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06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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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作者：叶克飞，编辑：郑大钱
据报道，2025年日本的出生人口数量再创新低。专家根据2025年前10个月的初步数据进行计算，预计2025年日本婴儿出生总数可能低于67万，是自189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2024年，日本出生人口为68.6万，已创下新低，也是1899年以来首次低于70万人。2023年，这个数字为72.7万，同样是历史新低。至于跌破80万，则是2022年的事情，“创新低”已是日本媒体十几年来在生育率问题上的固定标题要素。
日本并非不重视生育率，各种财政支持政策从未中断。早在1994年就推出“天使计划”，后来又发布《新天使计划》《少子化对策推进基本方针》《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等，持续推动和升级激励生育的政策。如今日本女性只要生育，就能得到一次性50万日元的分娩补助金，实际分娩费用如果超过补助金额，也会由健康保险覆盖。养育儿童的家庭每月会得到津贴，前两个孩子在3岁之前，每月可领取15000日元，3岁至18岁每月补助10000日元，从第三个孩子开始，每月补助将增加至3万日元。至于学费的各种减免、育儿假的不断增加、公营住宅的优先考虑、保育服务的不断完善等都已是常态。
当专家批评这些政策仅仅针对计划生育或已生育人群，却未触及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那些不愿结婚的年轻人，日本又从善如流地计划推行弹性的四天工作制并改善休假制度。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种种措施都无法挽回局面。
日本社会崇尚东亚传统家庭观念，未婚生育现象比较少见，生育率下降的关键其实是结婚意愿的下降。
不结婚不生孩子，经济因素从不是唯一变量，甚至不是关键变量。反过来说，经济的好坏，与人口增长同样没有绝对关系。
对于人口问题，不同时代的关注点和结论大不相同。两百多年前，马尔萨斯担心的是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生存资源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可如今的经济学家，担心的则是人口减少导致经济衰退。
在现实中，大多数人都会对老龄化、少子化导致的人口减少持悲观态度。它不仅仅意味着购买力和未来发展空间的萎缩，也意味着当下的社保负担和财政赤字。
但长期参与日本经济财政政策的制定过程，被誉为“日本宏观经济学泰斗”的吉川洋则持相反意见。
2007年，日本老龄化超过21%，成为世界首个“超老龄社会”。2015年数据显示，日本老龄化率已达到26.7%。与此同时，日本社保总额已经占GDP的1/4，养老金金额则占社保总额的五成以上。因为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又集中于大城市，许多小村镇逐渐走向消亡。
这种趋势看起来十分典型：经济稳定发展，社会高度发达，但人们失去了繁衍的欲望，同时医疗水平越来越高，使得人们的平均寿命大大延长，形成少子老龄化的社会结构。
在许多人看来，这样的国家已经失去了未来，但在吉川洋看来却并非如此。他在《人口与日本经济》一书中分析了日本150年间的人口和GDP变化，着重分析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人口数据，也分析了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经济和人口数据，得出了结论：“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致相当于‘人均收人’的提高。即使劳动力人口没有变化（或者稍微减少），只要平均每位劳动者所能制造出来的商品增加了（即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经溶增长率就也会提高。”
1955年到1970年的高速发展期，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9.6%，劳动力人口年均增长率1.3%。而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1975年到泡沫经济终结的1990年，实际GDP年均增长率4.6%，劳动力人口年均增长率1.2%。
