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轻人往何处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正面连接 ，作者：迎接新年的，原文标题：《2025 年轻人往何处去？》

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

公共性曾是媒体业存在的基石，现在似乎不再是了。但回看这一年，公共性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个更零散、也更费力的形态。越来越多的讨论不发生在宏大的广场，而发生在流程、平台、公告、证据，以及人们能否互相当作“具体的人”的细节里。

公共性当然在缅北诈骗、民办幼儿园退潮、宏福苑大火这样的公共事件里，与此同时，它也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比如，它存在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里。这一年，我们关心年轻人不再拍毕业照，年轻人投诉学校和室友，年轻人（最优秀的）在学校之间被当做争抢的资源和指标，以及，当年轻人困在国企里，矛盾如何沁入她的日常。这些选题不仅关乎年轻人本身，它背后是越来越原子化的当下，人们如何越发敏感与自我。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式，从具体的人和事情出发，去审视背后更广阔的土壤。我们不时会用到“我”，但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外部世界，如果还能做的更多，我们希望从世界这面镜子里，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身处何处。

我们身处何处呢？想必你已经看过很多来自不同机构的年终总结。《经济学人》将“slop”选为年度词汇，这个词原意是稀泥或泔水，这里指“AI垃圾”。牛津大学出版社选出的是另一个词，“rage bait”，愤怒诱饵，或者也可以更通俗地翻译为“引战”。

我们所处的现实由此可见一斑。情绪泛滥，事实稀缺。当问题被一再简化，极端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人们就在疲惫当中“一战再战”。尤其是年轻人，原子化地生活在各自的手机屏幕后，经常被真假难辨的信息触怒，但又无法越过互联网的屏障，触及身边同样敏感的人。韩炳哲在2019年提出“他者的消失”，几乎完美预言了2025年我们的生活——自恋的主体只是在自己的影子中领悟这个世界，由此导致灾难性后果：他者消失了。自我与他者的界线渐渐模糊。自我扩散开来，漫无边界。“我”沉溺在自我之中。

AI垃圾、愤怒诱饵、自我沉溺，这确实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如此生活。作为内容生产者，正面连接能做的，就是在混乱的信息流中追求准确，在割裂的语境中寻找共识。我们将比以往更需要彼此。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一位00后记者把梁漱溟先生那句“这个世界会好吗”抛给了95岁的资中筠女士。她的回答很直接：“这个世界如何，就在于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往何处去。”这句话也像是对这一整年的注脚：年轻人往何处去，公共性就往何处去。

下面这10篇文章，是我们选出的年度合集。它们从年轻人的处境出发，记录公共性在2025年如何被重新建立。当你在2026年仍想参与公共讨论，希望它们能成为一组可靠的参照系。

新年好。

01.16｜《我在泰缅边境调查电诈产业200天》

在2025年，电诈不再需要科普。它从新闻变成了身边人的经历，甚至是随时可能落到自己头上的风险。但我们仍然需要一篇文章，把“电诈”从一句指认拉回到可理解的现实。它靠什么运转，靠谁运转，又如何在边境地带长期存在。

这篇文章没有把电诈写成某种神秘的犯罪组织，而是把它当作一套系统：人、路、钱、权力、基础设施如何耦合在一起，为什么“打击”与“再生”会循环出现。

03.24｜《一家民办幼儿园的衰落始末》

民办教育退潮听上去像一个行业趋势，但它落到现实里，往往变成工资、社保、租金、赔偿，等一系列不断拖欠的解释与承诺。

这篇写的是退潮发生时，谁先被迫垫付，谁先被迫协商，谁最后只能接受。“退出”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时间被拖长，责任被摊薄，很多人只能在反复的等待里完成告别。

06.30｜《现在的大学生连毕业照都不拍了吗？》

毕业照原本是一种仪式：告诉彼此“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时间”。

但“不拍”变成普遍、甚至带点理直气壮的选择，这件事就不只是个人偏好，而更像一种变化：年轻人正在从集体仪式里退场。这篇文章把退场写得具体：关系如何变薄，边界如何变硬，社交如何被理解成成本与风险。当年轻人不再相信真实的连接，关系还靠什么产生、又靠什么维系？

