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写字楼，我在电子厂做女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观廿，作者：龙玉环，编辑：黄粟，原文标题：《离开写字楼，我在北京亦庄电子厂做女工》，题图来自：AI生成

2023年确诊重度抑郁后，诗愚再无力应付办公室的案头工作，她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体力劳动。2024年从北京某出版社裸辞后，她短暂尝试过多份职业，最后成为电子厂的一名流水线女工。

与出版社“午休不限时间、弹性上下班”的宽松工作氛围不同，工厂对时间的要求严苛到以秒计算：8小时的上班时间里，只允许工人休息两次，每次10分钟，工作时手一刻都不能停。在这里，工作效率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

而在流水线外，许多工人仿佛活在一种“极限生存模式”中：买一瓶水要现金和支付宝各支付五毛钱，80块钱要问两个人才能借齐，赚来的工资全部花在点外卖上，辗转在不同工厂，每个地方顶多能做满一周……

在诗愚的宿舍里，有人抽烟、喝酒，开直播到凌晨三四点，有人从不刷牙、洗澡，有人会把工作用的零件藏起来……工厂里，上班时聊得热火朝天的两个人，下班后碰面却互不搭理，这是工人之间的社交常态。

这种生活粗砺、直白，与体面矫饰的办公室文化截然不同。在工厂里，诗愚是观察者，也是体验者。身体的极限劳累，让她获得了精神上的片刻安宁。在流水线上度过的一个月，她感觉自己好像在完成一场“越狱”——她不想再执着于世俗标准里的成功人生，那是过去30年困住她的牢笼。她想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

以下为诗愚的自述：

脱下长衫，进厂打工

进厂打工，是我离职后找到的“疗愈之路”。

2023年，我在安定医院确诊了重度焦虑、重度抑郁、中度强迫，坐在诊室一边用袖子擦眼泪，一边向医生求助：“让我不哭就行”。那阵子我每天都在哭，完全无法正常地生活。医生给我开了些抗抑郁药，让我按时服用。

如此坚持了一年后，2024年3月底，不顾领导的挽留，我离开了工作七年的出版社。4月我入职了一家杂志社，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但这似乎无济于事，我的生活无可挽救地一路糟糕下去了。那些抗抑郁药物，好像除了嗜睡和记忆力下降的副作用，对我没有任何帮助。

我住在北京周边城市，上班单程要近2个小时，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等前一晚约好的拼车，坐在车上一路都在掉眼泪，在工位上校稿时也是这样。

每一天我都昏昏欲睡，无论上班还是下班，都在发困，困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高中时，我背诵课文的速度在班上无人能及，但那时，我连一天发生了些什么都不记得。说话变得结巴，行动越来越迟缓，吃饭的咀嚼动作都能让我精疲力尽。

在杂志社坚持了两个月，实在没办法再继续下去，我又提了离职。后来我陆陆续续尝试了好几份工作，都以同样的结局告终。

“我要活下去，我该怎么办？”我在心里无数次问自己。我想自己实在是没法做办公室工作了，“要不进厂找个活干吧？”这个想法一出现，我就在招聘软件上疯狂投简历，无论是快递分拣、食品店店员还是工厂流水线，只要是体力活，我都愿意投简历试试。

很快就有好几个工厂的中介加了我，北京的工厂都不直接招工，而是中介替他们招人。中介与我闲聊时透露，他们每给工厂招一个人都有提成奖励，工人如果干满一个月，中介的提成高达几千块。因此，中介的态度比我这个求职的更热情。

10月中旬，我和一个中介小姐姐聊得还不错，她建议我先过去面试，知道我不住在北京后，又建议我把行李都带过去，寄存在中介公司。第二天我退租了房子，叫了辆货拉拉，带着十几个编织袋和行李箱的家当，去往位于北京亦庄的中介公司。

中介小姐姐没想到我的行李如此之多，招呼了好几个同事来帮我搬行李，我的东西足足占满了他们仓库的两个货架，还有四箱书，放在一块移动白板旁，白板上写着“汽配厂高工价260/天”、“北京+长白+日结+坐岗=回家”。

