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弦歌：梅贻琦与西南联大的抗战传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清新时报 ，作者：岑丽萍，原文标题：《来鸿丨烽火弦歌：梅贻琦与西南联大的抗战传奇》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那段烽火岁月，西南联合大学如同一座精神丰碑，屹立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高地上。

作为这所传奇学府的实际掌舵人，梅贻琦校长以其“刚毅坚卓”的风骨，在破碎的山河中守护着西南联大，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脉。正值梅贻琦校长诞辰136周年之际，请跟随文章一同重温那段艰苦卓绝的办学历程，探寻教育救国的历史回响。

本文改编自2025-2026学年度秋季学期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第一阶段精品课程《抗战时期的梅贻琦校长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主讲者岑丽萍整理投稿后编发。

梅贻琦校长的治校生涯始于危难之秋，贯穿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梅贻琦受命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历史的洪流更将这位沉默寡言的教育家推向了风口浪尖。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战火中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成为这艘“危舟”的实际掌舵人。

梅贻琦（1889-1962）

图源：《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

如何在烽火中守护西南联合大学弦歌不辍？梅贻琦不仅将西南联大打造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巍峨丰碑，也身体力行地回答了“国难当头，大学何为”这一终极命题。

「乱世清华的“定海神针”」

1931年的清华正深陷历史的漩涡。建校20年，这所名校三易其名，十易校长，“五·四”运动之后，更掀起了“驱赶校长”的风潮。“九·一八”事变前几个月，校长吴南轩被师生赶走，代理校长翁文灏一再请辞，校长一职空缺近一年，清华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危难之中，清华师生以血性与理性开出了掌舵者需要具备的五个条件：无党派色彩、学识渊博、人格高尚、确能发展清华、声望素著。谁，能力挽狂澜？

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一个人——梅贻琦。这位南开中学毕业的首批庚款留美学者，自1915年执教清华，从物理教员一路升至教务长，时任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南京政府最终妥协于师生意志。

梅贻琦上任之际，正值“九·一八”事变后烽火燎原、华北震荡的危局。然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位沉稳低调的校长，竟终结了清华长期以来的动荡局面。

梅校长以两大支柱稳校安邦：一是“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赤诚之心——视清华为家，推行教授治校，让师生重获尊严与归属感；二是“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的远见卓识——注重师资，力推通识教育，铸就清华的“黄金时代”。在他的领导下，清华短短数年便成为中国一流甚至世界一流的大学。

梅贻琦不仅让清华从政治场上的“烫手山芋”蜕变为学术圣地，更为西南联大在战火中勇攀教育“珠穆朗玛峰”的传奇埋下了伏笔。

「烽火连天与联大史诗」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火炸碎了象牙塔的宁静，日本侵略者不仅攻城掠地，还系统性地攻击中国的文化教育机构，试图从精神上摧毁中华民族。

北平沦陷，南开被夷为平地，清华园被肆意践踏——图书馆成了手术室，体育馆变为马厩。为存续中华文脉，清华、北大、南开三所著名学府，被迫踏上了悲壮的南渡之路。

师生们背井离乡，辗转千里，从长沙临时大学再到云南昆明。当他们抵达时，脚上早已满是草鞋磨出的血泡。此刻，一个关乎中华文脉存亡的抉择摆在面前：是各自解散、另寻出路，还是联合起来、浴火重生？

三所高校给出了掷地有声的答案：他们毅然摒弃门户之见，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在烽火中共同缔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这艘“危舟”的实际掌舵人，正是经三校公推、实际主持校务的常委会主席梅贻琦。

抗战期间，“教育合办事业多未成功，西南联大为仅有之佳果”。这奇迹的背后，梅贻琦又经历了哪些困难和挑战呢？

战时教育：西南联大的极端挑战

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

——蒋梦麟

战时的西南联大面临着种种极端挑战，连天的炮火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正常开展都成了难事。1938年至1944年，昆明遭频繁轰炸，铁皮屋顶教室常被掀翻，“跑警报”也成为了师生的日常。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教育经费的枯竭也空前提高了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推进难度。西南联大的国库拨款只及战前清华一校的40%，且常被拖欠；校舍无钱修建，图书仪器严重不足。

战争不止带来了恶劣的环境与经费的短缺。1940年上半年物价暴涨，教师350元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为13.60元，1943年下半年只能买到8.30元的东西，教授月薪只够半月生活。杨振宁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迫，学生每日只能吃两顿稀饭，在饥饿中坚守学习。

学术自由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高压。国民政府强令统一教材、统一考试，并设训导处审查思想，否则停发经费，试图以控制教育的方式禁锢师生的思想。

