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03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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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编译：刘悦IPP实习编译，作者：刘悦，原文标题：《特朗普不再“兜底”，美国盟友有何“B计划”？｜IPP编译》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以来围绕“美国优先”议程，实行漠视联盟理念、推行强权政治和敲诈博弈的控制型联盟策略：对欧洲盟友，否定北约集体防御的无条件性，要求成员国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5%以上且消除对美贸易顺差，同时缩减对乌援助、调整驻欧军事部署，甚至以退出北约相要挟逼迫让步；对亚太盟友，将安全承诺与防务开支直接绑定，施压日韩大幅提高防卫费用分摊比例，通过军售与联合军演强化军事捆绑，同时在供应链、技术标准领域强制推行“去中国化”，要求盟友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队；对中东盟友，刻意规避地区冲突卷入，优先以自身利益考量调整关系，通过分化区域盟友体系、推进与伊朗外交接触等方式，削弱传统盟友议价能力。这些交易化盟友关系、指令化伙伴互动的举措，彻底打破了战后传统同盟体系的责任共担基础。
对此，菲利普·H.戈登与马拉·卡林在《外交事务》杂志刊文评论称，特朗普第二届任期的执政实践宣告盟友依赖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的时代终结，其摒弃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做法，给依赖美国数十年却无备选方案的各国带来深远影响。目前多数美国盟友虽靠奉承特朗普、接受不公平贸易协定等拖延策略争取美国支持，寄望其任期结束后有秉持传统外交的总统上台，但这一想法不切实际。当下美国对外政策态度受自身海外军事受挫、财政债务问题及内政优先倾向影响，承担全球领导责任的意愿跌至二战前以来最低。
为此，美国盟友已开始推进增加国防开支、发展自主国防工业等举措，部分国家甚至考虑发展核武器，同时在经济领域也出现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平衡美国政策的趋势，而作者强调盟友虽仍可与美国开展务实合作，但亟需制定应对美国不可靠问题的备选计划，否则世界或将因旧秩序瓦解变得更危险。
特朗普政府第二届任期的第一年已经证明——如果还需要更多证据的话——盟友们可以依赖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然一去不返。自二战结束后的八十年来，除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的部分执政阶段外，历任美国总统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保护一众亲密盟友、威慑侵略行径、支持航行与贸易自由，以及维护国际机构、规则与法律的权威。
历任美国总统在践行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并非始终如一，但他们均认同一个基本前提，即只要美国投入大量资源推进上述目标，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将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然而，在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执政框架下，这一前提已不复成立。
特朗普对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摒弃，对正处于演变进程中的世界秩序，以及数十年来严重依赖美国的所有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现实是这些国家目前尚无明确的备选方案。美国许多最亲密的朋友尚未做好准备，去应对一个无法再仰仗美国提供保护的世界，更遑论一个美国已然沦为对手的世界。它们正不情愿地意识到世界格局的变革程度，也明白自身需要为此准备。但长年累月的对外依赖、深刻的内部与地区分歧，以及优先将资金投入民生领域而非国防建设的倾向，导致这些国家在短期内并无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
当下，多数美国盟友只能采取拖延策略，在思索后续出路的同时，竭力争取从美国政府获取更多支持。它们以谄媚的言辞奉承特朗普，向其馈赠礼品，为其举办奢华的招待活动，承诺增加国防开支，接受不公平的贸易协定，保证（但未必落实）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并坚称它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依然具备存续价值。它们之所以采取这些举措，是寄望于特朗普在本届任期结束后，能像其首个任期届满时那样，被一位更致力于维系美国传统全球角色的总统所取代。
然而，这种想法终究只是一厢情愿。特朗普的任期尚有三年，这段时间足以让同盟体系进一步恶化，也足以让美国的对手趁虚而入，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那些信奉同盟理念、推崇全球规则、规范与机制，并认为维系伙伴关系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人，或许会寄望于特朗普的外交策略不会成为长久之策，并据此采取行动。
然而，这类做法或许并不明智。特朗普的外交主张，既是美国对外政策态度的产物，也在反过来塑造着这种态度。一代人以来，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干预屡屡受挫，财政赤字持续攀升，债务规模不断累积，加之国内各界愈发倾向于将政策重心转向内政，这使得美国国内各个政治派别承担全球领导责任的意愿，降至二战爆发前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的盟友们眼下或许尚无备选方案，但它们必须尽快着手制定一套应对之策。
特朗普政府首个任期内，美国对其全球同盟体系的承诺虽遭遇冲击，却并未就此崩塌。这一方面是因为特朗普初涉政坛，行事相对谨慎（至少在行动层面如此），尚未准备好彻底颠覆美国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其招募的政府成员多为传统外交与国防政策的拥护者。
他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均认同，美国应保持全球层面的积极参与姿态，并能从自20世纪40年代起便已确立的政治、安全及经济体系中获取巨大裨益。尽管特朗普秉持“美国优先”的施政纲领，自身也不乏激进的政策倾向，但在首个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未敢采取可能危及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举措。例如，他曾考虑从德国、伊拉克、日本、韩国及叙利亚撤军，但最终均未付诸实施——这往往是源于其高级顾问的反对。
