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06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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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不懂经 ，作者：不懂经也叔的Rust
彼得·蒂尔的精神导师、法国哲学家勒内·吉拉尔有一个观点：“在一场对立中，一方所拥有的东西，迟早会出现在另一方身上。”
读懂了这句话，你就会发现，这种幽灵般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无处不在：谨慎选择你的敌人，因为在漫长的缠斗中，你最终往往会变得与他们别无二致。
作为硅谷最具权势的“教父”级投资人，同时也是重塑了美国保守派政治版图、将特朗普推向权力核心的关键金主，彼得·蒂尔深受这位哲学家的影响，并将这种关于“竞争与模仿”的冷峻洞察，注入到了美国的国家战略之中。
长久以来，世界的经济叙事是非黑即白的：美国代表着自由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政府不仅不该干预经济，甚至被视为效率的敌人；而东方则代表着举国体制与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然而，这两年，如果你长期关注美国的主流媒体，会发现一种被称为“镜像趋同”的观点正在悄然流行，即西方越来越像东方（比较明显），东方也越来越像西方（不太明显）。吉拉尔的预言似乎正在惊人地应验。
近年来，为了在这场世纪博弈中胜出，美国政府正在打破自己设立了百年的禁忌。尤其自从特朗普上台，特朗普政府不仅延续了产业政策，更直接下场成为了企业的“大股东”。从注资英特尔到掌控关键矿产，华盛顿正在由规则的制定者，变为棋盘上最大的玩家。
这种由国家力量主导的资源配置、对关键供应链的行政干预、以及日益高筑的贸易壁垒，恰恰是美国过去几十年里最激烈批评对手的特征。
与此同时，这种“镜像效应”在大洋彼岸也若隐若现。当美国开始学习“集中力量办大事”时，中国正在努力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由于社会与经济结构的演变，中国年轻一代所经历的竞争焦虑、原子化生存状态以及对消费主义的复杂态度，也与当下的美国社会呈现出某种奇异的共振。
这就构成了吉拉尔笔下的“模仿性竞争”：两个对手在互相否定的同时，却在行为模式上越来越趋同。
这种趋同并非偶然，而是全球化退潮时代的必然选择。当“效率”让位于“安全”，当“利润”让位于“生存”，单纯的市场逻辑已无法解释大国的行为。
美国发现，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其在制造业空心化的危机中步履维艰，因此它不得不通过模仿对手的成功经验来重新武装自己，即依靠强大的政府引导。正如《经济学人》之前所言，美国正在拥抱一种新的经济哲学，试图用国家权力来扭转市场的意志。
今天分享下《商业内幕》网站刚刚发表的一篇系列长文，《美国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该文正是从美国内部视角记录这一历史性转折的绝佳样本。文章用犀利的笔触揭示了这种转变带来的困惑与冲击：当华盛顿的政客开始像企业董事一样思考，当企业的CEO们开始把目光从硅谷转向白宫，美国商业的底层逻辑已经彻底重写。
这不仅关乎英特尔、Openai或特斯拉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它其实正在重塑全球经济运行的规则，就像特朗普刚刚跨国抓捕马杜罗一样。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阅读这篇文章可能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既视感”。它让我们看到，在追求国家繁荣与安全的道路上，有一些基本的历史力量，在某些特定的历史交叉点上，能够穿透不同的制度，彼此互为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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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is having the government buy stakes directly in companies—and it's going to change the way we all do business and reshape the economy.
