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投资于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太阳照常升起 ，作者：慕峰

虽然还没有明示“需求侧改革”，但内需成为战略方向已经内含了方向性的变化。理解为什么要进行需求侧改革，为什么要让内需成为战略方向，为什么要改革分配体系，为什么要投资于人，以及如何做到这一切，将是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各方讨论的重点。

作者在2021年5月发表的《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中提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英格兰银行（即英国央行）前首席顾问Charles Goodhart认为：‘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全球抑制通胀的力量。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中国的）人口压力和刘易斯拐点意味着，迄今为止经济从未面临过的通胀压力可能会成为现实，将令人猝不及防’（Goodhart,2020）。Goodhart将包括中国老龄化因素在内的一系列变化所导致的情况称之为“人口大反转”（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英国作为欧洲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人口膨胀的初始国，其学者对全球人口变化及可能产生的影响，有着深刻的洞察力。”

换言之，早在2021年乃至更早之前，欧美经济学界和实务界已经开始研究因中国大陆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制造业成本提升，对欧美通胀可能造成的影响。之所以欧美学者会有这样的忧虑，是因为欧美日韩的工业化最终都因老龄化带来了制造业成本的提升，同时又因上述原因造成了制造业外迁、全球化和移民问题。作者在《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对这个历史过程有较为清晰的回溯研究，有助于读者清晰理解人类工业化、老龄化、全球化和移民问题（及由此导致的全球民族主义复兴）的成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为什么欧美日韩的工业化都导致了制造业成本的提升呢？

一是因为欧洲左翼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先发国家内部左翼力量积极参与并影响国家政策制定，一系列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这些“额外”支出自然就增加了国家的整体经济成本。

二是在工业化进程中，一些举足轻重的企业家开始意识到如果工人的消费能力不足，则产品销量难以增长，产能也容易过剩。福特汽车的创始人Henry Ford是其中的代表，他通过创造流水线作业方法提高T型车的产能，但发现产能提升后缺乏相应的购买人群，进而开始“从我做起”，大规模提高福特汽车工人的工资。这种竞相提升工资的情况开始在美国普遍出现，催生了美国的消费主义，使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内需市场。

三是战后东亚先发国家的经济政策目标旨在主动打造强大的“中产阶级”。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在1960年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除了供给侧的强化政府投资、扶持重点产业、推动技术立国之外，还十分强调收入分配的调整，旨在纠正农业与非农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地区之间以及各阶层收入上的差距，来扩大日本中产阶级范围，最终形成了日本引以为傲的“一亿总中流”。

全球化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先发国家制造业成本的提升使得企业如果需要维持利润，就需要将产业链中低技能劳动密集型部分不断转移至劳动力价格更低的海外，而海外后发国家承接这部分产业后，开始自己的工业化进程。换言之，全球化是先发国家工业化与内部分配公平化的一个结果。

显而易见的是，因分配公平化导致的先发国家制造业成本的提升，其实质是先发国家的中下阶层在共享先发国家经济成长的收益，无论是工资收入的提升还是社会保障的完善，都是社会更加文明进步的体现。

中国大陆在全球化之初主要承接的是先发国家跨国企业转移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是欧美日韩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外包，因此当时中国大陆十分担心劳动力价格提升会导致失去这些来自海外投资的机会，因为当时并无多少议价能力，跟中国大陆争取这些机会的，还有东南亚国家、东欧国家和南美国家。

但时过境迁，中国大陆今日的产业现状，已经如同欧美日韩当年那样强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建立并在不断完善，但保障能力还比较弱，导致老百姓的预防性储蓄不断增加、家庭代际转移难以减弱。

作者一直持有一个与许多专家学者都不太相同的观点，即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历程与先发国家相比，存在一个最大的不同，也就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了东部优势和大城市优势，导致中西部和农村人口的家庭结构被彻底改变。东部和大中城市的家庭结构基本可以维持原状，也即三代人哪怕不在同一屋檐下，也在同一城市中。但对数亿中西部和农村人口而言，无论是通过考学还是通过进城务工获得工作机会，都意味着三代人必然出现物理上的分离。这种分离还要连带城镇与农村之间的社会保障差异。目前超过1亿人口的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只有200元/月左右的养老金。这导致远在他乡就业的中年人，需要将收入的相当部分用来补贴老年人，同时要么在就业地供养子女，要么只能将子女留在老家，从而形成留守儿童。乡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是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通过考学真正改变命运，绝大多数只会成为最普通的劳动者。如今，第一代留守儿童成长起来，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作为3.8亿流动人口中的一员，已经开始反思生儿育女的必要性。这就导致少子化问题的加速。

