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06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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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散人懂四六 ，作者：飞哥爱思考
关于抓捕马杜罗的讨论很热。马杜罗本人是否涉及贩毒？是否存在确凿的司法证据？美国是否具备跨国执法的正当性？坦率地说，对这些事实层面的判断，我无法判断，也不打算分析。
但有一件事，我可以非常确定地判断——美国再次对一个本身就缺乏稳定治理结构的国家进行了以推翻为目标的干预。而这件事的后果，并不取决于马杜罗个人是否清白，而是取决于一个更冷的现实问题——当一个国家没有成熟的制度结构、没有可被整合的政治势力，你推翻政权之后，靠什么来治理？
02｜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问题从来不是“能不能推翻”
如果把委内瑞拉放进历史坐标，你会发现它并不特殊，此类事情，美国在历史上已经干了几次，结果都很类似。
在伊拉克，他们推翻萨达姆，带来国家碎裂；在阿富汗，他们推翻塔利班，最终塔利班重新回归；在叙利亚，他们实施长期制裁与干预，带来国家空心化。
表面看，在美国干涉他们之前，它们的共同点是独裁，但仔细看，他们都是因为原本就缺乏可以和平整合政治势力的内生结构，所以会走向强权政治。强权政治在这些国家往往并不是反常现象，而是对低治理能力环境的适应性产物。换句话说，强权本身，之所以能成为“常态”，可能就是这些国家维持最低秩序的自然选择。因此，当美国在没有替代结构的情况下，把这种强权推倒，这些国家并不会自动进入有效治理，而是大概率进入无政府状态。
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但极其关键的逻辑问题。在这些国家，美国在推翻一个政权，却没有完成政治势力整合、没有形成最起码的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又试图扶持一个新的政权。而这个被扶持的政权，一方面缺乏强权政府所拥有的暴力能力，另一方面往往是以“民主”、“合法性”、“道德正当性”作为权力来源，这样的政府，在逻辑上便已经注定了它的不稳定。因为他们主张的民主，需要以共识作为基础，他们的安定，需要以反对方对结果的承认为基础。而这一步，在美国推翻强权政府的时候，这些条件都没有具备，情况反而是：
原有武装力量并未被彻底击败
不同宗派、部落、利益集团仍然拥有独立动员能力
未上位的势力在心理层面尚未接受在权力争夺中已经失败
在这种环境下，民主政权面临一个结构性的不可能——它既没有足够的暴力合法性去强制整合政治势力，也没有足够的社会共识去被社会自发认可。于是，这个政府只能依赖外部力量生存，一旦外部力量撤离，它就会迅速失去控制。换句话说，所谓民主不是用来完成政治整合的制度，而是一种建立在政治整合已经完成后的治理形式。若在整合完成之前要求民主，并不会带来社会稳定，只会把未完成的内战制度化、长期化。
03｜无政府状态未必更有利于实现正义，对普通人往往更糟
很多讨论喜欢把问题简化成“独裁vs自由”。但现实往往是独裁会带来压抑、腐败、不公；无政府会带来暴力、掠夺、碎片化、以及无序迁徙。对普通人来说，“自由”未必比“独裁”更“人道”。而且，当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之后，最直接的结果有两个：
人口向外无序流动（制造难民、非法移民）
秩序成本外溢给邻国及干预者
这恰恰构成了对美国最大的反噬，也是他们最头疼的移民问题的根源。
04｜真正削弱美国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对治理的低兴趣”
每一次这样的干预失败，对美国的最大伤害，并不在某一次具体行动上，而在于合法性的累积流失。二战之后，美国建立全球领导地位，靠的并不只是实力，而是一个隐含的承诺：“我不仅能推翻秩序，我还能建立秩序。”
但在近几十年的实践中，世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美国对推翻讨厌的人，兴趣很高，但对长期治理与收拾残局，兴趣很低。这让美国逐渐从“秩序提供者”，变成了“混乱制造者”。
05｜二战的德国和日本，是一个被严重误读的例外
美国至今仍然对给别国进行“国家重建”抱有自信，信心来源只有一个——他们在二战后成功改造了德国和日本。但这个案例，恰恰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历史特例。那一次成功，有几个被刻意忽略的前提：
改变德国和日本是当时全世界的共识——轴心国必须被彻底否定
对这两国的改造是全美国的共识——我们已经付出巨大牺牲，且可以长期付出巨大成本，来把这件事做好
德国和日本社会在彻底失败后的心理状态——内部已经放弃旧路径
德国和日本本身较高的社会组织能力与国民素质
以上原因决定了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改造是一次基于“外部全面战争+内部承认彻底失败+长期占领治理”共同完成的“内生国家构建”。但美国后来做的，是只复制了“推翻”，却忽略了“内部承认彻底失败+长期重建”这一整套条件。
于是，这几十年的干预一次次地获取军事上的成功，却在后续国家治理上失败。然而，他们迄今仍缺乏真正的反思。
06｜当灯塔国越来越胡闹，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惊讶，随即是上升的自由能
顺便分享一下最近的学习。看到这样的事情，我的第一反应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一种惊讶。最近我在学预测算法与自由能理论，一边了解AI算法，一边开始反思自己在面对这类事件时的内在反应机制。
我是这样一种算法模型：不停自动推理、预测、对高风险极度敏感、习惯对最坏情景建模，而且能把这些想象得有场景、有色彩、有细节、有情绪。
当我对世界的预测模型闭合，我的自由能上升，会本能地——调整贝叶斯先验概率，或者，通过立刻行动寻求反馈以减少待定变量。
当一个原本被认为具备治理能力与秩序输出能力的国家，一次次表现出对“推翻”的高兴趣、对“治理”的低兴趣时，这种经验会直接冲击我对世界稳定性的先验概率。
我开始扫描环境，寻找任何潜在的机会与威胁，并尝试通过行动来重新降低不确定性。这种行动有时是优点，让我能迅速下单、撤退、调整方向。但在当下这个坏消息频繁、最坏情景随时可想象的时代，它也让我更容易被世界的结构性不确定性持续触发行动力。
这种行动，往往并不宏大，也不激进，而是非常具体：
比如，重新评估美股的投资价值；
比如，开始更严肃地思考孩子未来大学的留学路径与备选方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事件带给我的，并不是立刻要做出某个结论。只不过，在我高度怀疑美国的治理能力，并开始用放大镜研究的时候，这件事在眼前发生，相比以前不关注阿富汗的时候，造成完全不同的冲击。
真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了，刻意保持敏感和开放和变化的思维，正是当下这个时代对个人最真实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