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城还是保乡？为什么只能保一个？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 ，作者：刘子1984

为难

这两年，地方政府化债、招商引资成为主旋律，对乡村投资锐减，并大有将精力收缩回城市，对乡村振兴懈怠的趋势。

“经济这么困难，还搞什么乡村振兴”也成为一种常见论调。仿佛乡村始终是一个陪衬，只有城市经济好，政府有余力时才值得做乡村振兴。经济困难、地方政府又没钱时，还搞什么乡村振兴？

另一面的现实，是城市经济困难，就业不足，大量农民工群体返乡，又引发各界关注。但短期内，城市内卷、经济困难、农民工返乡难以避免，最后的办法又必须指向乡村振兴。

更广阔的，还要回到集中力量搞“大国大城”的传统城市化、工业化经济思维，和持续推进“新型县域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思维和路线之争。现实中，也不断有坚持前者路线的朋友、读者试图跟我展开争论：

“跟日本、韩国一样集中本国三分之一以上资源和人才搞大都市圈”；

“集中人口、产业以及主要资源，让乡村小城镇消失，避免摊大饼浪费大量资源，才能让国家更富裕，更有前途和竞争力，同时也让老百姓有最大的依靠和幸福感”；

“全国数十万个村庄应该优胜劣汰，仅需要保存少量特殊产业和文旅价值的村镇银行”；

“普遍化的乡村振兴是歧途，贵州等西部省份无数高架桥和超长隧道，都是消耗国力的错误战略”；

“西方联手对抗中国，我们要聚焦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复兴崛起”之类……

我知道，他们中多数都没有好好读过我的文章，多数人恐怕也很少真正接触乡村，要一一辩论，还真没那个精力。

如此种种，反映出来的，依然是“保城还是保乡”的城乡二元化思维，一直在不断以各种形式延续。尤其在城市经济力有不逮的今天，搁置或阶段性搁置乡村振兴，收缩、集中资源继续做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再次成为一种重要舆论。

现实

但现实又是怎样的呢？

许多影视剧中，就常见这么一个剧情：医生/接生婆一脸焦急地跑出来问家属，“不行了，保大还是保小”，在场者开始纠结，谁简单跳出来说“保大”或“保小”，恐怕都要被观众骂。

但这样的剧情，这些年为什么少了？因为现实中类似情况越来越少了，越来越难引起观众共情——在生产力、医学以及交通不发达的过去，这类悲剧不少见，但今天，社会生产力充足，现代人优生优育认知提升，现代医学技术高度发达，这样的“生死之问”，虽不可能完全杜绝，但也很少出现了。

这时候，你还要脱离实际持续追问“保大还是保小”，其实已经意义不大了。大家都健健康康，不好吗？

西部地区为什么不能大兴基建，是我们生产力不足，还是因为生产力过剩？抑或，投在西部的投资就不是GDP，只有投在东部、大城市才叫GDP？今天我们的生产力水平，难道不可以两个都保、共同发展吗？

另一方面，“城邦－城市－都市圈”是西方几千年文明发展的主线，“城市”才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而我们的文化传统、国情、发展阶段并不同，我们有没有可能走自己的路，探索自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

我们再跳出理论的争论，来看被广泛忽略的一系列现实。

现实一，“大国大城”之下，人的发展就一定好吗？

以东京为例，东京都市圈（一都三县）集中了全日本30%的人口，40%的GDP，它还是我认为的人类城市文明最高的城市：这里基础设施完善，城市井然有序，人人彬彬有礼，治理优秀，而且很干净。十多年前，我们去参观东京市中心的建筑工地，几栋在建的大楼被绿幕包裹得严严实实，现场施工管理十分先进，看不到一点灰尘，也几乎听不到噪音，我们都惊讶得张大嘴巴——这事儿，恐怕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到，东京也是我认为的人类城市文明最高的城市！

如此，东京人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市民了。但另一方面，东京（以及韩国首尔）又是自杀率最高的国际化大都市。据说在东京，平均每天都会有一个人卧轨自杀，只要地铁站台语音播报有人身事故导致电车停运，人们就可以想到又有人卧轨了。而富士山北麓的“青木原树海”，每年都有数百人跑进去自杀，被日本人称为“自杀森林”。更不用说越来越普遍的抑郁症。