中介公司的白板上，写着“汽配厂高工价260/天”（诗愚供图）

她向我介绍不同工厂的工资，接着安排我去面试，所谓的“面试”不过是负责人向应聘者介绍每个工厂的情况，让他们选择想去的工厂。因为我是本科学历，负责人有些“惜才”，力劝我留在他们那工作，“工资会比工厂高很多”，还找来他的上司来和我谈。我几番拒绝，“不行的，我一定要去干体力活”，他们才放弃。

或许因为这个小插曲，负责人没有让我自己选工厂，而是主动帮我选了一家，说它是国企，食堂和宿舍离工作的地方走路五分钟就能到，让我就去这一家。

走进中介面试的房间时，我听见一个去知名电商的工厂面试失败的女人，正在吐槽面试经历。我当时只在心里嘀咕了一句，“工厂面试竟然会淘汰人？”没想到她后来会成为我在工厂的室友，也成了我离开工厂的导火索。

下午，中介公司的司机送我去将要面试的工厂。它离中介公司仅四五公里，是做电子产品的，隶属于一家知名上市集团，园区是以该集团的名称命名，配套有一栋20层的宿舍楼和一个食堂。

宿舍楼一层有几十个房间，十二层以上是女生宿舍，以下是男生宿舍，一楼住的是工厂管理人员和部分女工，但人不多，整层楼都比较安静。等待面试的人也住在一楼，中介和工厂的中间人找了个有空床位的房间，安排我住进去，如果第二天面试通过了就搬去高层，没通过就立刻搬走。

工厂宿舍是六人间，上床下桌，空床位上除了板子什么也没有，我懒得铺床，拿出睡袋将就住了一晚。

住进去时，工厂还没下班，房间里除了我，还有个河北邯郸的女生，她上一年就在这家工厂上班，干到年底辞职回家了，后来又出来找工作，面试了一家工厂，没通过，在这等待次日的另一个面试。

我们俩待着无聊，就聊起天来，她向我传授找工厂的经验，哪一家千万不能去，面试要如何表现等等，我应了声好，说“明天我们都加油！”那天工厂在加班，我睡着时，住在这间宿舍的人还没有回来。后来我也没有被叫醒，大概她们对每天有陌生人住进来这件事已经习以为常。

第二天的面试，是在大学教室那样的大房间里，一个面试官坐在最前面，一百多个面试者坐在椅子上等待，面试官喊到谁的名字，谁就上前面试。

问题不过是“是否认识26个英文字母”“毕业于哪个学校”“之前做过什么”等基础信息，我老老实实作答，面试官说“你进这个厂有点屈才”，我表了下决心，面试就算通过了，前后不到十分钟。令我惊讶的是，面试只有一半的人通过了，我之前还以为进厂是件毫无难度的事。

面试通过的人会被工厂的管理人员带着参观一遍厂区，然后随机分配部门，我被分到了基座部，做的是流水线工作，在主板上插零件。签署有害气体微尘知情协议和合同后，2024年10月16日，我正式进厂了。

面试完搬宿舍，我被分到12楼，去前一晚住的宿舍搬东西时，邯郸女生还在等待下午的面试，她帮我提了个袋子，送我到电梯口，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转身就走了，没有多余的话，也不打算上楼。我当时想，工厂果然很冷漠。后来的一个月，这个想法更是被验证了无数次。

工厂生存法则

基座部的车间非常宽敞，约有一百平，车间里有两条流水线，工人则只有十几个人。大多是来实习的中职生、来挣外快的高中生或大学生、来过渡一下的工作党，老员工只有少数几个。

流水线上的电子件（诗愚供图）

大家的工作内容是一样的。流水线传送带上匀速漂来板子，每个位置的工人要在板子上对应的孔位插上零件，所有零件插好后，板子会进入锅炉烧制。只是新人的速度通常慢一些，有时会因为插件的速度跟不上板子漂来的速度而手忙脚乱；老员工则又快又稳，即使在聊天，也不影响手上的速度，像是“无情的工作机器”。

