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02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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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大米和小米 ，作者：ADHD作者，原文标题：《看罗永浩ADHD自白才敢说：我因拖延搞砸5次约稿后，靠1个动作救了自己！》
没有怎么关注罗永浩的科技春晚，但作为ADHD人士，一大早就被罗永浩的“自白”戳中了，尤其是作为自媒体人，在刚收到一位pr的催稿后……罗永浩演讲迟到40分钟自曝因ADHD，就应该被原谅？
罗说自己的发布会从来没彩排过，幻灯片也从没提前做完过，多年来没出大问题全靠体力、经验和时灵时不灵的药物支撑。
这点我完全相信，一方面是我本人有过无数相同经历——他搞砸发布会、我搞砸约稿。
一方面是我曾粉过他一段时间，看过他以前的产品发布会，知道这次真的不是第一次出问题，只是以往的问题都比较小，都靠他那张巧舌如簧的嘴顶住了。
也就是说，他是那种典型靠天赋智商代偿的ADHD，每次都在赶死线，每次都在死线前完成了任务。
但这种经历是很磋磨人的，自己痛苦，合作人也痛苦，而且越是重视的项目，越不容易完成，回回都是在严重焦虑内耗中挣扎，每做完一个项目都如同扒层皮，对于心力和体力是非常大的消耗。
罗说这次出问题是因为体力下降、药物失灵，这点我也是完全相信的。因为自己也有同感，以前拖稿到最后一天，都是连夜搞完，就算是拖最多也就拖个一天，但这两年随着年龄增大、体力变差，连夜赶稿身体是真受不了。
拖过死线的次数越来越多，新的更大的焦虑也会随之而来，然后就开始恶性循环……
说这些不是想为罗永浩或自己辩护，因为ADHD焦虑的源头就是因为知道这样做不对但又完全控制不住，能像罗这种靠天赋代偿的已经是万里挑一了，更多的是像我这样默默挣扎，甚至是连基本学业都无法完成的普通人。
尤其在青少年群体中，ADHD确诊率也不低，借由这次事件，我也想让更多沉默的挣扎被看见。
下面要说的，就是我自己最近两次搞砸约稿，又如何从泥潭里爬出来的事件——
文图|阳阳妈妈
我是一名成人ADHDer，一名自闭症孩子的妈妈，也是一名自媒体人。
今年年初，为了弄清孩子拖拖拉拉、注意力分散是不是合并了ADHD，我开始查阅各种资料。
结果越查越心惊：那些描述不像在说我儿子，倒像为我量身定制。
去医院检查后，谜底揭晓——我才是那个ADHDer，中度，还附赠了抑郁与焦虑的“组合套餐”。
确诊那一刻，我的人生仿佛被一道闪电劈亮。
脑子里嘈杂的声音、莫名的烦躁、永远的拖拖拉拉、记不住的数字、丢三落四的日常……过往所有让我自责的失败，忽然都有了答案。
原来我不是一个“烂人”，我只是一个病人。这种“被正名”的感觉，让我获得了久违的平静。
我开始积极治疗，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过专注达、百思平等药物。但效果总与代价相伴：专注力提升有限，副作用却汹涌而来。
百思平让我夜夜梦魇，早醒，清晨昏沉；专注达则考验着我本就脆弱的胃，经常一吃就胃痛，要是再碰上感冒，甚至能心慌得无法下床。
抗抑郁药则因我总记不住按时吃，看了说明书后不敢再碰。
与此同时，孩子的干预和我的稿债这“两座大山”巍然不动。
我的大脑像一台拥有顶级处理器却配了老旧启动马达的电脑，明知任务重要，却因“畏难”而死死卡在启动界面。
随之而来的焦虑，让我本能地逃向手机、游戏任何能提供瞬时慰藉的东西。拖延、焦虑、逃避，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将我牢牢锁死。
光是工作上的约稿，近两年我就搞砸过五次。它们的模式出奇一致：
编辑老师约稿后便不再催促，而我又在截稿期前后遭遇生病、搬家等意外。一旦拖过deadline，羞愧感便让我无法开口，只想着“写完再道歉”。
结果，拖欠的稿子成了心里的刺，越焦虑越无法启动，越拖刺扎得越深。最久的一根，甚至拖到了编辑离职……
每搞砸一次，我的自信就被削去一层，搞砸的频率也随之越来越高。
最近两次，都发生在我非常看重的大米和小米。
第一次，我想写写ADHD和阿斯伯格的社交困境。
选题通过了，我摩拳擦掌，感觉有无数亲身经历可以倾泻而出。可刚开了个头，其他平台的催稿通知就滴滴作响，那些是有了明确死线的任务。
我的大脑像被设置了优先级，自动将没有催稿的稿件划入了可以稍后的区域。我安慰自己：
“这篇太重要了，不能仓促写，等我忙完手头紧急的，就专门留出一整块高质量时间给它。”
就在这稍后的间隙里，我看到了大米和小米一篇关于“ADHD与自闭症是天生搭子”的文章。（科学揭秘：自闭症找朋友，为什么多动症成了天选搭子）它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我和老公的日常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强烈的共鸣感瞬间转化为澎湃的表达欲，一种“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写”的冲动攫住了我。
