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2012年推荐的一篇长文，现在读刚刚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十字路口Crossing ，作者：Koji，原文标题：《王兴 2012 年推荐的一篇长文，现在读刚刚好》

身在硅谷，心在“别处”

Peter Thiel把手伸进牛仔裤口袋，掏出一部iPhone，举了起来。

“我不觉得这算什么技术突破，如果你把它和阿波罗登月计划比一比的话。”他说。

当时，Thiel正在等位子，地点是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市中心大学大道上的Cafe Venetia。这条街，基本就是硅谷的起飞跑道。

咖啡馆里坐满了人。看起来都很健康，穿得随意，手里清一色是苹果设备，聊的不是点子，就是天使投资。

十年前，Thiel就在同一个地方，和他的朋友Elon Musk喝咖啡。那次聊天，他们做了个决定：把他们一起创办的在线支付公司PayPal推向上市。

2002年，PayPal完成IPO后不久，就以15亿美元卖给了eBay。那一单里，Thiel个人拿走了5500万美元。

Thiel的大部分财富，几乎都是在Cafe Venetia附近赚到的。

PayPal的第一间办公室，就在这条街上往前走五个街区，一家自行车店楼上。马路对面是大学大道156号，那是Facebook最早的总部。

2004年夏天，Thiel给了一个从哈佛退学的小伙子50万美元贷款。那个人叫Mark Zuckerberg。这是Facebook拿到的第一笔外部资金。后来，Thiel把这笔钱换成了7%的股份，还进了董事会。

今天，这部分股份至少值15亿美元。

后来接替Facebook入驻156号的，是Palantir Technologies。这家公司做的软件，能帮政府部门从海量数据里找出诈骗犯。Thiel在2004年参与创办了Palantir，并投了3000万美元。

现在，这家公司估值25亿美元，他是董事会主席。

他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科技投资人之一。

信息时代让Thiel赚得盆满钵满，但也让他失望。

他觉得，技术并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工作，也没在制造业和生产效率上带来真正的飞跃。虚拟世界再热闹，也代替不了现实世界的进步。

“互联网总体是个好东西，但提升有限，Apple很有创新力，但更多是在设计上。”

“Twitter用户很多，但雇的人并不多。”

“也许有五百个人未来十年工作很稳，但这对整个美国经济到底贡献了多少？未必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明显拉高生活水平。”

他对Facebook的评价是“总体偏正面”，原因不是赚钱，而是它带来的社会冲击够大。

Thiel很少更新自己的Facebook。

他“一直没适应BlackBerry、iPhone、电子邮件那一套”，直到一年前才开始发短信。他的跑车有语音识别系统，他到现在也没完全搞明白。

他在旧金山码头区有一栋700万美元的豪宅，还在7月买下了Maui一处2700万美元的海景房。但在他看来，硅谷房价的暴涨不是进步，而是“越来越多的人跟不上了”。

他注意到，Cafe Venetia几乎从来没有空位，大学大道上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只会让本就不正常的房价，看起来更不合理。

硅谷这种虚假繁荣，在他看来，不过是精英阶层思维狭隘的又一个证据。

科技只是在“虚假进步”

Thiel出身中产，读的是斯坦福和斯坦福法学院，去过纽约那种老牌精英律所，也在顶级投行干过活。现在他有两个助理，还有一位专职厨师，最近在看的，是哲学家Leo Strauss那些冷门得不能再冷门的文章。

按履历看，他标准得不能再标准的精英路线。但他本人，对“精英”这群人其实是看不上的。

“精英群体总有一个老问题，他们的判断永远偏乐观。现在可能更是这样。”

如果你是1950年出生的，又正好处在收入前10%，那人生前二十年，几乎是自动“升级”。六十年代末进个好的研究生院，七十年代末在华尔街找份好工作，接着撞上经济大周期。

六十一年下来，你的人生故事就是一路向上、从没停过。但对于美国大多数61岁的人来说呢？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Thiel质疑互联网的重要性，这并不是因为他不爱技术。恰恰相反，他是被技术深深吸引的。他真正失望的是：美国，这个发明了现代流水线、摩天大楼、飞机和个人电脑的国家，正在慢慢失去对未来的信念。

在他看来，很多美国人被各种小设备、小升级迷得团团转，却忘了技术原本可以带来多大的变化。他总是回想五六十年代，那是科学和技术真正进入大众视野的时代，人们谈论未来时，想象力是敞开的，而且野心很大。

对Thiel影响很深的一本书，是法国作家J.J.Servan-Schreiber在1967年写的《美国的挑战》。

这本书当年卖遍全球。

作者认为，美国在技术和教育上的活力，正在把世界其他地区远远甩在后面，并且预言，到2000年，美国会变成一个后工业化的乌托邦：沟通不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收入差距会缩小，电脑会把人解放出来。