换言之，日本的经济奇迹并不来自人口增长和出口，而是基于大量农民进入城市的时代变化。二战结束时，日本城市化率不足50%，如今已经达到93%。相比之下，农民只需要拥有土地就可以自养，城市人的支出和需求则大得多，也推动了经济。同时，科技革命不但带给人们更便利的生活，也极大缓解了人口减少给经济带来的压力。
也正因此，吉川洋给出的药方是创新，因为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因素便是技术进步。他在书中反复提及一个例子：因为少子化的影响，婴幼儿纸尿裤市场停滞不前，但这并没有影响相关厂商，因为他们针对老龄化，开发了成人纸尿裤。虽然这不是什么技术创新，却是典型的产品创新。
此外，如自动贩卖机、智能AI等科技，表面上看取代了人类的工作，实际上大大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历史上有很多由人类从事的传统工作被机器取代，但人类非但没有被‘解雇’，反而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获得了更高的薪酬。也就是说，人类的生活因机器的出现变得越来越富裕。”
早在1973年达到生育峰值后，日本就进入了出生率下降的总趋势，下滑远早于“失落的二十年”出现前。这几年，日本就业整体回暖，失业率为经合组织国家最低，2025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达到惊人的98%，几乎是“毕业即就业”，但大家还是不想结婚生孩子。
生育作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与社会结构、经济走势息息相关，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心态。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中写道：“男性很清楚以自己的收人，一旦结了婚、生了孩子，生活水准会低于父母的生活水准，所以不愿意结婚生子。女性会由于找不到收入稳定的男性而结不了婚。年轻人中这些人的占比在增大，从宏观上讲，这是少子化形成的原因。”
从最重要的经济层面来说，“日本社会正在成为一个将过上‘普通’生活视作理所当然的社会。换句话说，日本社会变成了一个若不能过上‘普通’生活就无脸面对世人，会被亲戚、职场的同事、学校的同学看不起的社会。而且，从现在日本的绝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是中流阶层的现象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已经是一个‘普通的生活水准’变高了的社会。家电产品齐全自不必说，现在的普通生活还要求（有必要的话）有车、（到一定的年龄后）住上公寓或拥有单门独户的房子、让孩子上补习班或课外兴趣班、能让孩子上大学。”
这并非日本所独有，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民众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也就是俗称的“内卷”。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不能为孩子提供‘普通水平的生活’，这会动摇人们作为父母的自信。人们不仅会自主限制生育孩子的数量，而且如果觉得将来不能为孩子提供这样那样的环境的话，他们连婚都不会结。”
归根到底，少子化社会的形成，源自“一种对未来生活缺乏安全感的意识”。作为先发国家，日本是全球最早同时面对超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国家之一。少子化社会有着普遍性成因，比如经济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在这种普遍性之外，不同国家也有自己的特点，山田昌弘就认为，“日本政府错误地将欧美的习俗和价值观作为了参考，未能注意到当下年轻人的心声以及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且在政策牵涉金钱时总是行动迟缓”。他继而认为，日本政府的最大问题在于忽略了日本社会的养育意识，进而又将少子化看作是孤立问题，忽视了阶层固化、贫富差距的影响。所以，要想缓解少子化问题，政策制定者必须要看到问题背后的文化意识与社会问题。
东亚社会的内卷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日本的“平成废物”一代，信奉“逃避虽可耻但有用”，抛弃上进心，活在网络和二次元世界里。这个群体的成因，是个人向上流动的艰难，当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时，就只能选择消极抵抗。