特朗普政府的第二届任期则截然不同。这次，所谓的“全球主义者”已经出局，总统身边环绕的皆是将美国的多数海外承诺视为纯粹负担的幕僚。
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与国家情报局局长图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均曾赴伊拉克服役，这段经历让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及美国的海外行动心生强烈不满。现任国家安全顾问兼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在参议院任职期间，曾是坚定的对俄强硬派，积极主张捍卫人权、提供对外援助。然而如今，他似乎已摒弃这些信念，以求维系自身在特朗普及MAGA阵营中的地位与信任度。
简而言之，本届政府的世界观显然更深地受到特朗普长期秉持理念的影响：同盟是不必要的负担，威权政体比民主国家更容易打交道，开放贸易体系有失公允，美国无需他国协助亦可充分自保，大国理应拥有支配弱小邻国的权利——甚至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有权夺取新的领土。那个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民主盟友为核心构建的战后世界，已然一去不返。
这一理念在本届政府对欧洲及北约的政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历届美国总统均曾明确承诺坚定履行北约第五条规定，也就是对任一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均将被视为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而特朗普却声称，这一保障仅适用于那些“履行缴费义务”的盟友，即需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资金投入。此外，在其第二届任期初期，特朗普便宣称有意掌控丹麦的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甚至提出可动用武力实现这一目标。此举无疑意味着，美国的军事力量或将不再用于保护北约成员国，反而可能成为攻击盟友的工具。
如今，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承担全球领导的重担。
万斯对美国在欧洲安全领域的传统角色更加怀疑。2022年，他说他“并不真正关心乌克兰的命运如何”。2025年2月，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告诉与会者，他更担心来自欧洲“内部”的威胁，而不是来自俄罗斯或其他国家的威胁。当月晚些时候，他又表示丹麦“不是一个好盟友”，并暗示特朗普可能会“对格陵兰岛表现出更大的领土兴趣”，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欧洲人对我们说什么”。3月，在与政府高级官员的Signal聊天中，万斯抱怨“又要出手拯救欧洲了”。
本届政府执政第一年的美国政策也反映了这些观点。特朗普接受了俄罗斯关于乌克兰战争起因的说法，除了已在筹划中的援助外，没有向基辅提供任何直接的美国军事援助，并且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实质性的安全保障。2025年9月，俄罗斯向波兰发射无人机，特朗普轻描淡写地将其描述为一次可能的失误；同月，俄罗斯侵犯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领空，美国却基本上没有参与北约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政府还宣布将停止向俄罗斯边境国家提供军事援助。10月，美国开始撤回拜登政府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后为保卫欧洲而增派的部分军队。
美国在亚洲的伙伴也忧心忡忡。十多年来，华盛顿一直标榜其“重返亚洲”的战略，但现在看来，美国的首要任务似乎是维护本土和西半球其他地区。特朗普于2018年发布的首份《国防战略》重点在于应对俄罗斯和中国。拜登政府的战略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最紧迫的挑战”——即美国军事力量应调整和应对的主要威胁。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官员似乎正在质疑这一优先事项，转而将重点放在边境安全、禁毒和国家导弹防御上，以及美国盟友承担更多责任。
特朗普总体上维持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伙伴关系网络，但该地区的盟友担心，他可能会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可能达成一项重大贸易协议）而牺牲对他们安全利益的支持。在其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将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安全承诺与两国是否愿意增加自身防务支出挂钩，尽管美国与这两个国家都保持着防务条约。特朗普还停止了美国对台湾的武器交付，限制了与台湾的外交互动，拒绝台湾当局领导人过境美国前往拉丁美洲，并开始允许中国购买更先进的半导体，显然是为了与中国国家领导人建立成功的关系创造条件。
尽管美国总统乔·拜登多次表示，美国将帮助“保卫台湾”，但特朗普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甚至暗示，美国只有在台北同意将其一半的先进芯片制造能力转移到美国的情况下才会保护台湾。不难想象，一旦发生冲突，特朗普很可能拒绝保卫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
特朗普似乎也不愿动用美国资源来维护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诚然，他坚定支持以色列，并在9月份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正式赋予卡塔尔国防承诺。但特朗普更担心的是被卷入战争，而不是保卫美国伙伴、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他显然重视与海湾国家领导人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比2019年更积极地维护他们。2019年，伊朗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一家大型炼油厂以及停泊在阿曼和阿联酋海岸附近的油轮后，他却无所作为。