书里甚至写得很具体：“每周只工作四天，每天七小时。一年只有39个工作周，另外还有13周假期……这一切，会在一代人之内实现。”

在《杰森一家》和《星际迷航》的年代，很多美国人真心相信，去太空旅行很快就会像坐飞机一样日常。各种大胆到离谱的设想充斥着大众想象：建海底城市，让沙漠重新长满森林，用机器人延长人类寿命，甚至把旧金山湾改造成两个巨大的淡水湖，用大坝隔开，大坝上铺满高速公路。

对那些迷恋科学的孩子来说，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克拉克写下的世界，比现实还要真实，甚至看起来迟早会取代现实。

Thiel认为，对未来的信心，是从1973年的石油危机开始滑坡的。

他把那一年称为“五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从那之后，人类就陷进了一种“技术放慢”的状态。今天再看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说，已经像是另一个文明留下的遗物。

“现在的故事，不是技术失灵，就是技术被拿去干坏事。1970年评选的二十五篇最佳科幻，大概是‘我和机器人朋友去月球散步’；到了2008年，变成了‘银河系被一个原教旨主义联盟统治，有人专门猎杀星球取乐’。”

Thiel的风投公司Founders Fund在官网上有一份关于未来的宣言，开头一句话就很直白：“我们想要的是飞行汽车，结果得到的是140个字符。”（编者注：指Twitter每条消息限制长度为140个字符。）

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想象力的退化，解释了美国的一系列问题：制造业塌陷、工资停滞、金融行业越滚越大。

他说：“变化快得让人眼花，但并没有真正的进步。”

生而为“赢”

Thiel自己的故事始于“黄金时代”的尾声，1967年，德国法兰克福。

他一岁时，父亲Klaus带着全家搬到了克利夫兰。Klaus在大工程公司上班，工作调动频繁，全家跟着到处跑，甚至还去过南非和纳米比亚。光是小学，彼得就换了七所。

最后一次搬家是在他五年级时，全家定居在旧金山湾南边的福斯特城，一个规划社区。上初中前，父母都不许他看电视。在这样的环境下，他长成了一个「天才型独行者」，极度自信，好胜心极强。

他是数学神童，下国际象棋也是全国级别的，棋具上贴着座右铭：

“生而为赢”。

大学里偶尔输一局，他会直接把棋子扫到地上，还会说：如果你能“优雅地接受失败”，那你大概率已经习惯失败了。

十几岁时，他最爱看《指环王》，翻来覆去地读。后来又迷上了索尔仁尼琴和安兰德。高中时期他就信奉自由意志主义，而且信到了极致。不过现在他稍微松了口，觉得政府在科学上花点钱也不是不行。

虽然Thiel已经44岁了，但不难想象他十几岁的样子。他走路时腰微微前倾，好像觉得长个身体挺别扭似的。红褐色的头发上抹了点发胶，鼻子长且有肉感，蓝眼睛很清澈，牙齿很白。

他平时穿T恤运动鞋，喜欢泡咖啡馆。电影《社交网络》里有个演员演了他34秒，他觉得人家把他演老了，而且太像投行那一套了。

虽说他也拥有了21世纪大亨标配的各种奢侈品，但他缺乏那种能自然花钱的品味。他最显著的特点是声音：嗓子里像卡了金属片，把音色压得又深又平，听起来像那种充满权威感的单调低音。

思考稍微一深，他就会卡壳，要么沉默，要么结巴上整整40秒：“我想说是……是……嗯……你知道，就是……对，我某种程度上同意……某种程度上……同意这些。我不……嗯……我不……嗯……某种意义上这是种没什么野心的政治观点。”

Thiel从不跟人交恶，不屑于八卦，也很少开玩笑，别人开玩笑他也当没听见。

他待人随和但又保持距离，既透明又难以看透。你问什么他都回答，还答得很长，但他的逻辑太冷冰冰、没起伏，反倒成了某种拒绝亲近的屏障。

Thiel最好的朋友都是早年PayPal时期，也就是90年代末认识的，甚至更早能追溯到80年代末的斯坦福时期。这帮人跟他，以及他们彼此之间都很像：男性，保守派，数学和逻辑推理超强。

他们的友谊是靠抽象辩论打磨出来的。

David Sacks 2002年离开PayPal，现在经营着企业社交网站Yammer。（编者注：David Sacks现在是硅谷大受欢迎的播客All-in的主播之一。）

他在斯坦福认识的Thiel，两人都在同一个社团。聊的话题都是进化论、自由意志主义哲学和人择原理，就是那个认为宇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意识在观察它的理论。

David Sacks说：“他五分钟就能把你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就像下棋一样。他会深挖，找出你逻辑里的漏洞。他是真的很想赢。”