By Emily Stewart Jan 5,2026
长期以来，相信美国资本主义就意味着相信政府主要采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态度——政府负责制定游戏规则，但并不亲自下场参与博弈。决定输赢的是市场，而非华盛顿。强者生存，弱者淘汰。
这种共识多年来一直在瓦解，如今，堤坝终于决口：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政府已成为近十几家公司的股东，且名单还在增加。这使得经济进入了一个干预程度更高——也更令人陌生的——领域。机器仍在运转，但更多的手正在拨弄齿轮，其中最重要的一双大手，来自总统。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联邦政府开启了入股“购物狂欢”。8月，美国斥资89亿美元收购了英特尔（Intel）近10%的股份，旨在提振本国半导体产业。政府还投资了多家关键矿产公司，包括MP Materials、Lithium Americas和Trilogy Metals，以及核能公司西屋电气（Westinghouse）。
6月，作为批准日本制铁（Nippon Steel）收购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的交换条件，政府获得了后者的“黄金股”——这赋予了政府类似否决权的权力，可干预将工作岗位转移至海外或关闭工厂等决策。（至于近期委内瑞拉的事态发展，总统显然正对美国石油行业及当地潜在投资施加重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拭目以待。）
在美国境外，这类举动并不反常。中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具有高度的国家主导性。许多政府，包括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都会直接投资部分本国企业。美国过去确实也曾过度介入私营产业，但通常是在危难时刻，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当时为了防止更广泛的经济崩溃，政府入股了特定金融机构和汽车制造商。
这一次情况不同：政府在没有明显紧迫需求的情况下进行干预，而且据一些观察家所言，其挑选公司的方式显得有些毫无章法。被选中的行业虽有道理，但筛选具体企业的标准却相当模糊，政府在这些投资中将扮演何种角色也不甚明朗。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发展助理教授内森·莱恩（Nathan Lane）表示：“对于产业政策而言，细节决定成败。而目前的细节确实模糊不清，即便有定义，也显得像是临时起意。”
一种关于美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新愿景正呈现在我们眼前。在这个世界里，白宫会亲自下场干预天平的倾斜，或是向企业注资，或是插手并购案，亦或是动辄实施法律上存疑的关税。
许多批评人士对特朗普政府此举带来的风险表示担忧——包括决策可能带有政治偏见、出现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苗头，以及可能导致市场扭曲。从宏观来看，这些举动在财务上可能微不足道，但在结构上却是重大进展。无论弊端如何，这预示着我们将何去何从。恐怕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这些工具的使用通常只有开弓没有回头箭。无论好坏，特朗普政府已将一组新工具引入了经济治国（economic statecraft）的工具箱，”曾任拜登政府白宫经济安全官员、现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的亚伦·巴特尼克（Aaron Bartnick）说，“无论下一届政府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会发现继续使用这些工具极具诱惑力。”
这一切并非凭空发生——十年来，美国对产业政策（即政府在引导经济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已日益适应。特朗普1.0时期实施了多项保护主义政策，包括对钢铁和铝材征收关税、发动对华贸易战，以及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拜登并没有推翻这一切，反而保留了特朗普的许多关税，并推动政府向国家引导经济的方向发展。他出台了旨在支持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以及《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后者为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等行业提供了税收抵免和资金支持。甚至在特朗普和拜登之前，政府在必要时也从未完全避免对经济的干预。参见：“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以及前文提到的对金融危机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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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总体而言，过去40年来美国对经济主要采取不干涉态度，并对不这么做的国家持批评立场。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指指点点，”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一家自由意志主义智库）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副总裁斯科特·林西科姆（Scott Lincicome）说。对于特朗普政府目前的态度大转弯，他表示：“这种虚伪简直太明显了。”
最近的转变更是跨出了一大步。白宫不再使用赠款、贷款、关税等相对中立的常规手段，而是开始挑选具体公司介入。大体上，人们能看懂他们的意图。特朗普投资名单上的公司所处行业都是美国的短板，且符合总统对经济的总体理论：最好在这里拥有并制造东西。
以英特尔为例：特朗普政府希望确保美国不依赖台积电（TSMC）等半导体公司。台积电总部位于台湾，而该岛对中国大陆而言较为脆弱。关键矿产公司的情况也类似，这些公司负责开采、加工或提炼对智能手机、国防技术等一系列产品至关重要的材料。
就连一些进步派人士也认为这些是值得的尝试。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对英特尔的交易表示支持，他在8月告诉路透社：“如果微芯片公司能从联邦政府的慷慨拨款中获利，那么美国纳税人就有权从这项投资中获得合理回报。”
令一些批评人士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要选这些特定的公司？为什么要选英特尔，更奇怪的是，为什么要选一家由英特尔前CEO掌舵的初创公司？从宏观层面看，最终目标可能与更典型的产业政策相同——支持特定行业——但现在的操作却是在微观层面进行的。特朗普此前也曾批评过具有同样目的的政策。早在3月，他还告诉国会要“废除”《芯片法案》。
“说英特尔表现不佳是公允的，但我没听说有谁觉得如果英特尔继续表现不佳，会有拖垮整个科技行业的风险，”巴特尼克说，“我们还没看到选定这些特定公司、特定行业以及达成这些估值的理由。”