特朗普历来只在局势升级风险较低的情况下才愿意动用武力支持盟友，尤其是在与大国对抗的情况下。例如，在6月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持续12天的战争中，特朗普是在以色列摧毁伊朗的防空系统和反击能力之后才对伊朗的军事和核设施发动袭击的。他还授权对也门进行空袭，但当行动成本开始攀升，并且他意识到欧洲人才是行动的主要受益者时，他便停止了行动。
9月份，美国军方开始摧毁据称从委内瑞拉运送毒品的船只，而委内瑞拉根本没有能力对美国进行有效的报复。特朗普与大国发生对抗的风险意愿极其有限，这一点从他不愿就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对抗就可见一斑。
尽管特朗普政府首届任期已显露美国可能脱离国际事务的苗头，且多年来这一风险持续攀升，但美国的多数盟友始终未曾真正为此做好准备。2014年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后，欧洲的国防开支虽有小幅增长，但在北约内部打造“欧洲支柱”以提升欧洲军队独立于美国作战能力的进程，却没有实质进展。法国长期以来呼吁实现欧洲“战略自主”，但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要么认为此举毫无必要，要么觉得成本过高，对这一主张置之不理。
过去十年间，美国在亚洲和中东的伙伴同样将重心更多放在维系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上，而非寻求替代方案或补充手段——考虑到要构建能够替代美国领导力的体系，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并具备坚定的政治意愿，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合理的选择。然而如今，面对美国可能放弃领导地位、拒绝为其伙伴提供防卫的风险，这些国家已经缺乏好的选择了。
在特朗普政府第二届任期至今的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多数盟友与伙伴仍在竭力维系美国的支持，有时甚至到了孤注一掷的地步。例如，北约成员国为迎合特朗普，不惜做出巨大让步，同意到2035年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尽管这一目标的达成存在财务造假的嫌疑（基础设施开支也被计入这5%的份额），但仍被视作一项重大成果。
多国领导人试图通过阿谀奉承来稳住特朗普，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便是这一手段的典型代表。他于6月向特朗普发送了一封极尽谄媚的信函，盛赞其在中东地区的外交举措，以及成功促使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功绩，信中写道：“欧洲将会付出巨额资金，这本就是它们应尽的责任，而这都将是你的功劳。”
无独有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次会晤特朗普时也纷纷示好：高市早苗表示将提名特朗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李在明则称特朗普是“唯一能推动朝韩和平进程取得进展的人”。
盟友们还试图通过达成经济协议，确保美国继续承担对它们的安全保障责任。日本、韩国和欧盟均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不平等贸易协定，不仅接受了美国大幅提高关税的要求，还承诺将在美国经济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并加大对美国能源出口产品和军用物资的采购力度。这些协议的签订，部分是为了避免贸易战的爆发，但更深层的动因在于，这些盟友担心与美国爆发大规模贸易争端，会损害它们赖以生存的、与美国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
正如欧盟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在9月所坦言的那样：“在我们的东部边境面临威胁之际，因关税问题与关键盟友加剧紧张关系，无疑是一种鲁莽的冒险之举。”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欧盟原本有可能像中国那样反击美国的关税政策，但出于对特朗普可能切断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从欧洲撤军甚至退出北约的担忧，这一可能性最终化为泡影。
中东地区的情况亦是如此。海湾国家通过阿谀奉承与承诺在美国投资数千亿美元的方式，试图维系特朗普对其安全事务的关注。卡塔尔不仅赠予特朗普一架供其私人使用的飞机，签订了一份金额高达1.2万亿美元、内容含糊不清的“经济合作协议”，还协助特朗普推动加沙地带停火。
作为回报，美国于2025年9月承诺，将针对卡塔尔的袭击视作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包括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内的其他海湾国家，则与特朗普家族及特朗普政府其他高级官员的家族达成了房地产和加密货币交易，希望借此拉拢本届美国政府，使其继续站在自己这边。
美国的盟友试图安抚特朗普无可厚非。在安全和繁荣方面，他们除了依赖美国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但他们不应抱有任何幻想：特朗普是功利主义者，对国家利益的定义狭隘且只忠于自己。奉承和引人注目的投资承诺或许有助于促成积极的会晤或达成名义上的协议，但却难以确保获得美国持久的支持。
事实上，如今我们已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昔日的盟友不仅将美国视为不可信赖的伙伴，还会将其视作不受欢迎的存在，甚至是对手。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任已然崩塌。
皮尤研究中心去年6月发布的一项涵盖24个国家的民调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受调查国家的民众表示，他们“不相信”特朗普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做出正确的决策”。特朗普第二届任期伊始，德国新任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便直言，美国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对欧洲的命运漠不关心”。不难想见，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审视美国对本地区的态度时，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