1998年夏天，23岁的乌克兰程序员Max Levchin刚到湾区，就听了Thiel在斯坦福关于货币交易的演讲。第二天两人在帕洛阿尔托喝冰沙，聊出了PayPal的雏形：一个简单、统一又安全的电商支付系统。

Levchin说：“我有‘聪明人成瘾症’，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必须得多跟彼得待在一起。”

开发PayPal原型那会儿，Levchin和Thiel经常出这种变态数学题难为对方。（比如125的100次方有多少位？答案是210位。）Levchin说：“这有点像一种奇怪的求偶过程，两个书呆子拼命想让对方刮目相看。”

2005年，AI研究员Eliezer Yudkowsky在一次晚宴上遇到了Thiel。他们争论起一个人能不能在股市上有“反向天赋”，也就是说，“反向愚蠢”算不算一种智慧。

Yudkowsky说：“我记得跟Peter的每次聊天都很愉快，话题很广。比起聊天，我更愿意把它比作现实世界里的智商测试。”

在硅谷，没几个人的商业嗅觉能跟Thiel的哲学深度匹配上。当年他不顾一切非要把PayPal做成，其实是想搞出一种绕过政府管制的在线货币。

在斯坦福读书时，Thiel深受法国哲学家Rene Girard的影响。这位哲学家的“模仿欲望”理论认为，人会通过模仿别人来学习如何渴望某样东西。

Thiel曾提到，在很多情况下，人表现出的那种盲从性到了让人不安的地步。

模仿理论逼你去直视这些被掩盖的真相。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他一直试着反其道而行之，去那些没人关注的地方寻找机会。

Thiel的朋友们很看重他这种对古怪思想的包容力。

Elon Musk离开PayPal后创办了SpaceX和Tesla，他说Thiel思考问题不受常规束缚。世界上极少数人能真正做到独立的批判性思维，大部分人要么是靠类比，要么是随大流，但Peter更愿意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去琢磨。

Elon Musk还补了一句，说自己就算挺追求自由了，但Peter比自己还极端。

不过，Thiel本人也并非真的无拘无束。

他在处理成年人的情感世界时显得挺局促，像个还没长大的天才。一位认识他十多年的朋友说，他这人太理智了，不确定他到底在不在意那些亲密的人类情感，反正从没见他表达过，这显然是他性格中发育不全的一面。

虽然他极度好胜，但他又特别讨厌冲突。

在担任PayPal的CEO时，虽然公司里挂着个叫“统治世界（world domination index）”的指标，但他为了避开管人带来的摩擦，干脆把管理职责全分派给了别人。同样，他招人也只在志同道合的小圈子里找，因为对他来说，去判断陌生人能不能共事，实在太费劲了。

Reid Hoffman就是他的老友之一。

在斯坦福当学生那会儿，两人就经常争辩。

Thiel喜欢引用撒切尔夫人的话，说世上根本没有社会，只有个人。Reid Hoffman则是坚定的左派，觉得财产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1997年，Reid Hoffman决定实践自己的理念，创办了SocialNet。

Thiel称这是第一家社交网络公司。

可惜这项目失败了，因为用户总爱用假身份，这并不是当时人们想要的联网方式。后来Reid Hoffman加入了PayPal董事会，成了负责对外关系的副总裁。

2002年PayPal卖给eBay后，Thiel转行做投资。

他拿出一千万美元办了对冲基金Clarium Capital，大部分是自己的钱。

2004年夏天，刚创办LinkedIn的Reid Hoffman和Sean Parker牵线，把Mark Zuckerberg介绍给了Thiel。当时Facebook还只是个针对大学生的网站。

Thiel认定，别人没做成的生意，Facebook能成。

投这笔钱，其实算是他在哲学立场上对好友Reid Hoffman的一次让步。Thiel解释说，虽然他骨子里还是反感社会主导一切的模式，但如果他非要像Ayn Rand那样死守自由主义，他压根就不会投Facebook。

Clarium曾是对冲基金界的突然杀出来的“黑马”。

Thiel和同事们的建仓风格就很有他的个人色彩：别人抛售时他买入日本国债，认定石油供应即将枯竭就做多能源，还敏锐地察觉到了美国楼市的泡沫。

到2008年夏天，Clarium的管理资产超过70亿美元，六年翻了700倍。

Thiel成了大家眼中的投资天才。那年他接受自由意志主义杂志《Reason》采访时还挺乐观，说虽然风向越来越反自由化，但这恰恰说明世界正在变得更加自由，没准是因为日子过得太好了。

2008年9月，Clarium把大部分业务搬到了曼哈顿。

结果那个月底，金融危机爆发。

基金开始亏钱，这种“反向操作”的风格反而害了他。Thiel预测各国政府会联手干预并稳住全球经济，于是他在那年剩下的时间里一直做多股市，结果股市暴跌。到了2009年，他开始做空，股市却又涨了。