此外，联大三校背景各异，资源不均，随时可能分崩离析——清华人多钱多，实力雄厚；北大、南开担心被“吞并”，人心不齐；蒋梦麟曾提出“研究经费独立”，有拆伙风险。

西南联大，这所在平地上白手起家的学府，面对匮乏的资源、敌机的轰炸与生存的威胁，该何去何从？

无形之手：梅贻琦的破解之道

在种种困难前，曾被学生调侃为“寡言君子”的梅贻琦一反常态，展现出惊人的务实与果敢。

校舍被毁，梅贻琦索性就把课堂搬到跑警报的山洞、坟地和茶馆，真正做到“弦歌不辍”；昆明频繁遭到轰炸，跑警报已成为家常便饭，但梅贻琦从来不跑，每次警报来袭，只见他“手持拐杖，安步当车，神态稳重，毫不慌张”。这样的校长，无疑是西南联大师生的定海神针。“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这副“跑警报”的对联，道尽了战火中的从容与幽默。

面对不断飞涨的物价和忍饥挨饿的师生，梅贻琦成立了联大副业“清华服务社”，利用清华的工科优势，开展包括机械工厂、测量制图、电机修配、建筑材料改进社等多项业务。服务社虽由清华主办，但收益却与联大共同分享，不仅有效增加了战时后方生产，更弥补了师生生活经费的不足。比如，机械工程部单为供给美国陆空军供应处建材一项，营业数目就达数千万元之巨，彻夜工作都供不应求。

国民党强行推广的“党化教育”，遭到了三校师生的顽强抵制。1940年6月，西南联大召开教务会议，拟定《教务会议呈常委会文》，与“专制独裁”公开决裂。它明确了西南联大按照自己的方式办学，坚决捍卫学术自由。在梅贻琦的领导下，西南联大没有一名学生因为政治原因被开除，更没有一名教师因为政治原因受迫害，即使是公开跟国民党政府叫板的闻一多也不受影响。

三校教师背景不同、情况各异，在此情形下，梅贻琦坚守民主办校的原则，以“吾从众”践行“无为而治”。他尊重学术自由，从不干涉教授与同学的政治思想，以兼容并包和民主管理的方针，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正如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刻画的那样，三校“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如何养成实现国策捍卫祖国之朴实的斗士，实为中华民族当前之要图。”梅贻琦深知，在国难之际坚持办学，不仅关乎教育命脉延续，更是一场文化与教育的抗战。“我们面对着战争，我们在战争里成长，我们相信可以获得最后胜利！”正是在梅贻琦这样的信念下，西南联大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创造了“战时教育的奇迹”。

「胜利曙光与联大丰碑」

1946年10月10日，清华大学在北平隆重举行复校暨开学典礼。这一天，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同日开学，共同纪念抗战胜利，宣示国家主权，致敬那段“刚毅坚卓”的奋斗历史。

回望西南联大八年，在梅贻琦刚柔并济的掌舵下，这所临时大学用物质上的最低条件换取了精神上的最高产出，为民族存亡与国家未来做出了巨大贡献。

它挺起了国家脊梁，实现了学术保全与科技抗战的双重使命。在梅贻琦等人的筹划下，三校抢运出包括数万册善本在内的大量图书与精密仪器，确保中国现代学术未因战火而断绝。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岳霖的《知识论》等学术扛鼎之作，皆诞生于此时。更重要的是，西南联大主动对接国家急需，开设航空工程、密码学等200余门国防与战时课程；国情普查研究所详尽的调查数据，为国民政府的战时动员与大后方建设（包括对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等重要生命线的后勤支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科学依据。

它铸造了人才方阵，输送了热血报国与建设家园的栋梁。烽火之中，西南联大834名学子投笔从戎，奔赴印缅战场，担任翻译、通讯及工程技术人员，用青春热血书写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而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西南联大不仅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更培养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和160余位两院院士。这支被誉为中国“人才原子弹”的队伍，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中流砥柱。

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

图源：清华大学校史馆

它留下了宝贵遗产，确立了现代大学的制度范式与精神标杆。梅贻琦将“教授治校”推向高度成熟，虽然联大常委会由三校校长组成，但日常校务由他“总其成”，重大决策必经教授会票决，留下了“大学自治”的战时典范。他还推行“通才教育”与“全人培养”，坚持大一不分专业、文理兼修，《大学一解》更是成为了华人高等教育理念的经典文本。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十四年抗战的血与火中，梅贻琦始终坚守“教育服务国家”的信念。在烽火连天的西南联大，他培育出挽救民族危亡的脊梁；在水木清华的治校生涯中，他又铸造了投身国家建设的栋梁。

回望梅贻琦校长的一生，他始终致力于教育救国、学术报国。“一生清华，一世清白。”他是当之无愧的“终身校长”，更是知识分子风骨的典范。

山河无恙，先生千古。向梅贻琦校长致敬！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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