这座岛国大城，井然的秩序下，是“老年人（领导）永远正确，年轻人永远没有机会”，从职场，到社会阶层，到生活方式日益固化。继而是年轻人的丧文化，极低的生育率，超高的老龄化率……城市是文明了，但压抑的人性无处释放，到一定程度，自我摧毁或摧毁他人，就是必然。

城市经济是人生存、发展的根基，但我们不能只见经济，不见人！东京和首尔这两大“大国大城”的典型，集合了东亚儒家文化之内倾，与现代西方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文化之双重病根，表面和数据繁荣之下，内卷化、人的自我压抑都愈演愈烈，非但不是学习的对象，反而要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现实之二，中西方真实的“大国大城”格局是怎样的？

196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划出世界六大都市圈：纽约都市圈，占美国GDP的30%；环五大湖都市圈，占美国GDP的20%；巴黎都市圈，占法国GDP的30%；伦敦都市圈，占英国GDP的50%；东京都市圈，占日本GDP的60%；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占中国GDP的20%。

而最近数据检索，纽约都市圈GDP占美国GDP比例下降至8.29%（统计口径不一，基本在8%～9%之间），后来崛起的西海岸加州占美国GDP的14%，伦敦都市圈下降至22%～23%，东京都市圈降至39.5%，上海大都市圈降至14.5%。只有巴黎都市圈占比基本不变。

请注意，全球主要都市圈经济的相对集中度，普遍在下降，而非不断提升。尤其以中美两大真正的“大国大城”为代表，最大都市圈占全国GDP比例为14%左右，第二大都市圈占比8%左右（中国不同之处，在于有两个第二大都市圈，珠三角、京津冀，数据相差不大）。

对真正的“大国”来说，多个都市圈的崛起，多极化而非无限中心化，更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才是更真实的趋势！

现实之三，已然不低的中国省会大城市经济“首位度”。

跳脱超级大城市及其都市圈，我们再来看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大城市——事实上，韩国等中等发达国家，其人口、土地面积、GDP规模等，往往相当于我们一些经济大省。而东京、首尔等首都都市圈约40%的“首位度”，也与我们一些核心省会城市的经济首位度相当，比如西安占陕西GDP的37.5%，成都占四川36.3%，武汉占湖北35.2%。

所以，若从一省局部来看，我们的核心大城市的“大城”集中度，已然不低，是符合全球城市经济发展“规律”的。

但过度集中，以及继续无限地集中，就一定正确吗？不一定。

比如我国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首位度最高的三座城市——银川53.4%、长春53.1%、西宁47.1%，都位于自然和经济条件相对差一些的省份，而首位度相对较低的杭州、广州、济南、南京等城市，其所在省份分列中国省域GDP的前四。以此简要观之，条件越好的地区，越强调多极、均衡、综合的经济生态，反而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大城市的集中度更高。

随后，上述陕西、四川等中西部大省，也在积极推进均衡发展战略。比如陕西省最新提出“西安+榆林”双极发展战略，四川则对外推进成渝经济圈、省内推进五大经济区（全国唯一）。

就一省而言，省会大城市已然集中了一省最强资源，首位度并不低。这也并不代表其他地市条件就差，就没有相对优势，就没有发展价值。持续人为加速“大国大城”，或许本身也在违背客观规律。

问题

随之，我们为什么要“保小”“保乡”、推进内循环？这并非全部出于政治，其实也是理性的经济逻辑。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几个以往很少被触碰的城市经济根本问题。

问题之一：时代背景变化，与发展思想切换。

“中国近代史核心命题，其实只有一个：如何从一个农业国家及其文明，转化为现代工业国家和文明，以实现中华之崛起。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除了农业农村还处于“半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三缺一，其余工业、国防、科技都位列全球数一数二，发展虽不平衡，但现代化基本实现。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梦寐以求的目标，大致实现。……一问：推动民族前行的下一个目标、下一种思想在哪里？”

这是笔者在新书《乡村振兴与时代觉醒》中的开篇叙述。

过去几千年，我们始终面对的是生产力不足，及其生产力焦虑；近代以来，我们所准备的建设方法，也基本是围绕“如何通过工业化、城市化集约生产，快速做大做强”的经济发展思路。

但今时不同往日，中国工业化基本实现，现代化（除了农业农村）也初步实现。我们要面对的，不再是生产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生产力过剩、消费不足、分配和发展失衡的问题。随之，我们需要从生产力焦虑时期的发展理论，逐步切换为生产力充足时代的发展理论。我们面临的是“后工业时代，新城市问题”，继续简单套用过去产能不足时期的经济理论，并不合时宜。