投资者纷纷撤资，有人私下抱怨说Thiel点子确实多，但根本不懂交易时机和风险管理。

Clarium的一位大股东觉得，这公司简直成了Thiel的个人崇拜场所，手下全是年轻知识分子，对老板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学他下棋，连不看电视和体育比赛的习惯都学。

Clarium持续失血。

2010年中，Thiel关闭了纽约办公室，搬回旧金山。

今年Clarium的资产只剩3.5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还是Thiel自己的钱，这几乎是他全部的流动资产。一位同事说，Clarium现在实际上成了Peter的家族办公室。

他是个极度好胜的人，08年夏天他本已踏入世界顶尖对冲基金经理的行列，就差那么一步，最后还是错过了。

面对职业生涯的第一次重大挫败，Thiel表现得很冷静，没再把棋子扫到地上。

但随着财富缩水，他开始形成那套关于“技术停滞”的悲观理论。他认定，如果没有新一轮技术革命，全球化的种种弊端会引发更多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全球性的灾难。

Thiel和Sean Parker等人共同经营着Founders Fund，他把精力投入到了一系列大胆的项目中。这些项目比起财务回报，更像是为了实现某种乌托邦理想。

他投资纳米技术、太空探索和机器人。Thiel觉得，比人脑更聪明的计算机将以最快速度改变人类生活，于是他成了Singularity Institute最大的捐助者。

这个智库由他的好友Eliezer Yudkowsky参与创办，目标是迎接“智能爆炸”时刻的到来，并确保机器在自我升级时依然对人类友好。Thiel还给Methuselah Foundation捐了350万美元，这家机构的目标是逆转衰老。

此外，他还是Seasteading Institute的早期赞助人。

这个机构由Google前工程师、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的孙子Patri Friedman创办。所谓的“海上家园”，就是想在公海上建造漂浮的城市，脱离现有法律和监管的束缚。

Thiel对这个点子非常热衷，虽然没打算真搬到海上去住，但他捐了125万美元，还当了一段时间的董事。

别去上大学了，出来开公司吧

Thiel觉得，要解决技术停滞，只能靠那些孤独、大胆、有远见且不随大流的创业者。

硅谷的一个雨天，Thiel穿着风克衫和牛仔裤，开着他的深蓝色奔驰SL500，在101公路和海湾之间的工业园区里找地址。他要去一家叫Halcyon Molecular的公司，那家公司想攻克衰老问题。Thiel是他们最大的股东兼董事。

他开车时没系安全带，随口说了句：“关于要不要系安全带这事，我一直在纠结。”

我问他，不系安全带的纠结点在哪。

“这……嗯……大概是……系安全带的理由是更安全，但不系的理由是，如果你知道这么做不安全，你开车就会更小心。”他一边说，一边往左打方向盘，顺手把安全带扣上了。

“不过从经验来看，系着安全带且开车小心才是最安全的，所以这个点我就不争论了。”

Thiel聊起了他第一次意识到死亡的经历。

这段记忆极其清晰，仿佛就发生在今天早上，但其实那是他三岁时的往事。当时他坐在克利夫兰公寓里的牛皮地毯上，问父亲这毯子哪来的。父亲说是牛身上掉下来的。

那牛怎么了？死了。死是什么意思？死是什么？父亲告诉他，所有的牛都会死，所有的动物、所有的人都会死。

“那天我感觉……那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不安的一天，”Thiel说道。

这种不安一直伴随着他。

即便人到中年，他也没打算跟死亡握手言和，他把这称为“个体死亡必然性的意识形态”。Thiel认为，对成千上万人来说，接受死亡其实是在无视死亡，这是一种属于大众的盲目自满。他把死亡看作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且越快解决越好。

按照目前的医学研究水平，他觉得自己能活到120岁。但在延长寿命的大愿景面前，这只能算是个「中场」时刻。

2010年，他的朋友兼Founders Fund合伙人Luke Nosek告诉他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的故事。这家公司在研发一种通过电子显微镜读取整个人类基因组序列的方法，这能让医生快速了解病人所有的遗传信息，成本只要一千美元左右。

Halcyon Molecular的这项研究有望在检测和扭转遗传疾病方面带来革命性的突破。Thiel决定让Founders Fund成为他们的第一个外部投资人。他看中了Halcyon那些年轻科学家的才华和激情，当对方开口要5万美元时，他反手给了50万美元的第一轮投资。

Thiel总算找到了Halcyon的办公室，停好车快步走了进去。走廊里贴着一排海报，上面写着“如果我们有更多时间会怎样？”

一张画着未来感图书馆的图片配文道：“世界上有1.2亿多本书，你读过几本？”

