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雄文对话张文宏：技术创新如何破局医疗不平等困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复旦管院 ，编辑：徐玉茹，责编：傅文婧，作者：复旦管院

技术在加速，资本在流动，医学不断突破边界。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正在让人类活得更久、更健康，也让“好医疗”看起来触手可及。这些进步，究竟改变了谁的生活，又把谁留在了体系之外？

当最新的治疗手段率先进入高端市场，当“延缓衰老”“提升生命质量”成为医疗领域热门赛道，医疗创新是否正在无意中制造新的鸿沟？当下一次公共危机来临，我们是否真的准备好了？

近日，在「复旦管院恢复建院40周年·领变者论坛」上，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陆雄文教授展开深度对谈，从医疗科创突破、资源配置优化、管理模式创新等多维视角，探讨如何以创新之力破局医疗不平等困境，以长期主义思维构建普惠医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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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医疗保障体系改革：

在普惠原则之上，寻找可持续的创新动力

陆雄文：

近年来，中国医疗体系通过“强基层”“医联体”等改革路径，以更强的医疗资源提高基层医疗水平，以整体能力提升促使患者留在本地就医。

中国正在迈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进程，在医疗制度设计上可以在不同模式之间博采众长。那么在全球范围内，是否有可供中国借鉴的路径样本？不同国家的制度经验中，是否存在值得学习与借鉴的地方？

张文宏：

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所谓“最好的医疗体系”。最适合一个国家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的医疗体系，才是对这个国家而言最好的医疗体系。

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医疗体系，都存在各自难以回避的结构性问题。例如日本的医疗体系在新药和医疗创新上的激励并不充分；美国的医疗体系在技术和资源上高度发达，但社会鸿沟极深。每一种模式，都有取舍，也都有代价。

从覆盖广度、基础可及性来看，中国的医疗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好的。但目前，国内在三级诊疗体系建设方面面临一些挑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长期以来就医行为的无序性：有经济能力的人，哪怕只是普通感冒，也可以直接涌向顶级三甲医院；而经济条件有限的人，即便身患重症，也往往选择一拖再拖，直到疾病进入不可逆阶段才走进医院。

正是这些被忽视的“沉默的大多数”，构成了医疗体系改革真正要面对的问题。今天中国推动的“强基层”“医联体”，也并不是针对那些可以在医疗体系中自由流动、自由选择的少数人，而是希望覆盖这一更为庞大的群体，提升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体系得到迅速发展和跃升，不少海外华人会选择回国就医，不仅因为费用低、效率高，也因为对中国医疗能力本身的认可。这说明中国医疗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处于前列，但不代表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同样水平的医疗服务。

正因如此，今天国家推动医疗体系的再调整，并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发展到这一阶段后，加强医疗公平和强基层医疗能力的必然选择。调整本身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一定会在过程中产生新的问题，但其核心目标，是在更大范围内平衡公平覆盖与体系可持续性。

陆雄文：

从管理学者的角度看，中国医疗体系有几大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是政府的财政能力。只有当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才能加大对基层医疗的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并培养更多优秀的医疗人才。但尽管我们努力扩展病床数量和提升医疗资源，目前每百万人口所配备的医生和护士数量仍然不够。

第二是医保制度设计的优化，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进行高效配置。虽然目前的分级诊疗制度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工具，但在实际执行中，部分患者由于便利性等原因，可能会优先选择到大医院就诊，从而造成资源的集中。因此，在完善制度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引导和优化患者的就医路径，是一个重要课题。

最后就是专业管理的缺失。有一些医院的管理决策不够科学、合理，甚至出现“拍脑袋”的情况。那么，面对这些挑战，未来中国的医疗体系如何调整，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些问题？

张文宏：

医疗体系改革极为复杂，但从本质上来讲，老百姓满不满意才是主要的衡量标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体系改革，既要尽可能保障基本医疗的广泛覆盖，又不能压制医疗体系自身所必需的创新动力。

围绕医保制度的争论并非一时之争，而是持续至今的长期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反复比较和实践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当前这一套就诊相对自由、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医疗创新和优质资源集中的体系，使一批大型三甲医院在诊疗能力和技术水平上迅速接近国际前沿。

公众普遍感受到的“看病难、看病贵”这种感受本身并不完全等同于事实层面的“绝对昂贵”，而更多是一种结构性体验：当基层医疗能力不足、药物和设备不完备、高难度诊疗无法开展时，患者自然会向大城市、顶级医院集中，而一旦进入这一层级，费用和时间成本随之上升，贵和难便成为直观感受。相较之下，如果医疗资源能够在基层被有效消化，很多问题在被感知之前就能够被解决。