我从小到大都不擅长做手工，幼儿园时因为不会剪纸旗吓得哇哇大哭，所以上工前很是紧张。还好第一天领班只安排我跟着“师傅”学习，下午五点钟就下班了。

说实话，第一天我的感觉还是不错的，看着一个个零件被自己安装在面板上固定的位置，一块块板子顺着流水线往下游漂去，我想这份工作很适合我，不用动脑，不用笑，不用与人交际。

但轻松的状态，也只有第一天。

工作的难度会一点点增加。一开始，新员工会被安排在慢速流水线上，在板子上插8个零件就行。等人熟练后，流水线就会提速，新员工的手速不够，插不了8个，会暂时让老员工替他补上。

再往后，零件个数会提高到12个、16个，如果还让老员工帮忙补，管理车间的人（大家都称呼她为“领班”）就会训斥：“不能总这样吧，你这是半个人在上班啊！”

过两天，就没有人再帮忙补漏了。我没法在两三天内练出手速，领班会指着漂过去的板子说：“你怎么还插这么慢？谁会给你补啊，你自己去补好。”我得隔一会儿跑去下游补板子，如果补不过来，堆积的空板子不能进锅炉烧制，流水线就会停下来，我就成了耽误大家时间的“罪魁祸首”。

一天工作下来，手指肚磨得通红（诗愚供图）

工厂的工资是按时薪算，每小时14元。听起来好像手速快慢无所谓，实际上，因为领班无时无刻不在催促，没有人敢磨蹭混时间。

熟练之后，你多少能找到偶尔歇口气的时间，但只要谁有一秒钟停歇，领班就会马上大喊大叫：“你在干什么！怎么还停下了？”为了达到“不让员工停下一秒钟”的目的，领班会把人在各个位置换来换去，今天在第二个位置插的是耳机和电源，已经很熟练了，明天就去第四个位置插变压器或插座。

领班是个方脸三角眼的中年女性，看着四十来岁，眉毛几近于无，宽大的下颌，烫染过的黄色小卷发，用皮筋扎在脑后。她对人很凶，尤其是对女性，对男生则是带点撒娇和亲昵地开玩笑，即使是催进度，也是做嗔怒状。

我和同期进厂的年轻女生阿花讨论过领班的“厌女爱男”表现，后来我发现这在厂里是常见现象。我的“师傅”是个微胖的、脸上有雀斑的中年女性，我按领班的意思喊她“师傅”，但她不理我，也很少说话。我以为她就是这样冷淡的人，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她和好几个男性嬉笑玩闹，有人甚至直接把手放在她胸上，她也没生气。

在工厂里，我还遭遇过骚扰。一个1991年的大哥和我同期进厂，所以平时多聊了几句，他或许是觉得我对他有意思，吃饭的时候总坐在我对面，我察觉到不对后，刻意避开了他。他不死心，在中介群里@我，让我加他。我退群后，他又到处找人要我的微信，还找到了我室友，还好室友征询我意见后没有给。那时我甚至做好了报警的准备，好在后来他就放弃了。

我后来被安排带过一个新人大学生，她说现在这家工厂氛围算很好的了，她以前在南方的工厂打过工，那些男人会性骚扰她，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在这家厂里，我倒是几乎没见过这种情况，大家主要是被困在工作辛苦和领班言语打压的“围城”里。

领班管的人虽然不多，但很擅长“制衡之道”。她会用阿花来打压我，“你看人小姑娘手速多快”；会对一个懒散、一个勤快的俩男生说，“你俩一看就看得出谁是家里的老大，谁家教更好”；在我前两天手速提不起来时说：“xx（我的名字）你一个大学生，还不如我们呢。”

我第一天来时，她就问了我的学历，说这句话，大概是想用激将法让我做快点，但也能听得出她语气里隐约的优越感。之后的日子，她也多次对我说这句话。

领班虽然在我面前夸阿花，但在阿花面前也没有好脸色，更不会去夸奖。我和阿花挨着坐时，她会帮手速跟不上的我，领班一看到就会吼她的名字，“你自己的要是做不完，你等着！”我们不说话，等领班走了继续互相帮忙。