会议室里正在开全体会。

40来个人，大多二三十岁。大家轮流上台演示，Halcyon的创始人William Andregg偶尔提个问。William Andregg才28岁，个子很高，穿着工装裤和一件没塞进裤腰、皱巴巴的粉色衬衫。在亚利桑那大学读生化本科时，他曾列过一份人生愿望清单，里面包括去其他太阳系旅行。

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就算活一辈子也完成不了其中一小部分。他消沉了几个星期，然后决定把“攻克衰老”放在清单的首位。起初，他不太敢用这个词，但Thiel鼓励他把这作为公司的核心口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疯了，但同样会吸引志同道合的人。

会上，Thiel听那些技术术语毫不费劲。在一段特别晦涩的演示中，他举了下手：“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点冒险，但你觉得原型A的成功概率是多少？”

台上拿着激光笔的科学家回答：“初夏前50%，夏季结束前80%。”

这哥们的头发和胡子非常乱。

但Thiel评价道：“非常酷。”

看到我一脸茫然。

Thiel在他的黄色记事本上写了行字递给我：“把大原子（比如铂或金）附着在DNA上，这样显微镜下就能看清楚了。”

周会上，好几个员工做了自我介绍。Michael Andregg（公司的首席技术官）放了一张幻灯片，上面列着他的兴趣爱好：人体冷冻技术（以防万一）、躲避球、自我提升、个人数字存档通过AI或“意识上传”实现超强智能。

我后来才明白，“意识上传”指的就是在电脑上模拟出人类的大脑。

临走前，Thiel给员工们提了点商业建议。他要求每个人到下周一都要列出三个自己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他告诉大家，要尽可能通过现有人脉网去拉人。他在PayPal就是这么干的。

“我们得抱着‘这公司一定会大获成功’的信念去组建团队。一旦你到了那个爆发点，你就会恨不得昨天就把人招齐，压力非常大。”

下一站是几英里外的另一个工业园。

这家公司的目标是治愈所有病毒性疾病，手段是研发一种“液体计算机”：这是一套由成百上千个分子组成的系统，能处理基础信息。如果一切顺利，这些液体计算机进入细胞后会识别病毒标记，让带有这些标记的细胞通过“短路”直接罢工。

这家公司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甚至要求我不要公开名字。

办公室很挤，三个二十来岁的男生和三个女生正坐在茶水间吃三明治和葡萄，楼下的实验室里塞满了DNA合成仪、流式细胞仪这类设备。他们都是从研究生院跑出来的“叛徒”，正是Thiel最喜欢的那种苗子。

其中一位创始人Brian讲了他的故事。

去年，他在Scripps研究所离博士论文答辩只差13天，结果导师发现他打算弃学创业，直接炸了。Brian边吃午饭边说：“导师非常生气，给我毕业加了一堆苛刻的条件，我只好退学。”（当然，他后来还是拿到了学位。）

在Brian看来，改变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公司，“让大家都有动力奔着同一个目标使劲”。另一位创始人D.J.则是从斯坦福“逃”出来的。在他看来，即便是顶尖大学，也会把那些有诺贝尔奖潜力的天才学生磨成循规蹈矩的职场人。

2010年6月，Brian和D.J.窝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Motel 6汽车旅馆里，准备开车去匹兹堡，在那里的母校卡内基梅隆大学创业。临行前，他们见到了Max Levchin（Thiel在PayPal的老搭档）。Max Levchin把他们引荐给Thiel，Thiel当场就说：“这公司不该开在匹兹堡，它属于硅谷。给我一周时间，我来证明给你们看。”

最后，Brian和D.J.拿着Max Levchin和Thiel的投资，在硅谷扎了根。

Thiel觉得，美国经济的下一个泡沫就是教育。

他把大学管理层比作次贷经纪人，把背负学债的毕业生称为发达国家最后一批“契约劳工”，即便破产也甩不掉债务。在他眼里，这种盲目的社会现状在学历崇拜上体现得很清晰：大家觉得只要孩子进了名校，就能阶层跃迁。

Thiel认为，大学教育已经变成了一份极其昂贵的“保险”，这恰恰证明真正的创新已经停滞了。在经济停滞期，教育成了一场排位赛，

“这完全脱离了对个人和社会真正有益的初衷。”

批评高等教育让学生背上多年债务确实很容易，因为这会逼着他们投身法律或金融等行业，否则他们可能根本不会选这些路。而且在日益阶层化的社会里，大学文凭已经成了必要的敲门砖。

但Thiel的观点更激进：他讨厌“利用大学来寻找学术方向”这种念头。

在他看来，选修人文科学尤其不明智，因为这通常会导致学生最后无奈地把法学院当成保底选择。学术界的科学研究也同样不靠谱，他们谨小慎微且目光狭隘，满脑子都是地盘之争，而不是追求突破。