比如，我们需要从重建设到重运营。

什么是“建设”？大家不言自明。过去的百年，尤其是新中国70余年，我们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从无到有地走过了他人几百年的建设历程。既然是短期速成，必然存在诸多消化不良的问题。

以笔者从事过的房地产行业而言，“建设”是很物质、很具体的。只要你“建（发）设（展）”的速度够快，品质差一点，成本和负债高一点，利润低一点，乃至不赚钱都不重要，因为速度、规模可以对冲或掩盖大多数问题。

但我们不可能一直快速建设下去。2018年是中国许多传统制造业，也是房地产的巅峰，从此转折，逐步切换为控量提质，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新型县域城镇化、内循环等发展思路。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短期集中建设后，海量债务化解、闲置资产和存量盘活、社会发展成本过高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简单的集中堆量、跑马圈地的“重建设”思路，切换为盘活存量、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循环的“重运营”发展思路。

但什么是“运营”？我们先抛出问题。鉴于篇幅，本文暂不展开。

问题之二：中国城市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过去几十年，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主线，就逐步聚焦到土地财政——即围绕以土地为核心的资产进行“低买高卖”的“生意模式”。

一开始，城市土地几乎零成本，地方政府就可以用零/低地租、低人工成本优势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园区。由于成本真的有优势，政府又给力，营商环境好，中国城市工业急速发展；

90年代末，工业流水线建起后，随之进行高校扩张，建立“人才流水生产线”。随后，中产阶层开始登上舞台，逐步奠定了城市产业和消费升级的双重升级基础；

随之，房地产这一土地价值变现的高阶形式开始发力，城市政府及房地产企业，通过不断对土地及其附加资产进行低买高卖、价值变现，获取了大量利差；随之，城市将这些利润投入到基础设施、公共福利、人才招引、城市建设，不断形成“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正循环，城市愈加繁荣……

那么，继续繁荣下去不好吗？不是不好，是因为不可持续。

今天，中国城市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正在于过去玩了几十年的“低买高卖”的“生意模式”玩不动了——低买不到，高也卖不出去了。土地及城市资产利差不断收窄，利润源缩减，而年轻人躺平叠加老龄化加剧之下，很难有新群体对处于高位的资产价格和发展成本接盘了！

这就倒逼城市只能“产业/人才升级”，将重心转向招引那些能赚取更高利润、能支付得起相应成本的产业、企业、人才——主要集中在高科技及金融资本领域。这样的人才定然是少数，到处都是，也就不好称之为人才了。

更致命的是，高科技+资本的叠加，又将持续压抑普通工作者（包括普通城市中产）的劳动价值——工业化将人物化，数字化将人算死，人工智能将人挤出——城市高质量就业及中产收入缩减，正成为趋势。另一方面，城市各项成本又很难主动同步下降，成本不变而收入下降，就促使城市普通家庭走向内倾，如压缩消费、压榨自己，导致消费萎缩、制约扩大生产，城市经济恐面临进一步萧条。

当然，这并非新鲜事，现代城市经济危机通常都这么发生，但今天，我们叠加的是人工智能加速和资本过剩的双重压制效应——人工已然是城市企业和组织最大成本，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不断降低人工成本和人工的使用，如此，城市产业升级导向，还将不断加剧城市的内倾、内卷……

这也是我说的“城市现代化陷阱”的现实体现。

这些问题，靠城市自己能解决吗？显然很难，因为这些问题，正是现代城市经济发展逻辑之体现。破解这些根本性难题，必然需要系统革新的思路。

那么，哪里还有价值利差？怎样才能保护、继续扩大中产？怎样才能恢复正向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区域平衡发展、新型县域城镇化、乡村振兴、内循环……正是方向。

因此，“救乡村就是救城市”，“保乡”就是“保城”。城乡绝非博弈关系，而是现实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是共生共荣的生态关系。

问题之三：数智文明对工业文明的革新与重塑

在工业时代，“社会生产－组织”最好的方式就是集中、集约。人们要获得更高收益、更好发展，只能按市场要求到指定地点（主要是城市）集中。大城市，正是人口与资源不断集中的结果。

但正如叔本华所言，人如刺猬，离远了觉得冷，逼近了大家又都有刺。不断集中有利于社会生产、组织，但未必就符合人性和人的根本需求。

城市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还是应该回到人的发展。事实上，多数普通人在“被指定集中”的过程中，一般都会产生“反抗”的想法。过去，生产力、技术和反抗工具不足，这种“反抗”往往是被动和自我压抑的，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数智技术发展，这种“反抗”的成本和收益比正发生变化。

