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今天都活得不开心，哪有什么“未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橡树实验室 ，作者：橡树作者，编辑：蓝精灵，原文标题：《孩子今天都活得不开心，哪有什么「未来」》

“老师，杜威讲的是真的吗？孩子真的天生充满好奇吗？”两年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被学生这个略显“挑衅”的问题，问得愣在原地。

这个看似质疑理论的问题，实则指向一个普遍而刺痛的现实：

为什么许多孩子早早失去了对世界的光芒，陷入无兴趣、无目标的“空心”状态？

这并非个别孩子的心理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我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我既没天赋，也没才华”……三联《少年新知》执行主编陈赛会经常收到孩子们这样的来信。

这共同拼凑出一代人的迷茫图景。探究其根源，我们发现，“空心化”是一个系统性的产物——它发生在孩子身上，但根源深深扎在异化的学校教育与焦虑的家庭教育的互动之中。

我们与刘云杉、陈赛，以及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李松蔚、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等多位教育实践者及研究者对话，试图剖析这套系统何以存在，并寻找突围的可能。

作者|徐美娟

编辑|蓝精灵

头图|视觉中国

迷失感：

困于二手时间与巨大压力

白俄罗斯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其非虚构作品《二手时间》中，描绘了前苏联解体后，人们移植一套全新的社会制度时所经历的茫然与错愕——他们与自身的历史和经验“切断”，生活在一种“悬浮”的状态中。

刘云杉借用“二手时间”这个概念，来审视今天的教育——真实的三维世界被书本、题目构成的二维世界所替代，孩子们从小用解题、刷题，替代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同伴变为竞争对手，时间便成了“二手”的。

孩子们长期处于“高问责的项目化”状态，连游戏都成了购买的服务，“自由的时间与空间去了哪里？”

这制造了一种矛盾的生命状态。刘云杉观察到，谈及“内卷”，孩子们看似积极投入，但“积极背后其实是无感”；而说起“躺平”，表象之下“其实他还是在卷”。

“孩子们表面上不断做事，内在却是低认同、低兴趣的，是一种不参与、无趣的状态。”

陈赛在《少年新知》来信中也看到大量相似的困惑：“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我对什么事都没兴趣”“我既没天赋，也没才华”。

令人深思的是，许多这样的孩子成绩优异，甚至名列前茅。

“他们在学业上希望有所成就，但同时感到困惑，不知道所学的东西，到底对未来有什么价值。”

一场更尖锐的对话揭示了这种割裂。陈赛曾采访孩子们，AI的强大学习能力是否影响他们的学习动力。一个孩子直接反问：“老师，你难道以为我不知道我现在学的东西没用吗？”

这句话让作为媒体人兼母亲的陈赛感到一时语塞和迷惘。

“很多东西我其实也没有答案。”她的孩子已经12岁，马上要读初中，“他如何面对高度竞争的环境？我敢不敢说‘你不用卷了，不用中考了，就去学你喜欢的东西’？那或许又是一条更残酷的独木桥。”

那么，这种普遍的“无感”与“空心”从何而来？

刘云杉用了一个精妙的比喻来追根溯源：教育如同一场被异化的“龟兔赛跑”。

让乌龟和兔子赛跑本就不合理，但我们不仅让比赛进行，还不敢让乌龟明显失败，也不敢让兔子真正跑完。于是，兔子只能陪着乌龟一圈圈行走，在重复而缺乏新增长的知识里不断循环。

“这样的成长没有挑战、没有真正的刺激，只剩下对失败的恐惧。”刘云杉认为，其认知特征便是害怕失败、陷入分数内卷、习惯所有题目都有标准答案，从而彻底丧失面对真实世界中那些复杂问题的能力。

最终，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被彻底分割。一位作者向陈赛提供了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人的心像两个被墙隔开的房间。一个房间摆满奖状、奖杯，代表社会认可的成就；另一个房间装着孩子童年的天性、本能、梦想与渴望，却堆满灰尘。

孩子所有的时间与能量都被导向第一个房间，没有动力发展真正想做的事，一切行为都基于父母规定和社会要求。似乎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得认可与价值感。

然而，当第一个房间被奖杯塞满，一种深层的空虚感便油然而生：孩子开始醒悟，“这好像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不能给我真正的快乐。”

这就是“二手时间”结出的果实：在看似充实的竞争中，内心变得“空心”。

“他怎么可能对世界有热爱，怎么可能有好奇呢？”刘云杉的反问，成为对这套抽离真实的教育系统最沉重的总结。

异化：

教育沦为“悬浮的管道”

“二手时间”的剧本，需要一个强大的舞台来执行。而这个舞台，就是日益异化的学校教育系统。

在刘云杉看来，本应作为生活化、立体三维实验场与小世界的学校，如今日益变为一个掌握知识的扁平二维世界。

“学习的目的不应止于掌握知识本身，而应是通过知识背后的方法与符号，获得进入自己生命与生活的工具和地图。”