最关键的是，大学教育根本不教创业。

Thiel认为年轻人，尤其是最有天赋的那批，应该早点为人生做规划，而他最推崇的规划只有一条：开一家科技公司。

Thiel曾考虑过办一所自己的大学，但他觉得很难说服家长去抵制常春藤和斯坦福的名校光环。去年9月，在从纽约回来的飞机上，他和Luke Nosek冒出一个主意：

给那些愿意辍学创业的天才年轻人发放奖学金。

Thiel行动极快：第二天，就在旧金山的TechCrunch Disrupt年度大会上宣布了“Thiel Fellowship”：

每年选出20名20岁以下的年轻人，每人给10万美元，资助两年。这计划一出就上了新闻，批评者指责Thiel在教唆年轻人为了追逐财富而中断学业。

Thiel辩解说，获奖者在两年结束后还可以回学校。

这话虽然没错，但多少有点心虚，因为他的目标里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想成心给顶尖大学添堵，并顺手挖走他们最优秀的学生。

Founders Fund、Clarium Capital还有Thiel的基金会，都挤在旧金山要塞公园边上一栋砖石玻璃结构的大楼四层。从窗户望出去，能看到恶魔岛和金门大桥。

这栋楼其实是在卢卡斯影业旧金山总部的院子里，一楼还摆着达斯·维达和尤达大师的雕像。凑巧的是，Thiel最喜欢的电影正是《星球大战》。

结束了对那几家生物技术公司的走访后，Thiel准备面试几位奖学金申请者。在600多名申请人中，只有50个人进到了最后环节。第一个坐在深色会议桌前的是个叫Andrew Hsu的华裔，来自华盛顿州。

他是个19岁的天才，牙上还戴着矫正器。

他5岁就能解简单的代数题；11岁和哥哥一起办了非营利组织，给亚洲国家提供课本和疫苗；12岁考入华盛顿大学；直到最近，他还是斯坦福神经科学专业的四年级博士生。

他想办一家公司，根据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开发教育类电子游戏。他说话的语气简直跟Peter Thiel一模一样：“我的核心目标是颠覆教育和游戏这两个行业。”

Thiel表达了他的担心，他怕这种公司会招来一帮抱着“非营利心态”的人。他觉得这些人会想：“这事儿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在做好事，所以不用拼命干。顺便说一句，我觉得这种心态在清洁能源领域已经成了通病，那里吸引了很多才华横溢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拯救世界。”

“他们干活不努力吗？”Andrew Hsu问道。

“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是说，就因为公司带点教育属性，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

“没错，我们之所以不愿投这类公司，主要就是因为最后会招来一帮不想太努力的人。这也是我对这类公司为什么不成功原因的理解。”Thiel说。

Hsu听懂了Thiel的话。他说：“没错，这其实是一家游戏公司，我不会说它是搞教育的。我想招的人都是那种死磕技术的游戏工程师，他们肯定不会偷懒。”

Hsu最终拿到了奖学金。

还有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斯坦福大二学生也拿到了，他从9岁起就盯着能源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那时候他还想造永动机。

他告诉Thiel：“折腾了两年没成，我发现就算真解决了永动机，如果太贵了也没人用。太阳就是个永恒的能源，但我们没利用好，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死磕怎么降成本。”

17岁的时候，他开始研究太阳能追踪镜。

如果能发明出一种足够便宜的方法，用这东西来集热，太阳能就能在价格上打败煤炭。在斯坦福读书时，他开了家公司专门研究这个，但学校不让他用这个项目抵学分。于是他干脆休学，来申请Thiel的奖学金。

我问他担不担心没上完大学会有损失。

他说：“我觉得我已经从斯坦福拿到了最好的东西。我现在住在一个叫Black Box的创业者公寓里，离学校很近。那儿有热水浴缸和泳池，特别有意思。周末我还能回学校找朋友玩，社交生活一点没丢，平时还能干自己真正爱干的事。”

接着进来的是两个斯坦福大一新生，Stanley Tang和Thomas Schmidt。他们想做一个叫QuadMob的手机应用，能让你在地图上实时看到好朋友的位置。

Stanley Tang是香港人，他说：“就是掏出手机就知道哥们儿在哪，是在图书馆还是在健身房。”他以前还出过一本讲互联网百万富翁的书。他接着说：“每周五晚上去参加聚会，老是跟朋友走散，大家转场去不同的聚会。我得不停给十来个人发短信问‘你在哪’，这真的很麻烦。”

Thiel问他这个东西怎么改变世界。

Stanley Tang说：“我们在改变大学生活，把人连在一起。以后还会改变整个社交生活，填补数字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空白。”

Thiel听完不太感冒。

这听起来太像那种在Facebook和Foursquare缝隙里找活路的创业公司了，肯定没法带美国走出技术停滞。最后这两个人没拿到奖学金。

1992年，斯坦福法学院有个叫Keith Rabois的学生在学校里闯了祸。他站在一个助教的宿舍门口大喊大叫，用很难听的词辱骂对方。这事闹得很大，他最后被迫离开了斯坦福。