这些问题作者过去几年已经反复讨论。如果不能从工业化、老龄化和全球化历史的视角去回溯这些问题的成因，就难以找到解决中国大陆自身问题的金钥匙。每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有相似性，但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大陆的体制、文化、资源和人口结构导致了自身问题的特殊性可能远远多于其他先发国家，而这些问题，恰恰是被曾经的学者专家们有意无意忽略的。

既然今天中国大陆的产业优势已经无出其右，那像全球化初期那样对劳动力价格提高的存在担忧就变得毫无必要。欧美本已在等待中国大陆制造业成本提升进而输出通胀，但这些情况迟迟不发生，反而让先发国家要批评中国大陆通过补贴压低成本，造成先发国家产业受制，甚至要通过关税阻挡中国大陆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哪怕让先发国家的消费者自己来承担价格的提升。

这是何苦呢？

中国大陆2024年出口退税19,281亿元人民币，1.9万亿，这是直接补贴给出口部门的，难道最终补贴的不是海外消费者吗？为什么不能提升中国大陆制造业的工资水平，直接提升海外售价呢？欧美日韩的消费者，能够容忍俄乌战争带来的价格提升，能够容忍关税带来的价格提升，难道不能容忍进口产品直接的价格提升吗？为什么要把出口产品价格提升的机会拱手让于战争、制裁导致的通胀，让于出口目标国的关税呢？为什么不把1.9万亿出口退税中的相当部分，变成对农村养老金的补贴呢？

作者在去年参加财政部的座谈时提出，农村养老金看似是补贴农村老年人，但实际上，是在减轻中国大陆上亿人口的家庭代际转移负担。如果能将农村养老金提高至500-1000元/月，那实际上给予了其城镇子女300-700元/月的现金补贴。这些补贴将直接转化为农村和城市的两部分消费，并且这种消费是完全基于老百姓自身需求的消费，而不是针对生产端买手机、买汽车那样的定向补贴（《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关于促消费问题的座谈发言》）。

作者自2023年6月《消费能力去哪里了》一文开始讨论需求侧问题，期间主要从中美博弈、全球化和老龄化等各个视角去分析需求侧改革、也即最重要的分配改革的急迫性与重要性。不少读者都会问，如果要补贴社会保障体系、补贴居民，钱从何来？同样的，放在今天的语境下，就是“投资于人”，钱从何来？

如果对官方主导的资金流转和民间主导的资金流转有足够多微观的体察，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作者此前一直未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这个部分，是因为如果对内需重视的前提都不存在，那这种讨论是毫无意义的。

现在不同了。内需成为战略方向后，对钱从何来的讨论就必须细化。这涉及到国民经济分配的主要方面，并且不仅是从理论概念上去理解，还必须让理论概念与现实逻辑相结合。

作者认为，投资于人的钱从何来，从官方而言，可以有如下考虑：

1、由中央主导，全面调查统计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补贴、非财政补贴或不以补贴名义但实为补贴的具体情况。全面系统地掌握各级、各类补贴的具体类目、金额，尤其要区分针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补贴和针对生产领域的补贴。没有这个基础数据，就永远只能讨论空中楼阁。

2、大幅压缩市、县级对生产性补贴的权力。包括研发补贴在内的生产性补贴，不应当主导和干扰市场，只能成为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的组成部分。而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从高效使用的目标出发，应当由中央或者至少是省一级来确定。补贴层级越多，越容易导致低效和浪费。作者知晓一些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建议尽快改革税制，以消费税取代增值税，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对生产补贴的冲动。但现实地讲，如果在居民侧收入没有增长预期的前提下贸然进行消费税改革，极易出现基础生活用品通胀进而影响中下层居民日常生活的负面情况，也即今天日本面临的问题。所以，并非税制改革不重要，但时机尚未到来。严格限制市、县级的补贴权力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