在领班口中，工作时表现得好的人，才有资格加班，才能赚更多。我想着自己干活慢应该不会加班，还想下班后找个书法课上，结果才刚上两天，就被要求加班了。后来我因为身体累得受不了，提出不想加班时，她又很不高兴，觉得我不珍惜机会，又命令我“人手不够就得来”。

我能看透她的PUA话术，不太受影响，但很多人是意识不到的，有个男性老员工每次不能加班时，都会条件反射地去问领班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可能这就是驯化的结果吧。车间里的少数几个老员工，每一个都面黄肌瘦，态度温顺，几乎不和她争辩拌嘴。

在厂里，我们通常是早上8点上班，11点半吃午饭，午饭时间30分钟，然后继续工作，傍晚5点下班。如果加班的话，可能到8点、10点或者更晚。每周做六休一，偶尔会有双休。

整个上午和下午，工人只在10点和14点有十分钟休息的时间。这点时间实在不够用，去卫生间和喝水，我通常只能二选其一，因为迟到哪怕一分钟，都会被骂。午饭的半小时，我每天都忙得像陀螺，抓紧时间吃饭，然后去买水，再回车间那栋楼上厕所，一秒都不敢耽搁。

工人在其他时间段，如果想去厕所，只能找人替班，但我在的那一个多月，没有见到一个人在规定以外的时间去。在工厂，连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是可以被规定的。

我因为许多匪夷所思的理由被领班训斥过。为了省下接水的时间，我买了苏打水放在座位下，领班骂我说不可以放饮料。下午的十分钟休息，我往往只喝水然后坐着不动，领班就会过来说，“有这闲工夫，还不去拆下新零件，一会儿忙起来谁帮你拆？”我只能赶紧占用休息时间去拆零件。我插件的姿势不标准，她也会一直骂我，教我怎么坐才是对的。

领班对员工的态度，会因男女、新老、学历而不同，但最高准绳还是工作效率。

车间里干活手速最快的是我“师傅”和一个皮肤很白的大姐。两人都在厂里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算是车间的“顶梁柱”。领班对她们说话从来温声细语，笑脸相迎。大姐因为盆腔炎痛得走不动路，领班不愿意批假，但大姐直接走人了，领班也不敢当她的面说什么，只能在背后骂两句。

我听见过一个河南来的大三学生问领班：“我才来一两天，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凶？”领班回答说：“你要想获得尊重，就要干活好，像你师傅或者大姐那样。”

一切都为了工作，产出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这就是工厂的生存法则。

还有一条重要法则是，如果你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千万不要暴露出来。

阿花是会计专业的本科生，裸辞之后重回就业市场，发现很难找到工作，就辗转于多家工厂打工。我们在这家工厂遇见时，她刚在山东老家考完会计证书，出来赚点钱回去过年。她每次进厂都会隐瞒学历，也教我要这么做，不然容易招致微妙的恶意与嘲讽。

我对此深有同感，领班在我面前表现过无数次了，但有时它也会神奇地成为“关系润滑剂”。

车间里有个西北女孩李红，是干了7年的老员工，大眼睛水灵灵的很漂亮，长得像热依扎。在领班眼里，她是个“不听劝、不识好歹”的人，有时会做些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比如把自己常插的那几个零件藏起来。她休假回老家时，大家到处都找不到零件，活都快干不下去，直到她回来才知道“消失的零件”在哪里。

我去的第一天，她一直对我没有好脸色。我零件用完了问她该去哪拿，她就不理我，或者语气很冲地回道，“啊？你不知道吗？”。

第二天晚上，我跟一个男生挨着坐，聊到了之前的学历和工作经历。可能他告诉了李红，再和她邻座时，她忽然态度热情起来，问我的经历，还主动讲起自己的事，在厂里遇见过的人。两相比较，我才知道她之前是故意对我不友好，而非性格如此。

我倒没有多生气，她长得实在漂亮，不打扮也让人“我见犹怜”。我问她这么好看为什么要进厂打工，她有些害羞地说，“你可真会说话，我哪好看了？”又说自己在北京当过前台和文员，但都不适应，直到进了厂才觉得适合自己，在这里一待就是七年。

