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07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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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Wallpaper中文版 ，编辑：杨叶，作者：W＊
宣布掳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数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便声称，美国石油企业已经准备好在委内瑞拉国内大举投资。此刻，对一个深陷危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丰沛的石油资源不是出路，而是深刻危机的又一次开端。
历史不断重演。20世纪50年代，同样是在石油带来的短暂繁荣中，一座雄心勃勃却再也未能完工的现代主义建筑——螺旋大厦（El Helicoide），象征着委内瑞拉昙花一现的国家自信，也见证了随之而来的失序与坠落。
彼时，整个拉丁美洲被视作现代主义设计理念的试验场。而当这些以“未来”为前提的建筑失去了稳定的政治与经济土壤，它们不再代表进步，反而成为治理失灵最直观的注脚。
20世纪50年代，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经济复苏期，委内瑞拉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国。资源带来的巨额财富，迅速转化为国家层面的雄心，推动了一项激进而前所未有的建筑计划——螺旋大厦，一座为汽车而设计的大型购物中心。
大厦选址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南部的一座岩石山丘上。施工伊始，整座山体被削平、重塑，分割成七层呈螺旋展开的地形。随后，混凝土浇筑其上，2条长达4公里的螺旋坡道沿人造山体盘旋而上。来访者可以驾车从底层入口一路盘旋上行，将车辆直接停放在店铺的门口。整座建筑面积近6万平方米，原计划容纳300家精品店、8座影院、1家酒店、1处直升机停机坪和多种消费设施。
螺旋大厦项目建设初期，用炸药将整座山体削平、重塑成七层的螺旋地形。
图片来源：Proyecto Helicoide
在这座人造山丘的顶部，原本设计了巨大的穹顶——它也是首个在美国之外，依据建筑师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的短程线穹顶理念建造的屋顶。按照最初的设计蓝图，这里既是纪念品商店，也是俯瞰城市全景的观景平台。建筑体量之大，使其几乎从加拉加斯城市的任何角落都清晰可见。
1956年螺旋大厦宣传册上的最终设计效果图。
图片来源：Proyecto Helicoide
螺旋大厦由豪尔赫·罗梅罗·古提雷斯（Jorge Romero Gutiérrez）、佩德罗·诺伊伯格（Pedro Neuberger）与德克·博恩霍斯特（Dirk Bornhorst）共同设计。他们都是20世纪中期委内瑞拉现代主义高峰的参与者，分别主导过多项现代化建设。螺旋大厦本身亦呈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即功能导向、去装饰化语言和技术乐观主义——整个项目服务于“汽车交通优先”这一核心构想，采用裸露混凝土直观呈现建筑结构。设计师们相信结构、流线与功能分区的优化能够重塑人的行为方式、进而改善整个建筑的运行。
在当时的国际语境中，螺旋大厦被视为“速成现代化”的典型范例。它因将交通、展览与商业功能整合为一体，被当作“道路作为新型建筑形态”的案例，收录进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1961年的《道路》展览，并登上多家国际重要建筑与设计杂志的封面。
螺旋大厦最初的设计模型。
螺旋大厦1956年的官方宣传册，文字大意为：“螺旋大厦内部店铺将按专业类别分区设置，来访者可货比三家、选择心仪商品；在螺旋大厦中，市场竞争将是自由的，并最终惠及消费者与商家双方。”
然而，当这些精致的模型照片在全球媒体频频亮相的同时，加拉加斯的施工现场却停滞了。
1958年，“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下台，新成立的民主政府随即中止了螺旋大厦的建设计划，围绕这一项目，一场复杂而漫长的法律纠纷随之展开，牵涉施工公司、已预售铺位的商户——这一在当时颇为新颖的融资方式——以及国家本身。美国实业家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曾一度表示有意收购该项目，但最终因法律与行政限制撤回提案。
1961年，开发公司宣告破产，施工全面停滞，螺旋大厦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下行：工程夭折、逐渐荒废、频繁更易用途……1965年，曾有人试图重启这一未竟工程，计划将螺旋大厦改造为私营工业的永久性展览中心，并承诺在1967年前完工。然而，这一设想最终未能落地，反而被媒体评论为“加拉加斯在不断即兴应付中扩张的一个典型案例”。随着时间推移，除裸露的混凝土结构外，原本为购物中心配置的设备与设施被陆续洗劫一空。1975年，这座尚未完工的建筑最终被收归国有。
伴随建筑停摆而来的，是周边社区生活的支离破碎。在螺旋大厦四周，环绕着名为San Agustín del Sur的棚户区。这一社区最初由19世纪中期进城务工的农村移民搭建而成，并在1918年石油被发现、1930年代末加拉加斯启动工业化进程后迅速扩张。然而，为了建设这座现代化地标，大量家庭被迫迁离，原有居所被拆除，社区结构由此遭到破坏。
建筑停摆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螺旋大厦被改作临时避难所，政府将受到洪灾影响的约500户家庭安置于此，原本用于商业的空间被港口集装箱改造而成的简易住宅替代。1982至1984年，在将这些居民重新安置后，政府试图将这里转化为“螺旋大厦文化项目”，计划设立国家历史与人类学博物馆，但同样以失败告终。
1985年后，情报警察正式获得建筑底部两层为期15年的使用权，螺旋大厦由此转变为一座监狱。曾经为了展示、消费而设计的坡道与退台，如今成为了分区、封控与动线控制的天然工具。建筑本身未被摧毁，却在功能上彻底反转，其现实用途与设计初衷形成了不可弥合的断裂。