3、基于上述第1项的统计数据，从整体上大幅降低对生产性补贴的金额。这里面当然包括了已经讨论过很多年的，大幅降低出口退税金额。

4、改变传统的“以工代赈”思维，在基建支出方面要精而细。财政支持的基建资金需要逐渐考虑已建成基建的维护问题，逐渐将以新建为主，转变为维护为主。要严格限制在无人区大搞基建，除非有安全等方面的战略考虑，在深山老林中花上亿资金建路桥这种无效支出，应当一律禁绝。

上述4个方面，将解决“钱从何来”的问题。这些问题，说起来容易，其实已经涉及央地财权、事权，系统改革的难度是很大的。但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现实而言，如今都是箭在弦上。

那在“投资于人”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作者认为：

1、要严格限制名为支持消费实为支持生产的补贴。过往消费补贴大多都是供给侧思路的补贴，也即指定消费品类、数量进行补贴，这种补贴具有短期性，其目标是解决一定时期的产能过剩问题。类似育儿补贴这种定向补贴，最终效果之所以不会太好，是因为一旦限定了消费领域，那相关企业就会通过先行提价的方式（比如奶粉涨价），消化掉这部分补贴，老百姓能得到的实惠很少。同时，智能产品、大件家电的消费是有周期的，此类补贴总体上有利于经济上仍有优势的阶层，其边际效益会随着补贴时间的延长，越来越小。

2、对生产端的补贴要与“投资于人”进行挂钩。简言之，对生产端的补贴要尽可能与被补贴企业员工工资收入的提升挂钩。同时，要完善补贴追回机制，一边拿补贴，一边买理财显然是不合理的。

3、要力促大型企业成为提高员工收入、与产业链上下游共生的表率，形成社会风气。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基本都是大企业的下游和供应商，许多是在艰难生存。只有强健的大型企业，能够主导形成提高员工收入的风气，能够实质性地提升产业链上下游的收入水平。历史上，没有一个先发国家的分配变化是仅仅靠政策实现的。大型企业的企业家自省、股东自省异常重要。只有大企业家、股东意识到需要给员工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减少对短期股东利益的考虑，那全社会的分配调整才有转向的可能。企业规模大、发展稳定、营收不断提高、利润不断提高，但员工流失率高，员工收入无法得到明显提升，供应商收入无法保障，产业链无法共同成长，这样的企业在今天是可耻的。今天还在为低劳动成本优势摇旗呐喊的企业家和学者，显然是脱离时代的，不应该被舆论鼓励。

4、在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补贴时，要充分理解今天中国大陆特殊的家庭经济结构。作者强烈建议改革统计标准，在进行国民经济收入统计分析时，打破空间限制，以三代人家庭为单位而非以个体或小家庭为单位来调查统计真实的中国大陆家庭经济状况。税制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一个现实原因是，有的家庭老年和中青年6口人都有收入和社保，但有的家庭，仅有2名中青年有收入和社保，各自的负担天差地别。

5、要优先考虑对农村养老金的补贴，理由已如前述。对育幼、科教文卫体等其他社会保障领域的非货币补贴，要通过公开补贴资金及使用进程的方式，对全民公开，形成全民监督，避免形成新的基建浪费。

上述作者一家之言，希望类似具体的讨论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犹如作者在《需求侧的困惑》中所言，中国大陆需求侧的孱弱，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各方的博弈惰性导致。当此之时，既然官方已将内需定位为战略方向，那各方就应当更加积极地参与。

日本在进行分配领域的诸多关键改革之际，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们纷纷成为老百姓的代言人。比起网络舆论经常批评的先发国家，中国大陆的学者们实在代言产业太多，代言民众太少。希望被老百姓养起来的专家们此次能够同向努力，技可以不如人，但不要失了最后的骨气。

最后，作者将过往两年多关于需求侧改革的部分文章列表如下，供各位读者回溯参考。多年以来，作者所持观点一直不变，并将继续接受时间的检验。

1、《消费能力去哪里了》（2023年6月）

2、《分配问题为什么最重要》（2024年1月）

3、《慕峰：如何提升民众的可支配收入》（2024年3月）

4、《需求侧的困惑》（2024年9月）

5、《从经济地理的视角去思考新一轮财政政策》（2024年10月）

6、《川普关税的底气与中国大陆的内需》（2024年10月）

7、《不畏浮云遮望眼——对经济热点问题的一家之言》（2024年12月）

8、《沉舟侧畔千帆过——关于热点经贸问题的座谈发言》（2024年12月）

9、《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关于促消费问题的座谈发言》（2025年10月）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