快要离开工厂时，她问我走的话能不能把被子给她，我是刚买的新被子，便拒绝了。她又去问阿花，阿花答应了。我猜测过她要被子的用途，是不是因为入冬了想睡得暖和点。

直到有一天，我在园区种着果树和蔬菜的菜地里看见她，她在一片青菜地里忙活，菜上面盖着一层被子，我才明白她到处问离职的人要被子，是用来做什么。我想或许她是真的很适应工厂的生活，甚至愿意用心地去经营一块菜地。

如果不去主动做点什么，工厂的日子是颇为无聊的，每天都像复制粘贴。

不加班的日子，下班后，我会和厂里认识的朋友一起去食堂慢悠悠吃个饭聊聊天，再去小店买点零食，赶在八点之前去公共澡堂把澡洗完，因为八点有另一波人要下班。洗完澡，我看会书或弹会吉他就睡觉了。

加班的话，通常要到晚上10点才下班，下班后，正好可以去吃夜宵。夜宵摊就在工厂大门外，在我们回宿舍的必经之路上，有炒饭炒面、烤串、炸鸡、手抓饼等各种摊位。

它们都是做的工厂工人的生意，但和城里的路边摊、夜市地摊不一样，它们出摊时间极短，晚上八九点才来，十点多就走，非常准时准点，毫不拖延。正常下班是遇不到的，加班出门晚了点，也一个摊位都找不到，周末更是看不到它们的踪影。

我只要是加班，下班后摊位还在，就一定会去买夜宵吃。我最喜欢的是有一家的炸鸡腿，撒点酸梅粉，好吃到不行。

工厂园区内几乎没有娱乐的地方（诗愚供图）

天气尚未转冷的时候，我在园区里逛过几次，除了车间、食堂、宿舍楼外，就只有一片菜地、果园和一个停车场、一个球场，很小，几乎没有娱乐的地方。

我尝试过骑共享电动车去探索一下周边的地方，但电动车有区域限制，骑到片区边缘无法再往前，于是我只能放弃，不怎么去工厂之外的地方。

“这里什么人都有”

我所在的工厂，前一年经历了一次大裁员，从3000人缩减到了300人。这是听工厂理发店的理发师说的。

即便没有大裁员这样自上而下的大动作，工人的流动性一样很高，或者说，主动离职、频繁跳槽是工人们的常态。

有个和我同期进厂的男生，长得高大帅气，自称是厂二代，陪女朋友出来兼职，因为天天戴着耳机上班，也不服人管，经常被骂，才干了一周他就离开了。一个自称家里有钱的男生，声称父母不给买平板怒而退学，进厂打工攒钱，因为爱玩也很快被骂走了。

工厂招工几乎是来者不拒，因此在这里你能见到形形色色的人。有选择、有退路的人，多是随心而动，说走就走，但也有很多人处在一种“极致生存模式”里。

厂里有个商店，收银台经常有许多饮料零食杂乱地堆在旁边，都是厂里员工拿了之后，发现自己付不起，放在那就走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买了瓶水，支付宝付了5毛，现金给了5毛。他们经常看起来“身无分文”，似乎下一餐都没有着落。

第一天进厂时，我在门外坐着，看到一个男生在吃外卖。当时是十月中旬，天气已经转凉，他穿着拖鞋，把点的新疆炒米粉放在凳子上，蹲在那里吃。我问他为什么不拿上楼，或者坐在台阶上吃，他说，“不，我就要在这吃”，我们聊了几句，他说自己一个月能赚6000块，不知道怎么花这个钱，就都拿来点外卖，一日三餐都不去食堂。他看着也就十七八岁，但没有青春期小孩的朝气，即使钱都拿来吃了，还是瘦得皮包骨。

还有一些人，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行我素，即使影响到了别人，也不会改。我的室友，一位36岁的大姐黄姐就是如此，也是她让我萌生了尽快离开工厂的想法。