回过头来看，螺旋大厦的建设恰逢由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城市改造时期。20世纪40至60年代，委内瑞拉一度成为现代主义建筑实践的密集试验场，国家权力、石油财富与国际设计理念在此处短暂汇合，却在现实中显露出脆弱的命运。
位于加拉加斯阿维拉山顶的洪堡酒店（Hotel Humboldt），建于1956年“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执政时期，由建筑师托马斯·何塞·桑纳布里亚（Tomás JoséSanabria）设计，工程仅用199天完成。作为加拉加斯缆车系统的一部分，酒店以圆柱形塔楼与玻璃、铝制立面构成，将住宿、观景、社交与交通基础设施整合于一体，体现了国际主义建筑对技术速度与国家能力的高度信心。
然而，这座被寄予厚望的地标实际运营时间不过八年（1957–1965）。此后，它在教育用途、私有化特许与修复计划之间反复转换，几度被唤醒，又几度沉寂。
拍摄于1956年的洪堡酒店，建筑位于阿维拉山顶，也是当时委内瑞拉建设的加拉加斯缆车系统的一部分。
位于加拉加斯西部的住宅区23 de Enero（意为1月23日），其建设同样启动于1950年代中期，由建筑师吉多·贝穆德斯（Guido Bermúdez）设计，原型源自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CitéRadieuse）”理念。成组的超级街区将高密度住宅抬升离地，将底层释放成公共空间，并严格地分割了居住、交通与绿地，试图用标准化的秩序来应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住房压力、塑造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住宅区23 de Enero最初的设计效果图。
然而，政权更迭与制度瓦解之下，23 de Enero被大量居民涌入、占据，加之1960年前后，新的民主政府在住房政策上显著缺位，放任甚至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棚户区数量迅速增加，这一社区也成为社会运动与政治斗争频繁发生的地区，“加拉卡索事件（Caracazo）”、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1992年未遂政变均发于此地。如今的23 de Enero也更多与暴力、贫困与非正式治理联系在一起。
所有这些现代主义建筑实践，共同呈现了石油驱动的现代化进程与其所依托的巨大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尖锐对比：彰显国家工业实力的建设，却建立在80%委内瑞拉人陷于贫困的基础之上。
委内瑞拉不是孤例。20世纪中期，整个拉丁美洲都曾经历高速发展，又在制度与增长中断后陷入失效的循环。这些建筑与设计中，既有库鲁切特住宅（Casa Curutchet，1950年代）、基督圣工教堂（Iglesia de Cristo Obrero，1950年代末）、伦敦银行（Banco de Londres,1966年）等兼具设计理性与历史价值的完成之作，也留下了巴西利亚、墨西哥城等超级街区中“光辉城市”理念在现实层面逐步失落与失效的痕迹。
*左右滑动
库鲁切特住宅的透视图、立面图、剖面图。
基督圣工教堂（左）与伦敦银行（右）。
而这种集体的选择并非偶然。国家主导的“速成现代化”，需要直观而有力的符号工程来展示发展意志，宏大的公共建筑、成组的超级街区、从零规划的首都与行政中心，成为国家能力最可见的表达。现代主义以其去装饰、强调理性与技术的语言，在视觉上迅速完成与“旧世界”的切割。
从客观条件来看，彼时的拉美也为激进的建设方案提供了现实土壤。相较于欧洲历史城市的高度密集与结构固化，20世纪中叶的拉美仍处在大规模城市化的早期阶段：城市边缘不断外扩、大量土地尚未被既有秩序锁定，那些在其他地方难以实施的规划分区与超级尺度空间，在拉美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国际设计话语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在战后现代主义的全球传播中，拉美被想象为一片历史负担较轻、国家意志集中的“新大陆”，成为国际建筑师与本土精英检验现代主义能否塑造社会的理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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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利亚城市俯瞰图；巴西利亚原本以十字形规划，后因用地条件调整为飞机形态。宏大的轴线与严格分区塑造了现代主义典范，也在建成后暴露出日常生活不便的问题。
墨西哥城最具代表性的现代主义超级街区Unidad Habitacional Nonoalco-Tlatelolco,由Mario Pani Darqui规划设计。高层板楼成组布置，强调功能分区与公共绿地，是“光辉城市”理念在拉美最完整的实践之一。1985年地震对其造成重创，也成为现代主义住宅失效的重要历史节点。
然而，设计理念是国际流通的，维护、治理与社会消化的代价却始终由地方承担。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的深度干预、频繁的政变与军政府统治，不断打断建设与发展的连续性。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各国陆续回归民主、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叙事，但这更多是针对全球北方与主流国际秩序的判断。地区冲突、资源博弈与发展不平衡从未真正消失，近期的委内瑞拉动荡便是一记警钟。
如今的螺旋大厦仍在使用，但用途极具讽刺意味：昔日被规划为高端商业与文化空间的展厅，如今成了监狱的牢房；承载着委内瑞拉工业理想的坡道，如今成为情报局的车场。那座未能完工的建筑和其背后宏大的愿景提醒着人们：宏伟建筑设计的背后，隐含着对制度稳定、持续投入与公共治理的长期依赖。一旦这些前提崩塌，以“未来”为前提的城市空间便会迅速失去支撑，暴露出其脆弱的底层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