当时也在读法学院的Thiel是学校里一个保守派团体的领头人，还创办了《斯坦福评论》杂志。没过多久，他就决定和哥们儿David Sacks合写一本书，专门讲学校里那些所谓的“政治正确”有多危险。

David Sacks说：“Peter挺早以前就想写书了。你要是大学时问我们Peter以后会干嘛，我们肯定觉得他会当个很有名的评论家。但我们也知道他想赚钱，而且不是小钱，是赚大钱。这感觉就像，他决定先当个亿万富翁，再去当个思想家。”

1995年出版的《多元化神话》是Thiel至今唯一的著作。这本书里举了一个又一个例子，全是吐槽校园里身份政治搞过头的，提醒大家如果不警惕这种不宽容的风气，最后可能演变成专制。

他们甚至把当年辱骂助教的Rabois说成是面对“猎巫行动”时非常有勇气的个人。书里写道：Rabois的行为挑战了最根本的禁忌，因为如果暗示同性行为和艾滋病有关，就是在说某些生活方式更容易得病，也意味着并非所有生活方式都一样好。

写这些仇视同性恋的文字时，Thiel并没有和合著者Sacks聊过这对他个人意味着什么。Sacks告诉我，Peter那会儿还没出柜。直到2003年，也就是Thiel三十多岁的时候，他才告诉朋友们真相。他曾问一个朋友：“你知道金融圈里有多少人敢公开出柜吗？”

他解释说，不想让性取向影响自己的工作。

虽然Thiel还是不太爱聊同性恋这个话题，但他坦白说，后悔写过Rabois那个案子了。

他说：“现在我觉得身份认同这些事要复杂得多。确实有属于同性恋、黑人或女性的特殊经历，这确实有意义，但当时大家都倾向于夸大这些，把它变成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

他觉得，自己当年反对“政治正确”的做法，其实也同样陷入了另一种僵化的思维。现在提起《多元化神话》这本书，Thiel甚至会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校园里那点政治正确，跟国家面临的大问题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Thiel继承了父母的基督教信仰，不过他觉得自己的观点有点“非主流”，因为这还掺杂了他推崇的文化自由主义。

他说：“我相信基督教是对的，但我并没觉得非得去说服别人也相信。”（很难想象Thiel这种好胜的人会在其他话题上表现得这么淡然。）

Sonia Arrison是一位研究长寿领域的作家，她2003年第一次见Thiel时，听他在午餐会上讲美国宪法的失败。

八年过去了，虽然两人成了好朋友，但她对Thiel的宗教信仰还是一头雾水。她说：“他不告诉我他信什么，他觉得我应该自己能看出来。他从不正面回答我他到底信不信上帝。”

Thiel甚至把信仰和经验主义的区别，比作技术和全球化的区别。他说：“技术就像神迹，是创造出以前不存在的东西；而全球化就像是进化论，是不断复制已经存在的东西。”

至于身为同性恋和基督徒的矛盾，Thiel觉得这事确实很复杂，但他还是反感那种“如果你要政治正确，就必须放弃信仰”的观点。

朋友们觉得，Thiel的这些个人标签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思想。Thiel自己倒没说得那么绝对，但他总爱用些虚实结合的话把这事儿绕过去。

他笑着说：“我也能编出一些故事，说这些身份怎么影响了我，但我觉得那没啥意思。同性恋身份可能让你像个局外人，有坏处也有好处。但这种说法听起来太刻意了，没准儿我像个局外人是因为我小时候是个性格内向的天才，而不是因为我是同性恋。也许是各种因素混在一起吧。”

他露出了一个看透一切的微笑，补充道：“也可能我压根就不是什么局外人。”

“乌托邦”信徒们的一场晚宴

3月底，Thiel办了一场小晚宴。他的豪宅就在旧金山要塞公园和海湾之间，旁边就是艺术宫。

屋里的棋盘，还有塞满科幻和哲学书的书架，是这房子主人唯一的个性标签。除此之外，客厅和餐厅装修得优雅得体，但看不出是为谁专门设计的。

Thiel的助理们穿着黑色礼服，忙着给客人斟酒，请大家入座。每个位子上都放了菜单，三道菜，主食可以选清蒸三文鱼或者甜椒波伦塔。

Thiel的客人们坐在烛光餐桌前，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在座的有他在斯坦福的老友David Sacks，也就是《多元化神话》的合写者。有Founders Fund负责生物技术的Luke Nosek；还有AI研究员Eliezer Yudkowsky。

