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05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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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内容源自看理想节目《像读八卦一样读政治学》，作者：仲树，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6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宜清醒，宜思考。
今天，我们想要谈论的是，如何才能将自己从焦虑当中解放出来。在这个话题领域，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
1632年，斯宾诺莎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犹太家庭，少年时，曾被当地犹太教会称为“希伯来之光”，又因为异端言论被犹太教会革除教籍。他是17世纪思想最激进的哲学家。
1670年，他匿名出版了《神学政治论》，这本书后来成为现代自由民主制和现代《圣经》批判的哲学奠基之作。
作品出版后，他的作者身份还是很快在阿姆斯特丹以及更广泛的欧洲传开，这本书也立刻被列为禁书。
我们想把这本书介绍给你，因为在宗教和政治的思考之外，它更是一本有关哲学如何解放人性深处的焦虑的书。
“哲学跟信仰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宣称自己能够提供终极真理，但是它可以提供一个不断进步的框架，让人们逐步摆脱迷信和焦虑。”
01. 活着臭名昭著，死后也臭名昭著
首先我们先来说斯宾诺莎的神学背景。1656年，23岁的斯宾诺莎被阿姆斯特丹犹太社群公开逐出教会。在阿姆斯特丹葡萄牙犹太裔社区向斯宾诺莎发出的葡萄牙语谴责令中，斯宾诺莎被指控成一个正在实践并教授的宗教异端，但是没有详细说明这些异端内容是什么。
斯宾诺莎从来没有尝试过悔改，回归犹太正统信仰，也没有皈依过基督教。但我们同样不能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在宗教信仰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以至于“斯宾诺莎主义者”成为一个污名化的形容词，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康德时期。
《理查二世》
斯宾诺莎写的书在现代思想史上影响力极其广泛。大约在1665年，斯宾诺莎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向朋友提到，他正在撰写一部关于《圣经》的著作，就是这本《神学政治论》。他阐述了三个写书的动机：
第一，他想要批判神学家的偏见。因为这些偏见严重阻碍了人们从事哲学思考。
第二点，他想要回应外界对他是一个无神论者的指控。他认为自己必须要澄清这一误解。
第三点，他说自己的目的是捍卫言论和思想自由。当时由于牧师的权威和固执，思想自由受到压制，他希望为言论自由辩护。
在这三个动机中，只有第二点与他的个人声誉直接相关。然而斯宾诺莎似乎并没有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其它两个目标分离开来，他不仅在第一点中将自己视为真理探索者的导师，还以自由思想家自居，反对宗教权威的压迫。
《神学政治论》一共有20章，前15章讨论的是神学问题，后面5章讨论的是政治问题。斯宾诺莎的明确目标是证明宗教与政治生活不仅允许思考自由、哲学自由，它还需要哲学自由；没有哲学自由，就没有宗教生活，没有政治生活。
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自己写作的主要受众是那些因为神学教条受到束缚的哲学读者。
换言之，妨碍哲学自由的不仅仅是宗教权威的压制，还是读者自身的宗教信仰，因此他必须要先一步一步地削弱这些传统神学观点，而不能直接挑战，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一个他想要的现代民主自由政体。
02. 斯宾诺莎的政治起点
在《神学政治论》最后，斯宾诺莎将阿姆斯特丹描绘成一个国际化的商业城市，居民享有宗教和种族多样性自由，并且能够和谐相处。
这是一个政治决定。在荷兰当时政治分裂的两方中，斯宾诺莎选择站在共和派而非君主派这边。具体来说，他支持的是那些自由贸易商人和温和派的加尔文主义者（Remonstrants）；君主派的代表是奥兰治亲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他支持的是贵族阶层和正统加尔文派的神职人员。