我们宿舍住着5个人，我、黄姐、工作俩月即将离职的大学生、十六岁的女生小程、有个一岁宝宝的新手妈妈阿珍。我们在不同部门工作，是被分配到同一个宿舍，大家的性格、生活习惯都不同，想要适应也很困难。

黄姐每天下班后，会在短视频平台开直播，和几个线上认识的“兄弟”直播连线，一起喝酒、抽烟、吹牛，喝醉之后就用一连串的脏话骂人。

一开始到半夜12点，她也就消停了，后来变本加厉，每天在宿舍闹到凌晨三四点才结束。喝酒越来越多，一次直播能喝两箱啤酒，说话的嗓音也毫不控制，吵得我们宿舍的人难以入睡不说，也穿透到了整个楼道。有人向宿管举报过她，但没成功，大概有中介在中间调停，她收敛了一些，但不多，同宿舍的我们还得接着受苦。

她好像是个无法独处的人，忍受不了一秒钟自己待着。阿珍和孩子视频通话时，我看书或弹吉他时，她会大声喊我们的名字，我们不理她，她就得找网络朋友打视频或直播聊天。

她请过很多次假出去喝酒，有一次还想请假时，领班说如果再不给病假条就要辞退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弄到病假条，我给她找了个人，做假条要80块钱，她问朋友借了30块，找我借了50，又打电话给六七十岁的母亲，让转她300块钱。

如果她说的话是真的，那她过去的生活应该还不错。她自称开过十年理发店，赚到钱买了房，让父母住在那，前夫是开酒店的，后来俩人离婚，孩子跟着前夫，现在九岁了。她家人对她也还行，我几次听见她父母和哥哥劝她回去。她好像有赚钱的能力，家庭也不算奇葩，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过着这样的生活。

最夸张的是，有一次半夜被吵醒后，我听见她在跟“兄弟们”说这个宿舍住了哪几个人，又说舍友都睡着了，给他们看看我们的物品。我赶紧用被子把头蒙上，害怕被转过来的镜头拍到，只听见她介绍着“这是吉他那是电脑”，又问他们想看什么颜色的内裤，我们洗完的衣服都是晾在床架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被“展示”了。

实在无法再忍耐下去，我和阿珍一起另找床位，休息时间在宿舍楼里挨个敲门问，终于找到个有空床位的房间，我俩对着人一顿卖惨加吹捧，一得到入住许可就马上回去搬家了。

另一个室友，十六岁的小程，好像心理状态有点问题，每天不刷牙、不洗脸、不洗澡，也爱抽烟喝酒，身上会有股明显的异味，但她也不在乎。她父母很早就离婚了，没人管她，她早早就和男朋友一起出来打工。

厂里有很多初高中辍学、进厂打工的孩子，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太正常”的地方，他们多半不会在一个地方久待，做满一周或一个月就换厂。他们似乎不在意下一个地方会不会更好，只是不愿意忍耐当下，但凡“当下”的环境令人稍有不满，他们的选择是立即离开。当然，他们也没有更多的选择。

或许他们需要社会的帮扶，需要心理咨询，或者一对合格的父母，或许这种状态很难改变，我不知道。

两种职场

毕业十年，我体验过许多份工作：在培训机构教英语、在西餐厅当收银员、在陆家嘴的公司写文案、在游乐园当售票员、入职央视、在出版社当记者……

与这些工作相比，工厂有种截然不同的社交氛围：同一个部门的人，在上班时能聊得热火朝天；但一旦下班、走出工厂，就会迅速冷淡下来，迎面碰上也当作不认识，打招呼都不会被理睬。

我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工厂社交”。流水线上的日子太过无聊，和人聊聊天能让时间过得快一些。下班后是自己的时间，当然不想再和同事社交，但也不只是这个原因。还有大家的生活高度一致，可聊的东西实在不多，下班无话可说。加上我们被视为“来过渡一下”的临时工，不是长期同事，大家没有维持关系的必要。

