鼠疫杆菌的培养皿。解剖室里，实验对象肢体坏死、形态扭曲......
对佟长富来说，一切并非从“大历史”开始，而是从一匹马、一张纸条、一场无法解释的病症开始的。而战争与暴行，本来也是以这种看似偶然的方式，闯入普通人的生活。
长期研究细菌战的学者聂莉莉在《伤痕——中国常德民众的细菌战记忆》中曾指出，在细菌战诉讼发生之前，基于个人和家庭的受害经验，往往未被系统言说，也未进入公共叙事，更谈不上被记录与研究。
她认为，战争记忆必须从个人的讲述出发，逐步成为社会共享的历史，最终才能进入国家的历史叙述。
《反人类暴行》正是从这样的“个人起点”展开叙事。它通过三条并行的个体线索，拼合出那段被长期遮蔽的历史。
除了村民佟长富，另一条线索属于荒川良平。加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时，他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以为是一份可以发挥所长的工作。他没有正式军服，只有一块袖标，职责是记录实验，绘制部队地图。
跟随荒川良平的视线，观众看见了被劳役的奴工，以及冻伤后发黑、腐烂的身体。最初，他的反应是本能的恶心与恐惧，噩梦频繁出现，但身边的人却不断告诉他：这只是“普通的实验”。
第三条线索，则属于纪录片导演小岛幸夫。他宣称自己追求“真实”，镜头对准集市的热闹、田间的劳作，记录着“王道乐土”的日常景象。但当暴行真正发生时，他的镜头开始迟疑、偏移、回避。
因为，直面高墙内的惨叫，意味着他所信奉的“五族协和”叙事将彻底崩塌——他的“真实”，是经过选择的真实。
三个人，三条线索，三个视角。
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或宏大的结论，而是由佟长富的恐惧、荒川良平的噩梦、小岛的镜头选择这些具体的、充满慌乱的个人经验艰难拼接而成。
当这些命运彼此勾连，观众所面对的，便不再是某个单一的暴力时刻，而是一种持续运转的结构——在高墙之外，普通人的生活不断被侵蚀；而高墙之内，暴行正在被日常化、合理化，并以制度的名义持续运转。
02
模糊的“善与恶”
不过，若只是将镜头对准普通人，呈现他们的受害经验，在近年来的战争影像中并不罕见。
《南京照相馆》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普通人如何在极端处境中冲洗、保存暴行的证据；《东极岛》中，中国渔民在海上沉默地救起落水的英军战俘；电影《731》则直接呈现“丸太”在实验体系中的处境。这些作品，均从个体经验出发，将宏大的历史创伤还原为具体的人。
《反人类暴行》的特别之处在于，影像并未止步于“受害者”，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身处其中”的人。
比如，“满洲新娘”——千代子和舞子，涂抹着胭粉。抵达哈尔滨之前，车厢里的气氛仍显轻快。但很快，千代子沦为政治交换的筹码，自杀未遂；舞子感染鼠疫，身体溃烂，连同腹中的胎儿一同死去。
也正因这些人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施暴者”，《反人类暴行》播至第二、三集时，争议随之出现。
以荒川良平为例，他始终迟疑、犹豫，甚至试图在心理上与暴行保持距离。正是这种“不够极端”，让部分观众感到不安——这种呈现，是否会削弱对战犯的道德谴责？
但恰恰相反，这种不安，正是影像有意触及的核心。
20世纪德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分析纳粹官僚体系时，提出“平庸之恶”这一概念。她并非为罪行辩护，而是指出——恶，往往并不源自狂热的仇恨，而是来自停止思考、对命令的机械服从，以及对责任的持续转移。
在阿伦特看来，真正危险的并非少数极端分子，而是一个能够让普通人无需作恶动机，便能持续作恶的制度。
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从另一角度印证了这一点：在高度结构化的角色体系中，仅仅一周时间，普通人便可能迅速滑向残暴或卑怯。并非因为人格突变，而是因为制度持续奖励顺从、惩罚犹豫。恶，正是在这种秩序中被生产出来的。
在这一意义上，该剧尝试呈现的，并非某种极端恶行的展示，而是试图呈现恶如何在制度中被复制、被合理化，并最终成为日常的一部分。
成田一男，便是这种过程的一个具体例子。