我立刻兴奋地报了这个新选题，并在一种类似心流的状态下顺利完稿。（多动症妻子吐槽自闭症老公：我怀疑我嫁的是一个AI！）
你看，当多巴胺降临，当新奇和紧迫同时到位，我的执行力可以毫不逊色。
然而，兴奋的潮水退去后，沙滩上露出的，是那篇被耽搁许久的社交困境。它已经从一篇普通的稿件，变成了一座证明我故态复萌的纪念碑。
编辑老师的沉默，在我耳中不再是宽容，而是无声的质询。每次看到选题列表，它的存在都让我心头一紧。
我想过补救，可另一个声音在说：
“都过去这么久了，编辑老师肯定觉得你不靠谱，现在再去写，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我一边想着哪天写好再去带着它找编辑，一边却再次进入了焦虑—回避—拖延的漩涡，给心底又扎了一根新刺。
第二次在9月底，当时我状态很好，重新服药也无不适。我信心满满地报了新选题，甚至立下“国庆前交稿”的军令状。
第二天我文思泉涌，只是写到一半觉得有几个细节需要核实，便决定晚上问完再继续。
然而，当晚孩子突然发烧，一切计划戛然而止。假期在照顾孩子中耗尽，我错过了自己的死线。愧疚感如潮水般淹没了我。
“已经晚了，等写好带着稿子一起去道歉吧。”
我不得不这样安慰自己，然而这个念头却让启动变得更加困难。
孩子病好了，我又病倒了。时间就这么一周周过去，文档打开又关闭，我与编辑老师的对话框成了审判席，我迟迟不敢上前。
期间恰逢中秋，我还收到了编辑老师寄来的礼物，可我连一句“谢谢”都羞于发送，只想等稿子完成再去“赎罪”。结果，当然是恶性循环。
自此，我的生活陷入标准化的泥潭：
●早晨：送娃后精疲力尽，想“刷五分钟视频”回血，一抬头已是下午。
●午后：在“一天又废了”的焦虑中，用家务麻痹自己。
●傍晚：仅剩的一小时无法处理复杂稿债，只能写点简单的。
●深夜：孩子睡后，在懊悔中失眠，靠游戏视频麻痹神经至凌晨两三点。
直到一天，机缘巧合之下，编辑老师到我在的另一个群约稿。
那个头像出现的瞬间，我的焦虑和羞耻到达了顶峰，当时心跳都过速了，我不断告诉自己等明天写完稿就和编辑老师坦白，然而又浑浑噩噩过了两天，我依然没能开始写稿，依然不好意思去找编辑老师。
我终于彻底崩溃了，向AI助手DeepSeek发出了求救。
AI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核心误区：我把完成稿件当作了沟通道歉的前提条件。这个完美的逻辑链条，恰恰是困死我的牢笼。
它给出的修正方案也简单到不可思议：颠倒顺序。先沟通，后写稿。
我挣扎、抗拒，找尽借口。直到一个念头闪过：何不将这次惨败的内心挣扎全部公开？
既然大米和小米关注特殊群体，那么我这份ADHD的临床级心理样本，或许能帮到更多人。
这个想法得到了DeepSeek的全力支持。说来讽刺，把搞砸的过程变成选题这种突然闪现的点子，恰恰是我最擅长、也最被合作方认可的能力。我的选题通过率很高，不管是在大米和小米，还是其他平台。
但可悲的是，我无数次用精彩的构想点燃了合作的序幕，却又无数次倒在通往终点的执行路上。
这种思想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之间的撕裂，曾是我痛苦最主要的来源。
所以这一次，我真的很想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走出新的自救之路。
于是，最终我在DeepSeek的鼓励和话术帮助下，颤抖着打开了与编辑老师的对话框，按下了发送键。
那一刻，我全身虚脱，大脑空白，心脏狂跳，几乎要哭出来。那是在等待审判，也是在迎接解脱。
直到编辑老师回复：“觉得你的想法很真诚，可以写。”
我活过来了。
三天后，我平静地打开了这份文档。
回顾这一切，我获得的不是一次“成功自救”，而是一个血泪换来的认知：当你用旧方法走投无路时，答案往往藏在一条你从未试过的新路上。
对于ADHD，那个“等我把一切都准备好再开始”的念头，是最大的陷阱。
破局的关键，往往在于先完成一个最小、最关键的动作——哪怕是说一句“对不起，我搞砸了”。
这个动作，会瞬间拆解掉幻想中的巨兽，让它变回一个可以处理的具体问题。
基于这次经历，我想给可能陷入类似困境的ADHD朋友几点具体建议：
当你陷入思维反刍时，不要独自挣扎。可以试着像我一样，向AI助手倾诉。它能帮你厘清混乱、提供策略，更重要的是，它的绝对理性和永不厌烦，能承接住你所有的焦虑和羞耻，给你迈出第一步的勇气。
牢记“完成大于完美”。主动降低启动门槛，告诉自己“我只写10分钟”或“我只写一个烂开头”。行动是打破焦虑的唯一途径。
在任何合作关系中，一旦预感到可能延误，请立刻、简单地沟通。一句“抱歉，我遇到些状况，可能会晚几天交稿”，远比漫长的沉默和最终的崩溃来得专业。
如果你的挣扎与你所在的领域相关，不妨思考，这份真实的痛苦经历本身，是否就是一个值得分享的、能帮助他人的独特内容？
回看整个自救过程，我最大的感悟是：我们无法消灭ADHD，但可以学会与它共舞。
它的确让我屡屡陷入泥潭，却也赋予了我敏锐的洞察，让我能捕捉到那些“正常人”忽略的情感褶皱，并最终想出了这个“将伤疤变为作品”的破局点子。
我与ADHD的战争远未结束，但至少这一次，我赢了。不是赢在写完了稿子，而是赢在，我终于学会了如何拆掉自己脑中的墙。
前路漫长，但至少，我找到了第一把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