在工厂一个月，我认识的人里算得上朋友的，只有同部门的两个大学生、一起换宿舍的阿珍，和烧锅炉的男生小王。

小王大专毕业后就来了这家工厂，工作了三四年，因为板子进锅炉烧制时会生成汞，对人体有害，这个岗位的工资会比流水线高2000块左右。他对汞有害身体持无所谓的态度，这里“包吃住，赚得还可以”，就愿意做下去。

一开始，我下班和小王打招呼，他也是不理我的，后来成了朋友，会聊聊晚上干什么、吃什么。他常常出去买酒喝，再买些下酒菜，有次无意间看到他手机在一个类似赌博的页面，但我们的关系，也没好到可以聊这种事。

工厂的人际关系很简单，工人们不戴什么社交面具，都是以最本真的性情示人。他们说话带刺，但不会绵里藏针，对谁不喜欢，一定要表现出来。

老员工帮忙补插件时，会和熟识的同事抱怨，“我又要做这么多，都是新来的传过来的。”说话不遮不避，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我听见。我很有些歉疚，会客气地称呼“姐”道谢，她们不吃这招，但抱怨完也就结束了。

这种毫无“人情世故”的社交方式，让我很放松。不亲热，保持距离感，这就挺好的，毕竟人性走近了看，都特别不堪。我在上一份工作就深受其苦。

我们在出版社做的是艺术杂志，要画画、设计、音乐、文案各岗位的人互相配合，但大家都自恃才华，甚是敏感，沟通中一不小心就会“得罪”对方，然后被记在心里，等到日后算账。

除了出杂志那段时间，我们平时都很闲，到岗后先去带薪上厕所，然后点外卖、等外卖，吃完后午休到几点都没人管，睡醒干会儿活就下班，如果有采访或活动邀请，随时可以走。

一天真正在工作的时间可能就三四个小时，非常轻松，闲下来，大家就会勾心斗角，爱在背后说彼此的小话，时不时吵架。不同职位、职级的人，还会拉帮结派，一会儿A跟我说谁是坏人，一会儿B问我A说啥了，然后两人闹到大领导那里去，我夹在中间，不胜其烦。

我完全不想参与这些，但在那个环境里，是没法独善其身的，要么成为别人的靶子，要么被当枪使。有个新入职的校对工作得不好，没多久便离职了，走的那天她在帮我校稿，说拿回去校对完，我说“不用了，你放那吧”，就被人说成是“你看xx（指我）都不满意她呢。”

这种有毒的职场环境，让我在离职后很长时间里，都没完全走出来。

工厂的机械性工作、简单的人际关系，确实让我的精神得到了放松。即使恶意仍然存在，但是直接的、即时的、不累积的，无需绷紧心神提防，也不会因此内耗。

对于领班凶悍的、不近人情的表现，我也逐渐有些理解了。每招一个新人进来，厂里就会要求更多业绩，但很多新人态度散漫，有一搭没一搭地干活，她就得连催带骂，让人要么赶紧走，要么全力干活。

理解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在工厂时也带过一个大学生。她插件速度很慢，我看得着急，反复教她怎么做会快一些，但她非常懒散，认为自己才刚来，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我只能一直跟在后面补，比自己干还焦虑和崩溃。那一刻我理解了她的焦灼，意识到把进厂当成“缓解精神焦虑的过渡期”的人会给她带来多少麻烦。

离职前的一天，上晚班时，领班主动来找我聊天，解释当时为什么对我态度不太好，“我以为你也跟他们一样，是来混日子过渡一下。”我表示理解，说了自己带新人的体验。她又聊自己上高中的女儿很会为人处世，言辞之间颇为自豪，各种话题聊了近一个小时，她才离开。

虽说领班的言语打压无处不在，但我只要心理上不在意就可以，可身体的劳累和损伤，是客观存在、无法忽视的。

我们的凳子很窄，人坐下后没有一点多余面积，和流水线相比又有点高，每天都是低着头、沉着肩膀、佝偻着腿坐着。短则8小时，长则14小时，几乎不怎么变换姿势，一天工作结束后，浑身都疼。尤其是后期，频繁加班到十一二点，那一阵我的腰疼到完全没有知觉了。在工厂只工作了一个月，我的腰就落下了病根，到现在过去半年了，还没缓过来。