她质问道：“如果孩子缺失真实经验，手里没有喜欢做的事，学那么多知识有什么用呢？”她认为，像符号一样的知识，可能无法被孩子内化吸收，仅仅能被准确复述，而这样的复述没有意义。

她将这种状态描述为“悬浮的管道”。在这里，每个人被简化为透明的数字：靠绩点、分数、排名，在人群中争夺一个相应位次。但真实的成长环境不应如此透明，而应有缝隙与多种可能性。

“成长需要时间。时间意味着，我可以承诺一件事，然后慢慢地、沉浸地去做。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够犯错、纠错；能够认识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并学习如何与人打交道。”

但现实却是，父母精心打造了“透明光鲜的笼子”，却困惑于孩子为什么不买账。

“我们把所有可能的麻烦、钉子都拔掉，希望孩子走一条没有坑、不犯错的捷径，以为这是安全的，但这恰恰剥夺了他们成长的可能性。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精心打造的泡泡里边，是提不起劲的。因为这个世界对他并不友好，没有让他真正参与的可能。”刘云杉解释。

李松蔚也从时代变迁的角度观察到这一困境：“时代变化太快，经济、文化、观念都在高速发展和迭代。青少年——乃至整个社会——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思考，选择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课题。”

陈赛深有同感：“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学校体系或社会要求，还有那些听起来‘没用’的东西：情感、与人链接、社交、如何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我很讨厌‘刚需’这种急功近利的词，成年人总以为自己知道正确答案，坚信只有某一条路最安全。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走来的。但，时代已经变了。”

她所忧虑的，正是这套体系竞争下的终极结果：“我们现在把孩子往前推的这套体系，卷到最后是什么？每个孩子都越来越像AI、像机器，丧失了自由探索的欲望，缺乏质疑精神，没有想象空间，只剩下‘把题做对’这一目标。”

亲子困境：

“高期待”与“低在场”的悖论

学校的异化系统并非在真空中运转。它通过分数、排名、升学预期，制造出强大而持续的压力场；家庭作为孩子最紧密的生态系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并常常在不自觉中，成为了这套系统的“压力放大器”与“共谋者”。

李松蔚用“高期待、低在场”精准地概括了这种困境。

所谓高期待，是指父母对“做好父母”这件事设定了很高的标准，害怕自己的一言一行造成终身伤害，追求完美的100分；而低在场，则是指他们回避养育过程中真实的困惑、不确定与情感挫折，在情感与深度交流上缺席。

“亲子关系中有一道‘信任鸿沟’。”李松蔚说，许多孩子不相信父母能真正倾听他们内心的困惑，觉得“说了也不被理解、不认同、帮不上忙”。

这种不信任导致沟通断裂，成年人只能通过给孩子贴上“抑郁”“躺平”等病理化标签来解释状态。

而亲子沟通这个最基本的要求，现实中在很多家庭中都难以实现。孩子回家就关上门，父母只是在送水果、递水时，见缝插针地问：“作业写完了吗”“今天老师讲的课有没有听明白”。

“这不是沟通，只是在刷存在感，没有真正尝试去理解孩子。”李松蔚指出，学习占孩子生活的50%—80%，但其间的困惑、挫败与战胜困难的经验，却鲜有机会与父母充分交流。

李松蔚认为，核心挑战在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场合。沟通无法发生在孩子房间门口的两三分钟里，而是需要一家人坐下来共同吃饭、在客厅里放松地看电视、一起外出游玩，需要父母投入长时间的观察、倾听与陪伴，“需要花时间，花精力”。

当孩子表现出害怕失败或者想“躺平”的情绪时，父母应当如何应对？李松蔚建议，首先不要妖魔化这些情绪，它们是未成年人在适应高竞争社会环境时的自然反应。

父母不必急于鼓励“往前冲”，而是做到“在场”，陪伴孩子说：“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我们自己在面对竞争和挑战时也会害怕、想躲。”孩子在陪伴中会慢慢积累正向经验，自会找到节奏往前走。

“因此，父母无法替孩子选择，只能成为‘后盾’。”这意味着家庭要从“共谋者”转向“缓冲器”的角色。

突围之路：

做减法，还时间，相信生命

孩子的“空心化”，是异化的学校教育与焦虑的家庭教育共同作用的困局。它们一个剥夺了外部的探索空间，一个侵占了内部的心灵空间。

因此，任何有效的突围，都必须是学校与家庭的同步转向——

学校系统需要从根本上“做减法”，归还成长的本真；家庭则需要重新定位，从施压的“共谋者”回归为支持的“守望者”。

面对这场“不能退出、又没有意义”的内卷困境，刘云杉提出的破解之道，是回归教育本源：让孩子手中有事可做，亲身经历“成事”的过程。

她认为，时间不应被切割成一个个孤立的点，而应是一段可以尝试、沉浸的历程。当兴趣与手中之事契合，孩子就会全神贯注，从中获得安慰与信心，不再过度在意外在评价。

“每个孩子如果手头有他热爱做的事儿，不管是做手工、照顾小猫、照顾植物，还是弹钢琴、写作，就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让他安静地、不受打扰地去寻找和培养这份热爱。”