举一个简单例子：数字游民的兴起。原本，一个背景普通的年轻人要获得较高收入，只能去城市中心熬时间，从职员到管理者，从蓝领到白领再到中产。但今天，同等技术条件下，他可以拿着电脑、手机，去城市郊区、去乡村办公。他会发现，他在市中心内卷下的收入，跟在城郊、乡村获得的收入差距可能并不大——而便捷的交通，真要进城也可以随时出发。

今天，乡村的数字游民们，即使绝对收入还不能等同城市，但乡村环境好、成本低、人与人“对刺”少，即便打点折扣，其性价比、低内耗、综合获得感，算下来也是划算的。尤其疫情期间，居家办公、下乡办公，还一度成为不少企业降本增效的好办法。

我们终究要看到，科技和时代发展，终究是用来解放人，而非压抑人的。我们能否用适度分散、更人性的方法，去获取原本只能靠集中才能获得的收入？对年轻群体来说，这种可能性正越来越大！

这也是我总结的“文明隔代亲效应”。远香近臭，临近的文化和文明之间多见相互排斥：强调“城市－集中－集约”的工业文明，必然对强调“道法自然－分散－控制风险－自足”的农业文明形成压制；而今天的“数智文明”时代，去中心化、区块链分布式存储、大数据云计算对物质载体的虚化，等等，正在用科技含量更高，也更人本的思维和方法，对工业文明“集中－切割（分工、定位）”的底层逻辑发动新的革命！

时代在交融，也在孕育，在内卷，也在新生。我们不仅要看到技术上的革命，更要看到文明之间的深层次迭代。而这种革命，正在与传统农业文明产生新的“隔代亲效应”！

出路

我们要从习惯做选择题，到习惯做论述题。

我们常说，选择大于努力，但须知，选择往往是排他的——你选择了做医生，就不好再选择做律师，你选择加入这个党派，就不好再加入另一个，你选择了城市，就不好再选择乡村，你选择了工业化城市化，就只好选择“去乡村化”……而一旦进行了选择（看似主动，实则被动），不论个人、群体还是社会，就要承担相应的机会成本、沉没成本，人与社会的发展也就被定型，难以改写。

只是，向来如此便对吗？

比如，你选择了城市，能否也选择乡村？

为什么不可以？比如农民工群体，他们平时在城市打工，在春节团聚时回乡过年；在城市经济繁荣时外出打工，在外部形势不佳或家乡可就业时，选择回乡；在年轻、熬得起时进城，在无力或不愿支付成本时返乡……

而正是中国农民这种可以实际灵活选择的现实，才使得他们不至于将各种成本硬着陆在城市：比如不断吵着涨工资、交社保，将其生存发展的成本转移给企业，在城市出现经济危机时流落街头造成城市治安恶化，在城市不需要（淘汰）他们时赖在城市制造社会矛盾。

试问，如果中国农民只能城、乡二选一，可能会有中国工业持续的低成本、城市人居和营商环境的高质量吗？此时，相比西方单纯私有制下，农民一旦选择了进城就无法返乡，中国乡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当然也存在一些弊端），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无疑具有更综合、更深层次，也更现实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而我的现实观察、感受，一是当前农民进城安居乐业的成本还是太高，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推进高质量（而非简单集中）的城市化，二是，只要不是被教育、合村并居、房地产等人为加速的城市化逼着进城，今天，中国农民的选择自由度，其实要高于“不上则下、只能内卷”的城市中产。

那么，未来，城市居民是否也可以像农民一样，想在城市时待在城市，想下乡时下乡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各种阻碍人自由流动的因素逐步消解，我相信一定会的。

如此，我们的社会就需要从习惯做选择题的排他性思维，转向做论述题的综合生态思维。我们需要从“保城还是保乡”的二元化思维，转化到城乡融合的生态文明新思维和新发展模式。

因此，保城还是保乡，其实本就不是问题。重新发现乡村价值，用1+1>2的城乡价值循环，取代西方单向城市化发展路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一大根本路径！

从根本上，人要发展，首先要转变的还是思维。我们是真的无力“保乡”吗，并不是。破解“城市现代化陷阱”，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新型县域城镇化，首先要转变的，也许正是我们的思维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