身体的疲惫会让人减少对精神痛苦的关注，手上的动作一刻不停时，脑子里是放空的，下班后更没力气去想，只想赶紧休息。患上焦虑症后，我常常失眠，到了工厂后，反而能睡得着了，也算是种“意外收获”。

因为前室友黄姐的缘故，我不想在工厂久待，2024年11月14日，北京气温降到零度以下，供暖即将开启，我离开了这座工厂，结算了一个月的工资，是四千多块。

“越狱”

把行李从中介的仓库搬出来后，我离开了北京，去了温暖湿润、光照充足的海南。

在海南，我在五星级宾馆做客房服务员，在铁路单位当过档案管理员，偶尔也给报纸撰稿，接小红书广告，想办法赚钱养活自己。

我不想再回北京，也不想回去上班，不想再像从前那样生活。

在工厂的那个月，我恰好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书里记录了他在沙俄苦役犯监狱那几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好多地方与我当时的经历和想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我很快就明白只有劳动能拯救我，因为劳动可以强健我的体魄。相反，持续的精神波动、神经刺激，以及监狱中令人窒息的氛围会彻底毁灭一个人的健康。”

“当云雀在春季唱响第一首歌之后，在西伯利亚和整个俄国，人们开始了流浪和漂泊。这些上帝创造的生灵，如果可能的话，会想方设法越狱逃进森林……在经历了戴镣铐、棒刑、鞭刑之后，他们开始流浪，哪里能生活下去，他们就流浪到哪里……晚上，他们睡在森林或田野里，不受任何人打扰，也没有任何担心，更不用像以前一样为自己身处牢狱而痛苦。他们此时自由得如同上帝养的鸟儿。他们对着夜空的星星说‘晚安’。”

我选择进厂，也是因为觉得“只有体力活能拯救我”。回忆之前30多年的生活，恍如在监狱之中，由世俗的标准、他人的眼光、人心的执念打造的“无形监狱”。

小时候，我考不到母亲满意的分数，她就会拿和父亲离婚来威胁我。毕业后，身边的同学都是高中或大学教师，父母便屡次要求我去考教师。做了出版人，我一直工作得很出色，采访过许多名人，发表过许多文章。

我被逼着、也自觉地去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有五险一金、双休、稳定的工作，我以为我只能这样生活着。

进厂工作，一下子打破了我习以为常的环境，让我逐渐适应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知道自己什么都可以干，没必要在不喜欢的事上苦苦内耗。

在人生的监狱里住了那么多年，从进厂那一刻，我完成了一场越狱。

工厂面试开始前的早晨，因同住女生的介绍，我加了一个劳务老师的微信，去了一趟马驹桥劳务市场。这是北京最大的劳务市场之一，每天有上万名零工聚集在这，寻求一份日结工作，许多人晚上就睡在马路上，即使是温度零下的冬天。

那天我是早上八点去的，气温还很低，好多人睡在薄薄的帐篷里，有的甚至帐篷也没有，直接睡在一床被子里，因为占用门店地方而被店主骂时，就只装作没听见。

在那转了一圈，我既震惊又难受，久久回不过神，不由得想，为什么大家都过得这么辛苦，为什么我们好像没办法有人样儿地活着？我到底该怎么生活？从那时开始，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现在我完全不在意别人会怎么看我了，世俗意义上的看法对我来说不再重要。我不想再过光鲜亮丽的标准生活，我已经过够了，那并不适合我。我想去尝试不一样的人生。

今年春天，我从海口搬来了杭州，在余杭和良渚的交界处租了个房子，房子带了一小块地，我种了些蔬菜瓜果，晚上我在酒吧当调酒师学徒，过一种半农半酒的生活。

现在的生活困扰是，我的焦虑太严重了，总是一刻都不能停下来，没看书就得去写文章，不写文章就得去种地。之前会焦虑到吃不下饭，现在好了不少，但还是想改掉这个毛病，要允许自己闲下来，允许自己无所事事。也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已亭亭，不忧亦不惧”。

（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人物采用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观廿，作者：龙玉环，编辑：黄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