斯宾诺莎对于阿姆斯特丹的描述，反映了他在荷兰政治背景下的立场以及经济利益。在书中的其它地方，他也提及荷兰的政治和宗教冲突，尤其是君主派和共和派之间的冲突，以及正统加尔文派和温和加尔文派之间的斗争。
斯宾诺莎对于阿姆斯特丹的运用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暗示阿姆斯特丹的核心就是商业，阿姆斯特丹代表的是商业城市，而不是神权城市，掩盖了当时真正发生在荷兰社会内部的政治和宗教裂痕。
斯宾诺莎在书中说，以阿姆斯特丹为例，这座共和国最繁荣最杰出的城市享受着宗教和政治自由的成果，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叹。在这里，无论来自何国何教派，人们都能和睦相处。
在商业交易中，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对方的贫富和诚信。宗教信仰不会影响司法裁判，也不会影响社会地位。任何宗教信仰只要不危害他人，按时履行契约，都会受到公权力和法官的保护。
斯宾诺莎提出的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商业能否取代宗教成为社会的纽带？如果可以，替代程度如何？
斯宾诺莎认为，在阿姆斯特丹，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因为商业繁荣而得以巩固，商业逐渐取代了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因此阿姆斯特丹不仅种族多元，宗教多元，而且这些多元化不会妨碍人们合作。
从实用角度来看，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大型市场，人们只关心交易伙伴的经济状况和诚信与否，没有人关心你道德怎么样，信仰怎么样，但是这样的社会是否真正和谐？
斯宾诺莎指出，阿姆斯特丹人衡量别人的标准只有两个，一个人是否有钱，一个人是有诚信的还是没有诚信的。
在阿姆斯特丹，唯一的约束力是法律和政府的执行力，但是这可能不足以遏制某些人为了商业利益铤而走险。如果阿姆斯特丹的政治和宗教权威只是致力于维护市场自由，那么如何应对市场经济固有的道德矛盾？阿姆斯特丹的自由是否会带来道德上的冷漠？
斯宾诺莎的立场似乎表明，《圣经》里面的道德规范适用于封闭社会，而现代开放社会以阿姆斯特丹为象征，更需要商业伦理的支撑。
从这个角度来看，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前15章里对《圣经》批判，实际上是在给后5章的自由民主政治论服务。他可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即通过《圣经》批判为自由民主奠定理论基础。
03. 迷信、焦虑与哲学
在《神学政治论》的序里，斯宾诺莎邀请读者对书中的论证提出质疑。他在这里对于“读者”前面加的形容词是“哲学读者”（philosophical readers），但是同时他又没有署名。这是一本匿名写的书。
书里，斯宾诺莎将人分成两类，第一种是哲学家，第二种是庸众（vulgus）。在他心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庸众，庸俗的第一低级读者。
他既强调本书的论证既卓越又实用，同时又明确表示不愿意将这本书推荐给庸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他们怀有强烈宗教偏见。二，他们固执地迷信。三，他们习惯凭冲动进行道德评判，而非依靠理性思考。
那么，《神学政治论》究竟讲了什么？他在开篇便揭示了斯宾诺莎的核心论点之一：
“如果人类能够凭借确定无疑的理性来管理一切事物，或者命运总是对他们有利，那么人类就不会受到迷信的束缚。”
这句话表明斯宾诺莎的目标不仅是提供实践性的政治或者宗教改革方案，而是给出具有深远哲学意义的思考——人类能否通过理性完全掌控自身命运，成为命运的恒久宠儿，彻底摆脱生活的不确定性？
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相同的，如果人类能够随心所欲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焦虑和担忧便会消失，我们就不会迷信，真正的自由就能实现。
斯宾诺莎的核心观点是，一个社会摆脱焦虑的程度与迷信的影响成反比，人们越受迷信控制就越焦虑不安，相反，真正的哲学思考能够帮助人们克服这种焦虑。
人们希望获得越来越多美好的事物，但是往往事与愿违，理论上有一个解决方案，即约束我们的欲望，通过节制来降低失望的可能性，这是古典哲学家教给我们的重要一课。
