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07 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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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CITY来不 ，作者：记笔记的
在阿姆斯特丹北端，广阔的艾湖中，一座全新的岛屿已为住宅建设准备就绪。这片名为“海滩岛”的土地，将成为一个由六座岛屿组成的全新群岛的一部分。该群岛最终将成为6万余居民的家园，并配套建设海滩与自然保护区。如此工程，在多数城市堪称稀世杰作。而在阿姆斯特丹，这不过是其日常城建中更具前瞻性的一步。自13世纪建城以来，这种宏大的雄心便是阿姆斯特丹与生俱来的特质。为迎接建城的750周年诞辰，我们来回望这座数世纪来一砖一石艰难构筑的荷兰首都：它坐落于海平面以下两米的洼地；为对抗严酷的自然环境与无时不在的海洋威胁，从诞生之日起就必须投入巨量资源，不仅为了自保与求存，更是为了重塑大地，使之足以承载大规模的栖居。
于危机中诞生
在阿姆斯特丹北端，广阔的艾湖中，一座全新的岛屿已为住宅建设准备就绪。这片名为“海滩岛”的土地，将成为一个由六座岛屿组成的全新群岛的一部分。该群岛最终将成为6万余居民的家园，并配套建设海滩与自然保护区。如此工程，在多数城市堪称稀世杰作。而在阿姆斯特丹，这不过是其日常城建中更具前瞻性的一步。自13世纪建城以来，这种宏大的雄心便是阿姆斯特丹与生俱来的特质。为迎接建城的750周年诞辰，我们来回望这座数世纪来一砖一石艰难构筑的荷兰首都：它坐落于海平面以下两米的洼地；为对抗严酷的自然环境与无时不在的海洋威胁，从诞生之日起就必须投入巨量资源，不仅为了自保与求存，更是为了重塑大地，使之足以承载大规模的栖居。事实上，若不是被全球变暖引发的极端天气深刻塑造，阿姆斯特丹或许永远不会成为一座城市。该地区长达七个多世纪的治水智慧，为其他正与气候变化对弈的城市，提供了亟需的现实方案。在所有至今仍为重要商业枢纽的历史名城中，阿姆斯特丹堪称气候适应性城市的开山鼻祖。其整部历史，就是一部为适应气候与经济变迁而不断重塑山河的史诗，为世人指明了一条在生存危机中破局的繁荣之路。若没有区域气候的剧烈变迁，阿姆斯特丹从狭小沼泽村落崛起的传奇或许便无从谈起。中世纪暖期海平面上升期间，如今的荷兰地区被强风暴彻底重塑。到1287年灾难性的圣露西亚洪水爆发时，海水已向内侵蚀至内陆深处，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沿海聚落。这座城市的名称——意为“阿姆斯特尔河上的堤坝”——正源于为应对这个日渐壮大的村落所面临的危险低洼处境而修建的基础设施。阿姆斯特丹新的沿海区位使其成为贸易热土，但作为建筑用地却前景黯淡。城市表层土壤是松软饱水的黏土与泥炭混合物，用作重型建筑地基的适用性堪比一块果冻。若没有大规模的土壤改良与改造工程，这座城市的兴起便纯属天方夜谭。由此，阿姆斯特丹开启了漫长征程：在长达七个半世纪的艰辛岁月中，通过排水、抽水、筑堤等工程，辅以独特的建筑技艺，逐步奠定城市根基。“水资源管理是阿姆斯特丹城市规划的根本，”该岛屿项目的总规划师顿·斯哈普(Ton Schaap)指出，“每当规划一个城区，道路与运河、桥梁都是必须同步考量的系统。因为离开了这些，就失去了确保干燥宜居的基本条件。”打造足以承载房屋的坚固地基，是首要的工程难题。传统的解决方案始终采用将木桩穿过12至15米的表层土，直至其触及下方的砂石坚实层——只要不接触空气，这便能为建筑物提供稳定的基座。在1925年开始逐步改用混凝土桩之前，阿姆斯特丹的所有建筑都坐落于一个由木桩构成的、状如针垫的地基之上，这些木桩主要依靠人力、辅以有限的机械，被费力地夯入土中。保持木桩的良好状态是另一大挑战。高水位会导致城市内涝，而低水位使土壤干涸，则会让木桩暴露在氧气中，引发腐朽和沉降——如今在阿姆斯特丹运河边，仍可见一些建筑因此醉汉般歪斜而立，这便是明证。因此，阿姆斯特尔河上的水闸承担着双重使命：既能在洪水来临时阻挡外侵，也能在必要时关闸蓄水，以维持地下水位，保护木桩。这套系统固然成功，但其复杂性初见之下，不免让人生疑：当初何必非要在此地建城？阿姆斯特丹建筑下的木桩，生动演绎了“需要为发明之母”。因本地缺乏合用之材，木桩多自远方运抵——或借木筏沿莱茵河从德国而下，或经海船自斯堪的纳维亚而来。由此木材贸易缔结的商业纽带，极大地增强了阿姆斯特丹的经济实力，助其成为波罗的海木材与谷物输往欧洲大西洋沿岸及莱茵河流域的主要枢纽。这一贸易形成了良性循环：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屋下，你可能发现来自挪威的木材；而在北海/波罗的海地区更广范围的17-18世纪建筑中，你也能找到自阿姆斯特丹运出的荷兰砖块。阿姆斯特丹发展过程中所需的高度组织化能力与外向型贸易体系，其意义远不止于应对环境挑战——它们更锻造了一个富有远见、善于流动的社会，使其站在了现代性的前沿。