她认为，好的教育环境应该多元、包容、容错，可做的事要多样化，而不只是考数学、英语等，还要有手工、劳动等各种实践。教育资源也不应整齐划一，而要让每个学习者、每所学校都有“再定义资源”的能力。

“比如亲自照顾班上的多肉植物、承包一小块菜地，在劳动中见证生长。这些事不一定昂贵，却能让孩子在亲手实践中，让精力活泼，智力可用，生命变得生气勃勃。”

达成这样的形态，无需做加法，反而要做减法：拆掉过细的网格化打卡，把时间与空间还给孩子，相信生命自身的成长。“就像蒸馒头，总掀锅盖看反而蒸不好。给他安全感、试错的可能和必要的支持，他会主动去寻找。”

陈赛则从成年人角度反思：“如果我们始终认为‘只有这条路、这种价值是唯一正确的’，孩子就很难认可自己的价值。只有成年人做出改变，孩子才有可能改变，并认可自我的价值。”

她认为，为人父母，需要多一些质疑、好奇、宽容、耐心和等待，尽量不被恐惧裹挟。“恐惧具有传染性，让我们不敢不走安全的路。因为如果走大众的路失败了，责任或许在于孩子‘不够努力’或‘能力不足’；但如果为他另辟蹊径而失败，所有责任都将归于家长。”

“不是指责父母们‘鸡娃’，这是人性使然。”但她提醒：“我们是否如此确信这条路绝对安全？它真能保证孩子成功抵达彼岸吗？而那个‘彼岸’，又真的是他内心渴望的吗？我们需要停下来对自己多一些反思和质疑，这样或许能让我们稍微明智一点。”

李松蔚在心理咨询中发现，许多家长误以为自己在替孩子选择人生。他直言：“你没有那么重要，也无法替孩子做选择。”无论父母选择“更卷”还是“更轻松”的路，孩子都可能不配合或不满。

他建议父母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是在陪孩子经历，而非替他决定。今天的孩子必然要面对压力与不确定的未来，父母无法替他选一条完美的路，只能陪伴，并告诉他‘我们是你的后盾，会陪着你经历’。”

另一种可能：

在“第二个家里”找回生命力

在四川广元市的一个村里，范家小学张平原校长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教育实践。这所学校“更关注当下，不对假定的未来负责”。

“孩子今天都活得不开心，哪有什么未来？今天状态好，他未来才有幸福。”张平原的逻辑直接而深刻。

学校接收过一百多个从城市来的孩子，“一部分是理念认同，但大部分肯定是没办法了，迫于无奈。孩子已经厌学、停学了，或者抑郁、焦虑了。”

张平原对范家小学提炼的核心，是打造“班家文化”——在学校给孩子找第二个家，基石是尊重、关爱、体贴与信赖。

老师和学生比邻而居，吃、住、玩、学都在一起，建立亲密互信的师生关系。

教学上，推行“学讲做”：老师划出部分内容让学生自学；课后讨论“学会了什么”“怎么学会的”；学完后“做一做”——到田野、山坡、河沟、村落里去实践。“学生感觉到学的知识有用，就对学习感兴趣了。”

评价体系彻底改革为“发展性评价”。学校设定了“八美少年”目标（如勤劳美、勤学美、友善美、阅读美、运动美等），让孩子自己选目标、定指标、做规划。例如选择“阅读美”的孩子，需要自己思考“阅读美对我而言是什么”，并规划要读多少本书，如何完成。

在整个过程当中，老师的角色是引导者和沟通者。每月沟通时，老师只问四句话：你还记得你的目标吗？最近为了这个目标，你做了些什么？下一步还有什么打算？需要我提供一点建议吗？

学期末，孩子先自我评估，再与老师沟通。令人欣慰的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孩子都能达成自己设定的目标，并获得表扬。即便暂时未能达成，孩子也通常会说“我下次继续努力”。

“我们关注学习经历与过程，对结果不太重视。”张平原说，“如果考试不满意，孩子可以申请再考。有的孩子反而乐于考试，因为他总想一次比一次考得更高。这样一来，考试变得很有意思。”

在范家小学，校园是允许“混乱”的成长场，孩子们可以自由追逐、嬉戏、奔跑。“学校本来就是娃娃成长的地方。”张平原认为，正是在无拘无束的玩耍中，孩子们自然地习得了相处的分寸感、边界感，学会了处理“我不跟你玩了”这类真实的社交情境。

“这些恰恰是未来安身立命的根本。”张平原强调，“与人相处、合作、交流、共情，这些是适应未来复杂未知社会的关键能力和核心素养，在标准课堂上很难培养。它们必须是在与同伴真实的玩耍和互动过程中，才能生长出来。”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可能有70%的东西，是靠他自己去经历、摸索学会的，而不是靠我们直接‘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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