特朗普政府可能已经认定，仅靠工具箱里的常规工具，美国无法赢得与中国的生存之战，也无法保护其经济优先事项。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员威廉·亨纳根（William Henagan）表示，这些工具过去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美国经济的规模以及美元在全球金融中的关键作用。白宫认为仅靠国家影响力已不足以实现预期结果，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侧目的信号。
“我们要实现感兴趣的国际政策结果，过去基本靠限制性执法工具就够了，”亨纳根说，“但现在这些已经不够了。”
一位白宫官员告诉我，政府入股战略产业和部门的做法“非常有”逻辑。“入股的意义在于，这是其他国家使用过并取得不同程度成功的工具，但我们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试图入股所有人和所有事。我们将其视为一种非常强大的工具，出于非常具体的原因，非常审慎地用于非常具体的行业，”他们说。例如，失去英特尔将是对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的“不对称打击”。
该官员表示，与受“明确的自由市场或亲资本主义决策”活动（如减税和放松管制）影响的数万亿美元GDP相比，这些股权投资只是个“舍入误差”（rounding error，意指微不足道）。但这也承认了白宫的一种感觉：自由市场在支撑这些关键行业方面表现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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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入股公司的动机可能“还算清楚”，但执行过程并非如此，潜在后果也不明确。
“对于这些交易附带的其他权利，我们知之甚少，”巴特尼克说。
很难确切预测政府将如何行使其基于股权的权力。这些股份将如何稀释现有股东的权利？如果美国政府的利益与其他股东的利益不一致会发生什么？公司是否会觉得必须听从政府的指令？这些交易的条款究竟如何运作？即使政府不动用其投票份额的硬权力，也可以利用软权力来阻止其投资的公司越界。
联邦政府对英特尔的投资将是“被动”的，这意味着它没有董事会席位或其他治理权，并且已同意与公司董事会保持一致投票——仅有有限的例外情况。作为MP Materials协议的一部分，未经国防部同意，该公司不得提名任何非美国公民的董事会成员。不过，除例外情况外，政府通常会与公司董事会一致投票。
美国资本主义通常的运作方式是，资金流向那些能最好地利用资金的公司。其核心理念是，市场资本配置旨在去芜存菁。这些政府持股可能会扭曲这一点——政府正在挑选它希望胜出的特定公司。
此外，如果联邦政府到处撒钱，企业可能会把注意力转向讨好总统，而不是专注于制造最好的产品和服务。这到底是权贵资本主义，还是仅仅看起来像，其实并不重要。如果高管们算过账后发现，站在特朗普这边比站在他对立面要好得多，他们可能会先发制人地“站队”。竞争不再是为了客户、市场份额或创新——而是为了总统的青睐。
那位白宫官员告诉我，特朗普政府并不想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经营私营公司，但重点是政府要有一定的影响力。“显然，我们的初衷并不是入股英特尔后，看着他们直接关掉俄亥俄州的代工厂并将其搬到某岛，”该官员说。他们希望在“对公司最有利”和“对美国经济国家安全最有利”之间存在“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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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商业与经济高级顾问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告诉我，在美国这样一个庞大且多样化的经济体中，华盛顿的权力相对有限，这种活动可能只是对行业的一点“小干扰”。
“另一方面，如果案例增多，那就会开始影响企业的决策，并将日益引导它们去思考如何以有利于现任政府的方式做生意，而不是怎么做才有利于公司或美国国家利益，”他说，“我认为这最终可能会产生扭曲效应。”
“如果科技公司的CEO们能少花点时间在华盛顿特区，多花点时间开发新产品，那就更好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与公共事务教授欧文·齐达尔（Owen Zidar）说。
我为这篇报道采访的几乎每一位分析师、经济学家和学者都同意，特朗普版本的美国国家资本主义更多地反映了美国未来的走向，而非过去。这与中国的做法不同，也不是社会主义，但这是美国在已行进一段时间的道路上迈出的非常规一步。
在反垄断执法、产业政策和关税等问题上，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的派系都在向干预主义倾斜。特朗普的行动和意图更加明显——蒂姆·库克（Tim Cook）带着金色牌匾现身椭圆形办公室是有原因的。这种情况可能无法逆转。其他国家也在对美国的“内向转向”做出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正在巩固其国内经济，而欧洲正在转向社团主义（corporatist）。
“这改变了政治平衡，导致其他国家也推行类似政策。我们正在远离以前实行的那种资本主义品牌，”莱恩说。
超越以往的共识并非坏事。资本主义在美国日益不得人心，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这并非没有原因。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个系统失灵了。相反，它在滋生不平等，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并使整体经济更加不稳定。
大流行期间，公众在第一排亲眼目睹了供应链的脆弱性，以及即时（just-in-time）、全球分布这种设置的相关风险。政治领导人和决策者有理由思考：在巩固重要行业、支持关键公司以及在私营市场因风险而退缩的领域进行投资时，国家是否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白宫已暗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股权投资，但挑选对象的标准却是一个“黑箱”。“我们应该完全让市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不是一种好的经济方针。同样，“谁能获得优势取决于总统今天心情如何”也不是好办法。特朗普这种稍微“夺取生产资料”的做法颇为古怪。
“我们曾经持有的那种意识形态观点现在有点崩塌了，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过去所做的还不够好，不够充分，”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一家科技政策智库）创始人兼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说，“我希望特朗普政府对此有一种‘统一场论’（unified field theory，指统一的理论框架），但我看未必有。”
虽然动机可以理解，但机制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将如何退出这些投资，或者一旦退出，实际上能赚多少钱。然而，在庞大的联邦预算背景下，回报将是微乎其微的。这将全球经济推向了新领域，很难说这是不是一个美国会一直喜欢的领域。
“几十年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后者更甚），我们一直批评中国和俄罗斯，也批评意大利、德国和英国使用这些工具，”巴特尼克说，“如果美国也开始走这条路，那不仅会给我们的对手，也会给我们的盟友更大的许可去做同样的事。”【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