日本平成时代以来的总生育率在1.6以下，早在1992年，“少子社会”一词就已经进入日本社会视野。此后，日本于1994年制定“天使计划”，1999年出台少子化对策的基本方针，2003年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山田昌弘写道：“自意识到少子化问题的存在，至政府着手采取对策，几乎用了10年的时间。事后证明，这10年的延误极为致命。”而且，这些对策并未奏效。
在现实中，许多人面对结婚率和生育率的下降，总是简单粗暴来一句“年轻人太自私，只顾享受，没有责任感”，这种判断显然过于草率。
二十多年前，我曾经跟人聊过生育率的话题。对方的观点其实也是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欧美人很自私，以自我为中心，都不喜欢生孩子，中国乃至东亚社会有儒家传统道德和情怀，对家庭非常重视，传宗接代是一种责任，所以会维持相对更高的生育率，人口保持稳定。既然有人口优势，所以就有大市场，一切都会更好。
我当年的认知能力肯定比不上现在，见识也有限，对世界的认知主要来自于教科书和报刊杂志，但起码的逻辑还是有的。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对这个说法存疑。
首先，我不相信“欧美人都自私”的说法。现实中很多人的逻辑非常奇怪，动不动就来一句“以前虽然穷但风清气正”。我从不相信物质贫瘠的社会能够有良好风气，因为当基本的生存资源都要拼命去抢时，好人必然是稀缺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些动不动就呼唤传统的人怎么此时就忘了这句老话呢？
我成长于八十年代，当时物质已不算太匮乏，城市孩子吃饱喝足肯定没问题，缺的只是精神食粮。但即使是大城市，公德也相当之差，等公交车没人排队，一群人在车门挤半天谁也上不去，为了抢座大打出手的事情时有发生。报纸上屡屡出现一些反思拷问，比如英雄下水救人，力竭牺牲，岸上几百看客无一伸出援手。
当然，我最直接的依据是：“以前虽然穷但风清气正”这种话，在那些从小批斗老师甚至批斗自己爹娘的一代人嘴里说出来，完全没有任何说服力。
更重要的是，我对“中国乃至东亚社会有儒家传统道德和情怀，因此会维持相对较高生育率”这个说法完全不认同。这一点出自朴素的逻辑和直觉——如果真的遵循这种传统道德和情怀，那就会活得非常累，而且与人类文明进程完全相悖，那只会劝退，怎么可能刺激生育呢？
多年以后，东亚已经变成了生育率最低的地区，印证了我的直觉。
与他们的父母相比，如今的年轻人没有享受到全球化高速运转的红利，也没有享受早期的社会福利，但从结婚到生育，成本都剧增。在结婚方面，预设了许多物质上的前置条件，准备工作就已经很艰难。之后无论买房还是养娃，花费都极其巨大。而在学位和升学等问题上的高度内卷，配上高强度工作和失业风险，更是会劝退无数人。
日本的情况有些差异，但最直接的原因同样是成本问题。日本文化很强调“风险规避意识”，强调对生活的长期规划。因此，如果结婚生育会降低现有生活水平，人们就会选择不婚不育。“如果按照日本规避风险的意识来说的话，在交往方面，并不是仅仅靠是否喜欢的恋爱情感决定交往，而是带着与对方交往后、结婚后将来会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想法来判断是否交往的。”
同时，日本人会主动为孩子规避风险，如果认为自己无力承担孩子的成长，他们就不会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对孩子的人生规划，要在父母结婚前就开始考量。所以，“日本的年轻人并不觉得恋爱是恋爱、结婚是结婚、育儿是育儿、孩子的教育费等孩子长大后再考虑、晚年生活等晚年再考虑，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会把这些问题孤立开来看待。”
在日本社会，这种责任意识是普通人的“标配”。即使孩子已经成人，父母还是会积极参与其婚育问题乃至教育第三代的问题，施加持续影响。这一点在日本乃至东亚社会都有深刻的社会基础，但这也恰恰是日本少子化程度远远比欧美严重的重要原因。
这种思维确实与欧美有很大差异。在欧美国家，人们对工作的社会等级差异不是太过于在意，蓝领和白领之间没有太明显的差异，人们不会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但在日本乃至东亚地区，人们普遍很在意他人的看法，并将他人看法作为能否立足于社会的最重要标准。山田昌弘也写道：“在日本社会，无论是多么好的事情，只要做出与多数人不一样的举动，都是不会得到肯定的。”而在欧美社会，人们对这种个性显然会更加包容和欢迎。
也正因此，日本不但非婚生子比例远远低于欧美，同时人们思考太多、对风险的预估太“精确”，愿意结婚生子的人当然也会更少。