07.07｜《抓状元》

竞争在这篇文中有一种很具体的现场感：速度、动员、追逐、抢夺，甚至带着一点荒诞的紧张。你会读到，当稀缺成为一种现状，人就被推着进入同一套日渐变形的动作里。

竞赛机制常被描述为抽象压力，但它也会变成一种持续前置的生活方式：提前站位、提前下注、提前学会计算，提前再提前。我们不再“讨论教育”，而是每个人都不得不承受一种气候——它如何塑形选择，又如何重新划定边界。

07.15｜《谁在制造厌女狂欢》

厌女文化新的可怕之处在它越来越容易变成一种日常，随后迅速变成狂欢。你刷到时甚至来不及判断事实，情绪就已经被带走。

所有人在社交平台上都可能是“看过、骂过、转发过、又很快忘了”的人。它把一种常见经验说得很直白：很多伤害不是自发的，而是被机制鼓励的参与——“大家都这样”。我们可能遇到了一个更危险的东西：谁更响、谁更狠、谁更糟糕，谁就更容易占据讨论的位置。

如果说2025年的公共性有什么更“日常”的形态，那可能就是投诉：把具体的不适写成“可被处理的问题”，把情绪翻译成证据，把遭遇整理成记录。

投诉也是一个年轻人具体的生活：为什么要投诉，如何投诉，付出什么代价，又能获得怎样的回应。它提示了一种现实——当回应变稀缺，参与就更像一套程序：你得先学会写清楚、说清楚、证明清楚，才可能换来一次被认真对待。

08.28｜《我在国企干“脏活”》

“脏活”是组织把风险拆成任务之后，落到个人手里的那部分，也常常伴随着“自证”和“留痕”：你需要证明你做过、遵守过流程、发过通知、催过整改。

文章写出的那种矛盾很真实，一边觉得荒谬，一边又不得不执行；一边道歉，一边又学会用更硬的语气推动别人配合。公共性在这里呈现为一种沉重的日常：责任如何被分配，风险如何被转交，以及个人如何在系统的要求里保留自己的边界。

11.17｜《谁在给你的脑子“投毒”？》

2025年的年度词汇是“slop”（人工智能垃圾，直译为“泔水”）和“Rage bait”（引战，直译为“愤怒诱饵”）。二者共同指向互联网令人疲劳的现状，当问题被一再简化，极端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人们也因此一战再战。2025年的很多争论，常常走不到“摆事实讲道理”那一步。因为事实本身已经变得稀薄，甚至被当作不重要。它让人意识到，信息污染不只是“某些人不理性”，而更可能是一门稳定的生意，一环扣一环。

我们只想把一件事说清：当信息污染成为常态，事实核查需要大量额外付出——核验、停顿、追问来源。观点的对抗已经不是我们争论的关键，关键是我们能否还共享同一份现实？

12.08｜《多生一个好》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在摘要中做过一组国际比较：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澳大利亚为2.08倍、法国2.24倍、美国4.11倍、日本4.26倍，而中国是6.3倍，接近全球最高。

当抚养支出被反复计算，政策就更倾向于把生育问题拆解成可推进的任务与可量化的指标。动员在基层落地，指标被层层分解，生育不再只是家庭内部的决定，也不只是公共舆论里的态度，它被放进一套可追踪、可汇报、可考核的工作流程里——而人们的反应（回避、拖延、配合、拒绝）也在这套流程里被一一记录。

12.17｜《宏福苑大火后的面孔与声音》

城市不是符号，悲伤也不是结论，它更接近一种提问：在伤痛之后，公共空间能不能被重新建立一点点——不是靠口号，而是靠倾听、靠秩序、靠对幸存者与逝者的尊重。

在年末回看，这或许尤其重要：坚持把人留在现场，让人不被简化，让灾难不被消费，让这件事在公共空间仍有位置可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