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08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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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小北
在《甄嬛传》中，后宫宫斗借助钦天监就逆转局势；在《琅琊榜》里，太史令一句“星象异常”便成为梁帝废黜太子的借口。
“夜观天象”在古代从来不是观一观天象那么简单，“灾异”在古代往往被认为是上天对人事的预兆或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
历史的真相比影视剧来得更精彩、更复杂，北大历史系教授陈侃理曾对灾异的政治文化追根溯源，他的旧作《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近日迎来再版，书中的一些洞见将刷新你的认知。
中国古代灾异论能够制约皇权吗？
“中国古代灾异论能够制约皇权吗？”这或许是许多人对这一话题的关切，也是这一研究的出发点之一。
书中的研究结论，或许和你的第一直觉和固有认知不同。在许多人看来，儒学士大夫在理念中将解说灾异当作神道设教、制约皇权的一种手段。然而，实际情况却往往并非如此。
董仲舒的灾异解说，矛头所指是朝廷内外对于皇权、德治的种种威胁；刘向、刘歆父子的灾异理论或偏于实用或偏于学理，其对手都不是皇帝，而是宦官、外戚这些被认为侵夺皇权的政治势力；汉代有因灾异策免三公之制，而宋代士大夫称说灾异，除了要求皇帝修省还多用于政敌之间的互相攻讦；至于清代，皇帝甚至亲手握住灾异论的武器，将剑尖儿指向了他们的臣僚。
《汉书·五行志》书影。《汉书》首创《五行志》《天文志》，记录了上古三代至秦汉以下的灾异占验和事应。
正如书中所指出的，当我们提出“能否制约皇权”的问题时，显然带上了怀疑、否定皇权的现代预设，但晚清以前的士大夫却从未在皇帝制度以外设想过任何其他政体——他们都是皇权的忠实拥护者，对皇权的理想是“内圣外王”。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不同，“天命”信仰终究没有发展出独立于世俗政体之外宗教组织。
皇帝作为“天子”，垄断着祭祀天的权力，控制着占测天的知识，因而也是灾异论理所应当的服务对象，并且不难掌握对灾异的最终解释权。
从这个角度来看，灾异论不是从外部制约皇权，而更应该理解为皇权政治体系内部的一项自我调节的工具。
灾异只是预言或占卜未来吗？
有人以为灾异文化的核心是“预测未来”——仿佛古人通过天象变化便能洞悉天命走向。事实上，灾异论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回溯”——即灾异发生后追溯其背后的道德或政治原因，把异常天象与现实政事联系起来。
例如董仲舒灾异论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说灾异的重心转到回溯原因上来：灾异出现，是因为君主失德、政治失序，这种解读其实是对现实的批评和反思，而不是简单的“天降预言”。这样，灾异就成为儒生“针砭时弊”的手段，借助天意之名，向皇帝进谏。
实际上，君主对灾异有所恐惧，也往往不是因为想起来过去犯了什么错，而主要是担心灾异预言成真，大祸临头。所以，董仲舒希望推行儒家理念，无法摆脱预言、占卜方面的数术理论。
“日食”等自然规律被揭示后，
灾异论自然被淘汰？
科学发展带来对自然规律的深入认识，比如日食的成因被揭示，这似乎应当让灾异文化失去立足之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篇中国古代文献揭示了更多早期天文学家如何研究日食的信息。
经学家、皇帝、士大夫并没有因为天文学的进步而彻底放弃灾异论，而是巧妙地调整和转化了解释策略。在日食等天象已被科学解释的前提下，灾异文化转向强调其象征意义和教化作用，认为即使自然规律可被理解，灾异依然是天意对人事的提醒。
甚至，当日食预报失误、天文历法出错时，灾异论反而获得“新解释空间”。唐宋以后灾异仪式的神秘感减弱，更多成为政治表演；但清代又出现仪式强化，预报有日食的当天早上,京城官员们都要到礼部集合。日食一开始就齐刷刷地下跪,直到太阳复原为止。不少年纪大的官员,体力吃不消,跪得东倒西歪,还被皇帝痛骂。
影视剧《大宋少年志2》中展示的日全食经过，剧中对这次天象的文字描述：公元一零四八年正月朔日，日赤无光。
灾异文化展现了极强的“自我适应”能力，随着知识和权力结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地位。
灾异和祥瑞，
是如何加以区分的呢？
人们通常认为灾异和祥瑞分属两极，一个是不祥预兆，一个是天赐福瑞。然而，两者本质上是一体两面，服务于权力话语的。
汉宣帝时期，史书记载了大量凤凰等祥瑞现象，甚至以“神爵”“五凤”“甘露”“黄龙”等祥瑞为年号。这并非当时祥瑞异常频繁，而是宣帝出于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需要，特意重视并鼓励报告祥瑞，以此彰显天意支持。
宣帝原本出身民间，他即位后特意平反了董仲舒再传弟子眭弘。此前，昭帝时期曾发生枯树复活、虫咬叶成字等“怪事”，眭弘用灾异论解读为平民将登大位、汉朝需顺应天命，这一说法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宣帝继位后反而应验。于是，灾异转化为祥瑞，成为宣帝证明天命所归、加强合法性的工具，也推动灾异与祥瑞政治文化在朝堂上盛行。
汉宣帝神爵元年，后将军赵充国奉命平定西羌叛乱。战事胶着时，汉宣帝下达敕书，其中有“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之语，催促赵充国把握战机，急速进兵。图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现藏于新疆博物馆。
士大夫、皇帝会根据自身利益灵活切换解释，借此批评对手或强化自身地位。祥瑞和灾异往往作为同一逻辑下的“正负极”，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神秘底色。这种随需应变的灵活话语体系，是灾异文化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灾异论是一项技术活？
还是只是一种话语？
人们容易把灾异文化简单归为儒家的政治产物，或者反过来看作单纯的技术。书中指出，“学理”和“实用”两种取向，在灾异文化中其实长期共存，既有矛盾又互为表里。
灾异的数术传统起源更早，强调天象变化的吉凶预测，注重预言和占卜，满足君主和社会对未来命运的焦虑。而儒家灾异论则吸收了这些数术形式，强调将灾异与道德政治关联，包装成一种“君子之道”的表达。
表面上儒家排斥“小术”，但实际上他们不得不借助数术的话语体系增强灾异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比如国家面对日食，会有一整套仪式与仪规，看似源自儒家经典，实际上大量借用了数术原理和技术。
灾异论的“学理取向”导致丧失立场的技术化，消解“天”的权威，最终自我否定;而“实用取向”同样会偏离儒家之“道”，为权力所左右。灾异的政治文化史，折射出中国古代学术面对集权政治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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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治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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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
《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