因此，医疗体系改革并不仅仅是制度参数的调整，更深层地关联着公众对医疗可及性的心理预期。当基本保障尚未完全覆盖时，人们对不平等的感受会被不断放大；而当基层医疗真正具备能力后，社会才有条件承受更多元的制度安排。

我们国家在整体体系的规划中应当推崇科学管理的理念。管理学院不仅能教授先进的管理思想，更能汇聚一批具备管理思维的人，通过思想碰撞与交流，激发出更多创新的观点和解决方案，这才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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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技术创新与医疗不平等：

警惕医疗创新带来的“反向鸿沟”，相信持续创新和科学管理的力量

陆雄文：

技术创新最终有可能缓解甚至解决医疗鸿沟，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真正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技术本身有多先进，而在于它是否足够可及、是否能够被负担得起。如果一种“好技术”只能被少数人购买和使用，那么它带来的并非普惠，而是新的分层。

现在的医疗领域正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资本和研发资源大量涌向延缓衰老、提升生命质量、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消费者也愿意为此买单；另一方面，在部分地区，由于贫困与医疗可及性不足，居民买不起药、用药不规范，耐药问题因此加速出现。而正因为患者支付能力有限，这类药物的研发和商业回报又显得不足，进一步削弱了创新动力，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循环。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种“反向鸿沟”的可能性。当新的“长生不老药”或高端治疗手段率先被富裕人群使用，他们获得更长寿命和更高生活质量，而弱势群体却被排除在外，技术进步反而拉大了不同群体之间寿命与健康的差距。这种情况下，医疗创新或许并不是在弥补鸿沟，而是在扩大鸿沟。

那么在经济发展水平有限、资源总量受约束的情况下，如何理解和实现医疗公平？当技术不断演进时，社会应该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做出制度性选择？又该如何通过社会整体系统设计，来避免传染病、罕见病等领域被长期忽视？

张文宏：

很多医疗领域中的不平等，都只是表面上的不平等。事实上，几乎每一次创新，都会在解决一部分问题的同时，带来新的、更深层次的挑战。

当下一个突出的现实是，社会发展的速度过快，而我们应对这些变化所带来问题的能力没有同步提升，社会整体的韧性不足。以美国为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反而持续拉大，类似的结构性问题在医疗体系中同样存在。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问题的解决者往往并不是问题的制造者。例如，当某一类企业在国家支持下迅速成长时，随之而来的结构性鸿沟几乎不可避免；而这些鸿沟的存在，又会吸引另一批企业家进入，去发现、解决问题，而弥补鸿沟本身也可以转化为企业新的盈利和发展机会。

历史反复证明，新的问题通常会催生出新的力量来回应，这就涉及到社会发展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不同个体与组织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并不相同，我们不必强求。推动社会向前的，从来不是单一意志，而是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多样性本身，构成了一种现实而有效的稳定机制，帮助整个社会更具韧性。

从制度层面看，不同国家在医疗体系和税收体系上的巨大差异，本质上反映了各自如何看待社会鸿沟的形成，以及这些鸿沟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影响。很多问题在早期并不显性，但随着差距不断扩大，最终会演变为无法忽视的系统性风险。一旦进入这一阶段，国家就不得不通过制度和政策介入，进行整体性的调节。

从医疗角度看，人类今天面对的许多健康问题，在人类这一物种进化过程中从未出现过。原因在于，人类原本并不是为了活到如此高龄而被“设计”的。数万年以来，人类达到70岁以上的数量是极少数的，但今天的人类免疫系统却被要求在七八十岁时仍能维持高效运转，这本身已经接近极限。胸腺的早期萎缩、免疫功能的衰退，都是进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结果。现代医学在短时间内显著延长了人类寿命，但并未同步完成对这些系统的重构，这就带来了大量全新的医学问题，而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持续创新去应对。

陆雄文：

如果下一次公共危机突然到来，我们该如何应对？整个社会，真的已经为此做好准备了吗？

张文宏：

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并不乐观的事实是，当下一次危机真正出现时，人类往往还是没有准备好。因为为一场尚未发生的大流行提前投入，几乎看不到立竿见影的回报，也缺乏足够明确的激励机制。更多时候，人们只会在“灰犀牛”已经出现在眼前时全力应对，却很少愿意为“黑天鹅”提前做准备而付出成本，因为大多数人都相信，“黑天鹅”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从人类历史来看，几乎所有重大的流行病和公共卫生灾难，都不是在预期之中产生的。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我们必须从已经发生的大流行中学习经验与教训，包括对大流行的管理方式、风险防范机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在危机可能出现时，人员、资源和设施是否具备足够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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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AI+医疗探索、非公医疗：