山田昌弘还提到几个日本社会的细节，比如年轻男女普遍与父母同住，而在欧美家庭，年轻人离开父母独立居住是主流，而且生育会带来补贴。这种生活环境的差异，使得日本年轻人缺乏个人空间，因此也很容易将自身缺少空间的困境投射于未来。“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的观念，在日本女性中也不算太流行，欧美社会则恰恰相反。当然，这很大程度上跟日本社会对职业女性并不友好有关，女性在结婚和生育后，往往很难回到未婚未育前的岗位。所以，欧美社会对少子化的应对，显然不可能适合日本社会。
在分析了大量问题后，山田昌弘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路径：“需要让绝大部分年轻人有一种‘确信’：即便结婚后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也能够医生维持普通的生活水准。同时，要将我们的社会改造成一个无论哪个年轻人都有希望将来能够不让自己的孩子受苦的社会。”当然，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尤其是在东亚社会。
在东亚社会，养孩子累，孩子也累。即使是日本社会，在幼童入学等方面已经尽量公平，在教育上已经尽量鼓励和放松，但整个社会还是有着压抑感。
这种累也不仅仅体现于教育和社会竞争层面，还体现在人际关系层面。西方人的家庭关系相对比较疏离，但这种疏离不是淡漠，而是建立在独立的基础上。大多数孩子成年后就离开家，与父母分开住，在成长过程中，两代人的相处一般都是朋友模式而非尊卑模式。所以，尽管看起来疏离，但相处反而会比较融洽。
而在东亚社会，家庭关系的连接非常紧密，父辈会将自己认可的家庭价值观全数传递到子女身上，不容任何质疑，这也造成了各种干涉、误会和不理解。
具体到现实问题，东亚对个体最直接的冲击是教育焦虑、婚育捆绑和集体主义底色。
教育的高度内卷，基本让所有父母都陷入挣扎，加上高房价和生活成本，大多数人的人生已经完全被孩子的教育裹挟，彻底失去质量。如果不能为孩子提供正常水平的生活，就会动摇人们作为父母的自信，人们会自主限制生育孩子的数量。
“结了婚就要生孩子”的惯性思维，更让许多人失去了自己的人生。2010年到2015年，东亚三国结婚女性从结婚到生育第一个孩子的间隔时长数据，中国的间隔非常短，中位数数据是婚后第11个月孩子就已出生，韩国的数据是15个月，日本是18个月。也就是说，东亚三国几乎没有真正的“二人世界”。
也正因此，许多人在结婚这道关口前便已经选择停下。之前日本有数据显示，目前日本20-30岁左右的男性中，有70%没有配偶或者恋人，而有40%的男性甚至没有约会经验。此外，有超过1000万的日本女性选择保持单身，“不恋爱、不结婚”成为热门理念。
儒家文化传统的“性别分工”——“男主外、女主内”，也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调查显示，日本男性参与家务和育儿的时间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愿进入这种不平等婚姻关系，日本30-34岁女性未婚率高达35.6%，35-39岁女性未婚率接近26%。
在我们身处的社会，很多老人都喜欢强调“无缝链接”，在他们看来，“无缝链接”的人生才是最好的。比如小学中学大学，读完书就以应届生身份找到稳定工作，然后赶紧结婚，结了婚就马上要孩子，这样的话孩子大学毕业，父母还没退休，简直是完美人生。社会也倾向于这一点，如果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玩两年再找工作，考公考编的选择会少很多，用人单位也会心存顾虑，认为这个年轻人不太靠谱。
可是，这样的人生意味着个体完全没有喘息的机会，甚至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继而审视自身的机会。我认识不少大学毕业立刻就结婚的人，他们的父母当时都很高兴，觉得自己“完成任务”了，但后来他们全部离婚收场。这并不是偶然，因为以中国年轻人的心性，从小学到大学，已经毫无自主空间，在完全不成熟的状态下结婚生子，必然导致悲剧。
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意识，是东亚社会无法绕过去的坎儿。在儒家社会的理念里，人是无法脱离其他人独自生存的，直至今天，父母教育孩子，仍然会特别强调“做人”。它当然是现实所要求，但也客观说明东亚社会始终在强调人的依附性。
也正因此，对于日本而言，仅仅依靠增加补贴等福利措施无法解决结婚率和出生率的下降问题。日本社会真正需要做的是意识方面的改变：给予女性更多空间和包容，让她们有更多时间和空间处理事业与家庭、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职场文化也需要改善，让男性在繁重工作和复杂人际关系中得到喘息机会。但很显然，这些都可能是东亚文化的无解难题。
（本文部分首发于《周末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