丰沛的贸易税收，使阿姆斯特丹得以将惊人的财力与人力，投入运河开凿、堤坝修筑与排水疏浚的宏大工程。繁荣也驱动市民亲身参与建设：例如，法律规定临河房屋的业主须维护自家堤岸，作为回报，他们获享特权，可直接从驳船上低价购入货物，仓储后再行转售。
以水为纽带凝聚社会力量
在这里，机变巧思从来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生存的必然。在中世纪堤坝、运河与海堤开辟之前，生活于此的人们被迫过着一种受限的、两栖式生活，栖身于名为“特尔彭”(terpen)的人工土丘之上。一旦离开这些土丘变得安全，各个村落便需携手合作，筑起共同的防护基础设施。
然而，即便是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屏障，也非绝对安全的保障。人们将洪水视为贪婪的“水狼”，它能在睡梦中将人吞噬，也能将赖以果腹的农田化为泽国。风暴潮来袭时，阿姆斯特丹人仍会被逼上屋顶，敲锅击盆以吸引救援的驳船。在中世纪晚期胡克与科德内战期间，荷兰人因战乱荒废了堤防维护，导致多达万人因溃堤而丧生，南荷兰省的部分地区也因此盐碱化，沦为不毛之地，直至今日。
阿姆斯特丹郊外某湖泊地图配套的一幅17世纪寓言插画，图中荷兰狮正与“水狼”展开搏斗。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与水的博弈，赋予了荷兰一项独特禀赋：一套比其议会更为古老的水管理体系。早在1248年，荷兰便创立了第一个“水务局”，这是一种区域性的水利共同体，专事协同防洪与排水。与此同时，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也构筑了各自精密的防御与管理体系。在17世纪的黄金时代，守卫这座城市的安危，意味着必须驾驭一个日益精巧、层叠交织的运河网络。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佩特拉·范达姆(Petra Van Dam)形容：“这套运河系统就像微型山地景观——部分街道地势高于其他区域，导致运河水位也高低不一。这些运河最终汇入阿姆斯特尔河与艾河，彼此既相互连通，又通过堤坝与水闸相互分隔。”迫于运河系统的复杂性，阿姆斯特丹转而求助于科学研究以保障安全，并于1675年设立了城市水务局。在对运河水进行了多年观测之后，该局确立了一个公认的零点水位，并将其公之于各城市水闸，作为衡量水位高低的基准。这标志着阿姆斯特丹在水位监测方面的先见之明。至19世纪，这一标准被正式定为“阿姆斯特丹标准水位”，不仅在荷兰全国，也在西欧大部分地区得到采用。
适应：刻入城市DNA的特质
但并非所有历史挑战都延续至今。1932年，为更好地抵御海平面波动的威胁，阿姆斯特丹甘愿放弃了其得天独厚的沿海位置，修筑了一道长32公里的堤坝，一举将须德海的出海口封闭，最终令这片桀骜的海湾驯服为两座平静的湖泊——艾瑟尔湖与马克美尔湖。
通过排水、抽水、加固海堤，甚至在部分区域让居民居住于船只或水上浮动住宅来管理和拓展城市空间的传统，如今仍是阿姆斯特丹的城市DNA。位于艾堡的新群岛便生动诠释了这一点。
该群岛总规划师斯哈普将建造过程说得异常简洁：“建造这些岛屿的方法很简单，从海底取土后运输至目标区域，”他本人就住在由旧码头区改造的住宅区中，“随后逐层铺设薄土层，如此反复，大约两三年便可成型。
”这种技术被用于大部分（非全部）岛屿的建造，其名称极具荷兰特色——“煎饼法”：将一层薄薄的泥浆泵入岛屿形状的模具中，宛如在平底锅中摊面糊，待其干燥后再叠加新的土层。
“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随着极端短时强降水事件的增加，阿姆斯特丹如今的目标不仅是有效排水，更是提升城市滞蓄能力，避免内涝。该市现行的规划设防标准，要求能够抵御每小时70毫米的极端降雨——这一强度远超阿姆斯特丹有气象记录以来所曾遭遇的降雨，但在近年地中海地区的极少数个例中已有发生。
在大量模型推演后，该区街道布设了雨水花园网络——即种植耐涝植物的透水性地带，荷兰语称WADI。这些花园暗藏着集水管道，管壁的小孔能让水流在前往地下蓄水池的途中部分下渗。透水铺装取代了混凝土人行道，令该区域成为更高效的吸水海绵。此外，新建筑现都必须配置径流蓄水池——通常是门前一个看似装饰、实为临时滞蓄雨水的水池或水景。尽管采取了这些积极举措，阿姆斯特丹仍面临风险。“表面看我们已做了大量工作，但我清楚目前还远远不够，”负责环境管理的阿姆斯特丹副市长梅兰妮·范德霍斯特(Melanie van der Horst)表示，“我们尚未准备好应对如此强度的暴雨和洪水。”这种谨慎绝非自谦。纵有治水之长，阿姆斯特丹亦曾经历失败：19世纪，它为低收入劳工建造的劣质住宅区地基不稳；20世纪，又将他们的部分后人迁往市郊填海区那些沉闷的卫星镇。面对旷日持久的极端高温等新威胁，它同样是新手。然而，正是过去的挑战，淬炼出一种务实且勇于试验的风格，以及顺应自然的深厚智慧。“最要紧的是人们身上的那股闯劲，”佩特拉·范达姆说，“我觉得，当一个城市以航海为业、天天和水打交道，自然就会形成一种关于环境的特有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