然而大多数人不愿意这么做，寄希望于命运，希望我们生活越来越好，当命运未能如愿的时候，人们会在希望与恐惧之间反复摇摆，陷入极端的乐观与悲观。
在顺境中，我们抵抗理性建议，仿佛任何批评都会伤害我们；在逆境中，我们急切的寻找各种预兆，甚至诉诸占卜、梦境、星象这些荒谬的仪式，为了找到确定性，这种心理促使人们误以为自然界可以按照人类的意愿来运作，并且想象出各种各样的神明、玄学、妖魔鬼怪来左右命运。
这种观念不仅没有帮助人们摆脱焦虑，反而加深了我们的迷信和恐惧。
以上是迷信的根源。但斯宾诺莎真正要批判的是迷信的政治影响。先知影响力最大的时候，往往是国家面临重大危机之际。
他指出，迷信不止制造个人的不安，也制造政治的不稳定，没有什么比迷信能够更有效地控制人民。
04. 哲学的核心问题：如何摆脱焦虑，实现真正自由？
斯宾诺莎的哲学动机是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让人类摆脱焦虑，实现真正的自由？
在这一点上，斯宾诺莎面临的最强劲的对手是奥斯曼帝国代表的宗教政治体制。在斯宾诺莎的时代，仍然有很多人认为国家应该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也就是说斯宾诺莎不仅要反驳迷信本身，还要以哲学的方式批判一切政治化的宗教体系。
他要论证的是，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其它任何形式的政治化宗教，都不能够真正的帮人类摆脱焦虑，唯一的出路是自由哲学，是让人类依靠理性而非迷信来面对不确定性。
斯宾诺莎对于神权的批评，针对的是宗教的政治化。他认为任何将宗教用于政治统治的做法，都是在利用人的焦虑带来的迷信以维持权力。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理性自由的社会，让人们无需依赖迷信就能够找到安全感。
最终，《神学政治论》中真正的哲学问题是，人类能否摆脱对于神意——神的意志和命运的依赖，实现自由？
他的答案是，只有通过哲学，才能战胜迷信，建立真正的自由社会。
在《神学政治论》里，斯宾诺莎论证了《圣经》本身对于哲学持中立态度，但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在《圣经》之后的中世纪，严重渗透了基督教神学。
斯宾诺莎指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式的神学哲学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理解《圣经》本身，相反，我们应该单纯从《圣经》本身出发，重新解读它的道德教义，这就意味着神学和哲学应该互不干涉，各自独立发展。
《神学政治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将神学和哲学分离开来。斯宾诺莎理想中的“哲学读者”，是那些在17世纪具有一定神学素质的基督徒，他们对于基督教的政治迫害现象感到不满，因此愿意接受斯宾诺莎的论证。
与此同时，这些读者仍然拥有一定程度的迷信，他们更容易受到焦虑与恐惧的驱动，而非纯粹的理性。
书中，斯宾诺莎向他的读者，发出了一种看似开放，实则具有策略性的邀请。他说，尽管我是匿名出版的这本书，如果你们发现这本书有任何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内容，或者任何不利于公共福祉的地方，请提醒我。
这表明了他对哲学本身的态度——哲学必须保持开放性，才能允许自身不断修正。他承认《神学政治论》的某些具体建议可能仍然存在着一些技术性错误，这些错误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方法改进。
他通过一系列的历史案例展示了如何以哲学方法减少人们心中非常自然的焦虑，其中，他认为最值得信赖的建议就是自由民主制度。即便如此，任何建议只是相对更优，而不是绝对无误的，这一点与他对迷信的批判形成了鲜明对比。
斯宾诺莎说，迷信的人总是追求绝对确定性，相信某种神秘的力量可以消除所有不确定性，而哲学家必须要接受，任何理论或制度，都有可能需要通过不断修正与改进才能够靠近确定性。
因此，斯宾诺莎既是在捍卫自由哲学，又是在强调哲学自身的局限性——哲学不能够提供终极真理，哲学跟信仰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宣称自己能够提供终极真理，但是它可以提供一个不断进步的框架，让人们逐步摆脱迷信和焦虑。
斯宾诺莎的终极目标是将人们从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在他心中，唯一可行的道路，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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