技术在前，制度在后，医疗创新如何才能走得更远？

陆雄文：

目前AI尚处于初期阶段，它的发展还在不断完善。但随着技术的成熟，相信AI在诊断和治疗方面能够提供更精准的方案，且普及度会逐步提升。未来，AI将有助于提高医疗公平，尤其是在基层和偏远地区。比如，在影像诊断中，AI可以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的判断，帮助提高准确度和效率，推动医疗资源的公平共享。对于治疗领域，AI辅助机器人仍需医生操作，但随着技术的成熟，它对医疗公平的贡献将愈发明显。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AI的进步将在医药研发中发挥重要作用。AI能够加速前期数据模拟和验证，大幅提高研发效率，特别是在类器官和3D打印技术的应用中，能够有效缩短实验时间并降低成本。随着技术的成熟，AI将成为医疗研发的核心工具，并且国家权威机构的认证将推动其更广泛的应用。

近年来，AI数字人越来越活跃，医生的AI分身也在陆续走进医院。从医院的角度来看，AI分身在分级诊疗中会不会有推动作用？是否能够通过AI进行一些远程培训，帮助基层和偏远地区的医疗人员？未来从商业端的角度看，AI数字人能否赋能医疗体系，或推动医药创新？

张文宏：

目前在一些业务量较大的医院，AI已经开始被用于初步分诊了。患者通过描述症状，系统可以辅助判断应当前往哪个科室，并直接进入挂号流程，对患者而言这是非常友好的，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两个潜在的问题。

其一，是AI可能带来的新的“数字鸿沟”。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具备使用AI系统的能力和习惯，对于那些本就需要更多医疗支持的人群而言，技术门槛反而可能成为新的障碍。只有当AI变得足够方便，真正融入日常生活，而不是依赖复杂的操作入口，才有可能实现全人群意义上的便利。就目前而言，AI在医疗中的应用仍然处于相对浅层的阶段。

其二，是AI背后的商业机制尚未理顺。对医生而言，通过AI推荐而来的患者，与通过传统方式挂号的患者，在诊疗环节并无本质区别；医生的激励机制仍主要围绕工作量展开，而非患者是否被“合理分流”。在这种情况下，AI并未真正嵌入医院的经济与管理逻辑之中，也就难以形成持续投入和大规模推广的内在动力。

技术进步、产业更替本身就意味着淘汰与重塑，医疗领域同样如此，未来不排除部分医疗形态会被新技术深刻改变，而在这一过程中，真正长期存在的，反而是对复杂系统进行协调与决策的管理能力。

陆雄文：

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就必然需要管理。技术、工具乃至具体职业形态都可能被替代，但只要社会仍由人组成，对管理的需求就不会消失。

在现有公共医疗体系资源有限、医保约束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制度安排是否还需要为创新保留一定的“缓冲空间”？非公医疗在其中会承担怎样的角色？

张文宏：

国家允许非公医疗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对创新的鼓励。如果完全依赖公共医疗体系，也难以激发全面的创新动力，大量创新在早期阶段并不直接服务于基本医疗，而是依赖愿意为新技术、新方案“买单”的人群。正是在非公医疗这一空间中，许多探索性的医疗方式得以出现、试错和演化。

我们看到的所有先进医疗的发展，事实上就是要足够的开放，足够的包容，而且有足够的体量。创新路径往往不可预测，但一旦出现爆发点，便会迅速拉开差距，形成新的鸿沟，而后又催生出新的创新来弥补这种差距，最终推动产业整体成熟。

无论是干细胞治疗、医学美容，还是围绕延缓衰老、提升免疫力等方向的探索，一旦其中某一方向取得实质性突破，便可能引发整个领域的结构性变革。正因为如此，非公医疗的存在本身具有积极意义，是一种必要的探索空间。

但中国当前的现实条件决定了这一领域的发展仍需保持谨慎。一方面，医保覆盖比例有限，意味着能够进入非公医疗体系的人群规模仍然不足，体量不够会直接影响其服务质量与创新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一些领域本身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如果在制度和监管尚未成熟时过度扩张，反而可能放大社会不公平。因此，非公医疗的发展更像是一场需要耐心和节奏感的长期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