作为与荒川良平一同来到中国的少年兵，他起初仍对未来抱有朴素的想象。当佟长富带着苹果来到给水部寻找“二条”时，另一名军人半开玩笑地让他“试试手”，杀掉这个中国人，成田一男犹豫再三，试图拒绝。
此后，他站到舞子面前，试图阻止羞辱的发生；婚后，他也尽力保护自己的妻子，即便她被视为“无用”的哑巴。
但现实一次次碾压而来。在庞大的体制与无处不在的恐惧面前，犹豫不再被容忍，善意意味着危险。成田一男开始变得暴力，对生死逐渐麻木。从那个会与荒川良平一起吹口琴、忆往昔的少年，变为伤人的施暴者。
日本细菌战研究者常石敬曾指出：“在731等地，正是那些有思想、有辨别能力的医生在做实验。他们平时可能连交通事故都会自责，但在那个体系里，却能毫无愧疚地杀人。”
“不仅要呈现731部队，更要揭露其反人类罪行背后的逻辑链条，包括它的硬件规模、组织结构、医学支撑及其军事目的。”导演兼编剧牟芯岑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唯有足够立体化地“拆解”731部队，里里外外地揭露其罪行的全貌”。
《反人类暴行》的突破，正在于它将镜头对准了这种难以摆脱的“平庸之恶”。它呈现的不是一群天生的恶魔，而是一台高效、精密的暴力机器，以及普通人如何在其中被塑造、被驯化、被一步步推向共犯的位置。
03
人类该如何记住？
“有专门用来进行鼠疫跳蚤实验的建筑，在这个建筑内大约关押了四五名囚犯，在牢房里散布鼠疫跳蚤，之后所有被用于这次实验的囚犯。”
《反人类暴行》每一集片尾，都有一份日语档案，这是1949年苏联对关东军战犯进行伯力审判时留下的审讯材料。
平静的语气，陈述着疯狂的事实。
《反人类暴行》反复引发讨论的，并不只是它“呈现了什么”，也在于它对于历史记忆的追踪。
影片也来到1992年。哈尔滨731陈列馆的工作人员小金在整理史料时发现，关于细菌战历史的记录支离破碎、漏洞重重。为了寻找真相，他踏上了一场跨越数十年的跨国取证之旅。
在现实中，过去几十年，确实有人以极其缓慢的方式，持续追索细菌战的真相。
记者南香红，23年间不断走访细菌战受害者；民间抗战史研究者王选，30余年几乎参与了所有与细菌战相关的调查、取证与诉讼。那些遭遇细菌战的村民，在没有判决、没有赔偿的情况下，自发在村落中为逝者立碑、建亭，只为留下痕迹。
正如牟芯岑所说：“直到今天，追溯乃至控诉仍在进行，却仍然无果。揭露731部队，如果只停留在过去，是远远不够的。”
这一时间线的引入，使影像不再只是“重现”暴行，而是将镜头对准另一个更艰难的问题：历史如何被遮蔽，又如何被一代代人艰难地追索、拼凑与寻回。
值得注意的是，《反人类暴行》呈现的，不仅是中国学者、研究者的追索，也包括那些选择站出来的日本人——记者、律师、学者。他们并非受害者，却主动承担起历史责任。
在现实中，记者近藤昭二，28岁偶然得知细菌战，此后走访中国受害地，拍摄11部纪录片，与王选远赴美国查档，整理出版六卷本《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日本律师土屋公献，曾任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晚年无偿代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陪伴原告团近十年，直至身体状况恶化。
因此，《反人类暴行》所提出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类究竟应该记住什么，又该如何记住？
学者徐贲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曾言：“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
记住灾难，不是为了清算与复仇，而是为了厘清是非，建立正义的社会关系，并以此承诺：不再重犯。
或许，这正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战争影像的原因。它不仅要展示苦难，更要抵抗遗忘；不仅要呈现暴行本身，还要追问暴行为何得以发生、又如何被掩埋。它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一种持续的提醒——提醒我们，记忆本身，就是对暴力最长期、也最脆弱的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