眼下，许多美国盟友正因受到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威胁，而不太可能与这些国家联手制衡美国。同时，鉴于与金砖国家存在理念分歧，且不愿与美国爆发重大危机，多数亚洲和欧洲伙伴或许也不会选择加入金砖国家等替代性地缘政治联盟。但如果“美国优先”战略被推向极致，那么美国的盟友将不得不与美国拉开距离——这种程度的疏离，在过去80年间是几乎无法想象的。
依赖美国的替代方案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美国的伙伴国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寻求这些方案。许多国家已经在发展更加独立和强大的军队，增加国防开支，并开始与其他伙伴国进行一体化合作。例如，欧盟已制定多项计划，旨在到2030年增加国防开支并加强军事一体化；日本也承诺到2026年3月将其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2%。
如果管理得当，这些努力或许能促成与美国更加平衡和平等的伙伴关系。但它们不太可能让亚洲和欧洲更加安全。美国的盟友在短期内实际上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弥补美国可靠防务承诺的缺失。如果美国不愿保护盟友，这些盟友也可能更不愿意帮助美国。不久前，许多亚洲、欧洲和中东伙伴国都曾出于对华盛顿的忠诚，随时准备派遣军队与美国并肩作战，甚至牺牲生命。但这样的日子或许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增强自力更生能力也可能促使盟友发展对美国依赖性更低的国防工业。随着欧盟成员国将更多稀缺资源投入国防，它们已达成共识，主要类别的资金只能在欧盟内部使用（或在某些伙伴国使用，例如挪威，但不包括美国）。德国计划将约950亿美元的军购预算中的绝大部分用于欧洲，仅有8%流向美国供应商。丹麦对特朗普威胁格陵兰岛感到不满，于2025年9月决定从欧洲而非美国企业采购其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购——价值超过90亿美元的防空系统。这并非巧合。
一些盟国也可能寻求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根据盖洛普韩国2024年发布的民调显示，超过70%的韩国民众希望政府拥有核武器。尽管大多数日本民众反对核武器，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本国发展核武器的想法。在欧洲，对美国延伸威慑的疑虑促使梅尔茨提出，法国和英国可能会补充美国的核防御体系。
今年3月，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表示，“波兰必须追求最先进的能力，包括核武器和现代非常规武器。”9月，就在以色列对卡塔尔发动空袭（美国并未阻止此次袭击）之后不久，沙特阿拉伯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防务协议。巴基斯坦表示，根据该协议，如有需要，它可以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核威慑力量。
取代美国的核保护伞在政治上将十分困难，技术上也极具挑战性，而且成本极其高昂。即便如此，也未必能有效威慑对手，因为规模较小的非美国核力量很可能被俄罗斯（最有可能的侵略者）等国庞大的核武库所压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伙伴国将不得不认真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它们可能需要拥有自己的核力量，因为美国将拒绝为它们提供保护。
美国领导地位和可靠性的削弱也将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目前，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友大多选择接受单方面的贸易协定，而不是联合起来对抗美国，但他们的考量可能会发生改变。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一个由美国主导、旨在部分制衡中国的主要贸易集团——而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则选择留在该协定中。
几年后，许多同样的国家加入了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而美国却被排除在外。美国的盟友越少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就越容易彼此合作，或与其他大国合作，以平衡他们眼中来自华盛顿的敌对经济政策。
随着旧秩序的瓦解，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即使盟友们制定了B计划，他们也未必能够独自应对日益加剧的侵略。这并非他们第一次遭受“美国优先”政策的冲击。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华盛顿的许多人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其基础是高关税、对联盟承诺和对外战争的厌恶，以及安抚而非对抗专制国家的倾向。这些举措最终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侵略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华盛顿的支持，美国的盟友对此无能为力。
没有人希望看到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体系走向终结。尽管这个体系存在诸多弱点、代价高昂且不平衡之处，但它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都为华盛顿及其伙伴国带来了诸多益处。然而，也没有人应该指望它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并不致力于捍卫这一体系，而且也无法保证下一任总统会这样做。
这并不意味着与华盛顿的合作将不可能。在未来几年，美国仍将是一个重要的伙伴，尽管其合作方式或许会更加功利化。但这确实意味着盟友不能再指望美国投入大量资源来保卫它们或维护世界秩序。盟友的首要计划应该是尽一切努力维持尽可能多的务实合作。但如果没有备选方案，那将是危险且不负责任的。
*文章原标题为《后美国时代的盟友：寻找备选计划》（The Allies After America：In Search of Plan B），2025年12月16日刊载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网站。内文有所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