后者是个连初中都没念完的天才，在网上写了一部上千页的哈利·波特同人小说，试图用科学方法来解释魔法。

另外还有“海上家园”的创始人Patri Friedman。他瘦瘦小小的，留着短发和一圈薄薄的胡子，穿衣风格古怪，有点像小说《罪与罚》里的主人公。

开会的过程中，大家主要聊了两件事：

创业有多牛，以及高等教育有多废。

Luke Nosek觉得最好的创业者这辈子就该死磕一个主意。他的基金会就是专门支持这些有远见的人，让他们自己说了算，省得那些水平一般的职业经理人跑来指手画脚。

Thiel顺着这个话题聊了下去。他说，美国以前有四个地方最吸引有野心的年轻人：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和硅谷。但现在前三个地方都不行了，华尔街在金融危机后彻底没了光环。

现在只有硅谷还在吸引怀揣大梦想的年轻人，尽管他们的灵感有时候还没毕业就被大学教育给掐灭了。他的奖学金就是要帮这些天才在被体制同化之前，先动手改变世界。

我插了一嘴，觉得留在学校还是有好处的。

比如读读文学和哲学名著，跟不同观点的人辩论一下。毕竟，Thiel本人就是这么受教育的。他在书里也写过，“文明是解决多元文化乱象的良药”。我挺认同这话。这种由自由意志创业者组成的圈子，难道不也是另一种自我封闭的小团体吗？

桌上的反应非常激烈且一致。

Eliezer Yudkowsky说，听我提到那些“名著”，他生理上都觉得反感。Luke Nosek明显被激怒了，他说自己在伊利诺伊州读高中时，英语课就不及格，因为老师说他不会写作。如果有这种奖学金，像他这样的人就能少受很多苦。

Thiel看着争论的方向，露出了微笑。然后他往后推了推椅子说：

“大多数晚宴要么太长，要么太短。”

Thiel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别人嘲笑他的投资项目时。

但他也有个毛病，总觉得只要是“少数派”的观点就一定是对的。

当年他替Rabois辩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是一个人对抗全世界。

金融危机期间，他因为拒绝随大流而损失了数十亿。如果说AI和“海上家园”是人类唯一的希望，那绝不是因为大家在嘲讽或者害怕这些东西。

而且，Thiel那些乌托邦式的项目到底能带给人多少希望，现在看也并不明确。

他认为创新匮乏是经济衰退的主因，这套理论很有说服力，但并非真理。

七十年代以来，火车和飞机几乎没怎么提速，中等收入水平也没怎么涨。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联系？美国工人的生产力在提高，中产阶级却在萎缩。Thiel对此很不屑，直接无视证据说：“我不信那些生产力数据，大家只是在测量投入，没看产出。”

那么，机器人和AI的突破凭什么就能过转这个趋势？

Thiel说：

“没错，机器人革命会让很多人丢掉饭碗，因为干同样的事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但它的好处是能把人解放出来去干别的事。虽然会有社会动荡，但我认为那跟我们现在的困境不同，现在的麻烦是全球化带来的。”

问题是，如果芯片生产可以外包，长寿药难道就不会吗？在一个缺乏监管的市场里，谁能保证这些药能公平分配？技术突破并不总是能消除不平等，有时反而会加剧它。

长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如Thiel所说：“最极端的不平等，莫过于生与死的差别。”

最先活到120岁的人，大概率是富人。

对挣扎中的美国人来说，能源和食品的进步对生活水平影响最大，因为这决定了物价。

这种疏忽很说明问题。

在Thiel的技术乌托邦里，可能只有几千个美国人能坐着自动驾驶汽车活到150岁，而几百万人却因为干不过电脑而丢了工作，然后在60岁时去世。

下一场技术革命也许就在眼前，但它不会自动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

Thiel最爱说的“颠覆”和“冒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对他人的苦难缺乏感触。那些被枯燥工作、金钱烦恼和孩子问题困扰的“平庸大众”所经历的心碎和挫折，他似乎完全免疫。

Thiel和他的硅谷圈子之所以能想象出别人想不到的未来，恰恰是因为他们拒绝离开那个充满好奇的少年阶段，而大多数人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观点找逻辑和分析支持，但一种私人哲学往往源于内心深处某个角落，源于对世界最初的期待。

Thiel也不例外。

他想长生不老，想逃到外太空或者海上的城邦，想跟一个能聊托尔金的机器人下棋，因为这些全是他童年时代的幻想。

好在，Thiel的幻想目标是让世界变得更好。

他说：

“看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思考正确的问题了。其实只要问一句‘做点什么能让美国变得更好’，就是一大进步。虽然现在很多事都不如意，但我莫名地感到乐观。这是一场让人如释重负的危机，虽然不知道走向何方，但至少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根基已经烂掉了。比起烂透了却还人人觉得形势大好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处境要好得多。”

这就是一个硅谷亿万富翁的“自由意志主义未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